关于低工资的社会学思考

冯钢 刘阳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廉价要素投入。其中对于一些诸如土地、矿产等不可再生型资源的开发利用目前已经引起全社会和政府的警觉，并提出相应的“节约型社会”发展理念。但是对于廉价劳动，由于它在自然属性上似乎不属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因而至今仍未引起应有的关注，低工资现象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

像福建、广东、浙江这些经济起步比较早的省份，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当地经济生活水平和物价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民工的薪酬水平并没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就最低工资标准而言，劳动密集型产业聚集的福建莆田市、泉州市的最低工资仅为350元；到2004年，最低工资标准较高的浙江省也只有620元。据有关调研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民工的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我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是非常之低，根据世界制造业协会2003年的数据，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小时工资只相当于墨西哥、马来西亚的1/4，是美国、日本的1/40。这里的小时工资还是从月工资推算而来的，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民工大多数工作时间都超过8小时/每天、5天/周，那么中国工人的实际小时工资要更低。

 

对于低工资现象最为普遍的认识是所谓“比较优势”，低廉的劳动成本被视为商品价格优势和吸引资本的主要因素。因此，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为节省人工成本，绝大多数工厂都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线来确定工人的底薪。同时，地方政府为吸引资本，也竭力维护低工资。当某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希望本省所辖市的劳动局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时，某市一位分管副市长明确表示不同意调高。理由是，调高最低工资水平会赶走外来投资者。一些地方政府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

低工资与高利润以及经济发展的正向关系似乎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信条，于是，既然“发展是硬道理”，那么低工资就成了亿万劳动者不能不为发展而承担的沉重代价。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低工资绝不与廉价劳动力等同”马克斯•韦伯在上世纪初（1905年）就郑重警告过世人，对此，帕森斯也曾解释到：“必须记住，这是二十五年前写的。这些论述现在看来是老生常谈了。但在当时，不要说在商人那里，即便在经济学家之中也很新鲜。”的确，我国发展市场经济也才短短二十几年，对许多问题也都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早、更好地总结和吸取发达国家曾经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也许还可以更少地支付所谓“发展代价”，还可以让社会劳动阶层更多地分享发展成果。

 

（二）低工资有“比较优势”吗？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际分工专业化及贸易是有益于交换双方的。各国根据自己生产某种产品的特殊条件确定专业化，通过国际贸易，换取其他商品，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就是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他那著名的关于“酒和布”的例子告诉我们：

　　

专业化前				专业化后
酒         布       总计				酒         布       总计
葡萄牙	80	90	170	160		160
英  国	120	100	220		200	200
390				360

　　

葡萄牙能用80小时生产1单位酒，用90小时生产1单位布。英国则用120小时生产1单位酒，用100小时生产1单位布。如果两国处于隔绝状态下，生产上述酒和布的总时间就是390小时。如果葡萄牙专生产酒，英国专生产布，并通过贸易交换各自所需，那么，同样生产这些酒和布，所需的劳动时间就是360小时。即葡萄牙以160小时生产2单位酒，其中1单位用来交换英国的布；英国以200小时生产2单位布，其中1单位用于交换葡萄牙的酒。

葡萄牙因此获得10小时的利益，英国获得了20小时的好处。总共30小时的好处虽然分配不平等，但双方都获得了好处。从劳动价值的交换来看，葡萄牙用80小时劳动交换英国100小时劳动，这也是不平等交换，但在使用价值上看，英国还是获利了。交换的商品中包含不平等的劳动量，只是反映了英国较低的生产率水平。交换之所以会在专业化基础上进行，是因为比较成本，即在葡萄牙国内，1单位酒=8/9单位布，而在英国国内，1单位酒=12/10单位布，也就是说在葡萄牙看来专业生产酒是合算的，而在英国看来专业生产布是合算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必须是不可流动的。显然，如果资本可以流动，那么就不会是葡萄牙专门生产酒，英国专门生产布，而是英国人带着资本去葡萄牙，既生产酒也生产布。因为这样，生产同样的2单位酒和2单位布，就只需340小时劳动即可。关键是劳动要素，李嘉图认为劳动力会不会流动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流动只是意味着劳动力报酬趋于相同。但是李嘉图认为，工资总是以生物学规律决定的，它不可能低到不足以糊口的水平，因为工资低于最低水平工人就会饿死，工人减少就回促使工资上涨；如果工资高于最低水平，人口繁殖多育造成就业困难，工资又会降到原来的起点，这就是所谓“工资铁律”。所以他认为无论劳动力是否流动，各国实际工资都是相当的，即都只维持在仅足以糊口的水平上。所以“比较成本说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资本的不可流动性，而不是假设的资本和劳动二者的同时不可流动性。”[ii]在这种条件下，交换价值就是根据需求来决定了，是建立在一个主观因素上的因而是无法确定的。但是通过成本率可以决定交换价值的上下限，即1单位酒＝8/9单位和1单位酒＝12/10单位布。　　

希腊经济学家A·伊曼纽尔在分析不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问题时，首先对公认的比较成本理论提出挑战。他认为，如果按照比较成本理论的假定，一切生产要素都不能流动，国际间的交换价值就应该完全根据需求变化来决定，那么发达国家的需求与不发达国家的需求在总体上应是均衡的，但为什么国际贸易却总是不利于不发达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呢？

他批评普雷毕什等人把“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归结为第三世界出口的初级产品缺乏“需求弹性”。[iii]因为事实上，第三世界国家不管出口什么产品都会遭受贸易条件恶化带来的损失，相反，发达国家即使出口初级产品也仍然能获得好处。例如，纺织品是一种加工业产品，早期英国出口纺织品获得了巨大利润，而现在一些亚洲的贫穷国家出口纺织品则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丹麦、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虽然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木材、农产品，但也仍有利可图。因此伊曼纽尔写道：“是不是类似存在着某些被诅咒的商品呢？或者讲，是不是由于某种原因，生产要素的不可流动性这一教条，使我们看不到有这样一类国家，不管它们生产什么商品，总是以较多的国民劳动换取较少的外国劳动呢？这就是我们研究所要回答的最最基本的问题。”[iv]

伊曼纽尔认为，近百年来的国际贸易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不可流动这一假设前提之上的，恰恰相反，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导致资本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因此，国际贸易交换价值的形成问题就不能以主观的需求来解释，而必须重新用劳动价值理论来说明。伊曼纽尔认为，可以把马克思的国内生产价格理论推广到国际领域中去。于是，问题的关键就从产品的需求弹性转向了因生产要素流动而产生的劳动力价格问题。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解决了价值规律基础上利润（剩余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资本在一国之内的自由流动，即自由流向其使用最有利的部门，因而最终各部门的资本家，不论从事哪一种商品生产，都能够大体上比例于他们的资本量而获得相应的利润，即利润平均化。于是，所有商品就不再是按其价值（生产成本加剩余价值）来确定价格，而是以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来出售了。马克思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情况以下述图表形式概括出来：

　　

　　

　　

从图表中可以明显看到，等量资本（c+v）得到的利润是相同的。但相同的生产价格它们各自的价值（c+v+m）是不同的。由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所以第Ⅲ部门有10单位的剩余价值转移到第Ⅱ部门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交换虽然是“不平等”的，但这是因生产率不同而造成的。生产价格在这里是作为竞争性的制度的固有因素起作用的，否则企业的有机构成提高反而只能获较小的利润，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所以，伊曼纽尔并不将此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

如果直接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用于国际领域，那么就有如下图表：

　　

　　

这个表中，除了K、P、L 不同外，其他情况A、B两国都一样，它更明显地反映了按资本量获取报酬的情况。尽管A、B两国商品的价值相等，但因生产率水平不等，投入资本额不等，所以生产价格就不等。即A国的170单位国内劳动换取了190单位的国际劳动，但B国同样是170单位国内劳动却只换取150单位的国际劳动。当然，这种“不平等”现象并不是对外贸易特有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存在这种现象。

那么什么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呢？伊曼纽尔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是就一国内的情况而言的，因此不能直接套用，这里需要作些修改。最关键的一点是，就国内情况而言，马克思假定了剩余价值率在国内各个部门之间都是相同的，即都是100%。

从前两个图表中可以看到m/v　 　　　都等于1，这意味着国内的工资水平是相似的。剩余价值率所表明的是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按照怎样的比例在剩余价值量和工资之间进行分配的。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因此工资就其按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讲也是相似的。但就不同的国家来讲“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事实上，现在各国的工资差距，特别是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工资差距相差甚远。所以，伊曼纽尔认为，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推广到国际领域是可行的，但又必须考虑到各国间剩余价值率的不平等。如果假设，A国的工资是B国的5倍，那么情况会是如何呢？

　　

    

与前一图表相比较，可以看到，仅因工资（v）及剩余价值率（m/v　 　　　）的变动就造成A、B两国相同的国内劳动换取不同的国际劳动间不平等差距的迅速扩大，即　 　　　150/190＞110/230　 　　　。也就是说，在前一情况下，还只有20单位的剩余价值从B国转移到A国；而在后一情况下，仅仅是工资与剩余价值的比例发生变化，就引起60单位的剩余价值的转移。后面这40单位的价值转移完全与投入总资本无关，仅仅是因剩余价值率的不平等引起的。

所以，伊曼纽尔所说的严格意义上的“不平等交换”，就是指由于剩余价值率不平等引起的不平等交换。这恰恰正是对外贸易中所特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交换的极端形式，即A、B两国的生产率完全相同，只是工资悬殊因而造成价值从一国向另一国转移，这种现象在目前国际间似乎更为常见：　　

　　

　　

图表中所有其他栏目的数值都相同，不同的只是工资在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于是，就有40单位的价值从B国转移到了A国。在今天，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出口部门都已逐步采用现代技术，有些部门，如石油、采矿及矿物初加工等的现代化程度已相当高了。但是，即使它们的生产率水平与发达国家完全一样，它们的工人工资水平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此，最后这个图表所概括的情况更具有较深远的现实意义。

伊曼纽尔的结论是，由于工资不平等，所以才会导致交换不平等。因为与两国工资相同的情况相比，低工资国家对其进口货要支付更多，而对其出口却不能取得较高价格。因此，为了取得一定量的进口货，它必须出口更多。与此相反，高工资国家可以用一定量的出口货换得更多的进口货。　　

伊曼纽尔和依附论者一样，也认为不发达状况是直接由于资本缺乏，但依附论认为，缺乏资本的原因是外国投资者把大部分利润汇回了本国，并给不发达国家留下了一个出口经济结构，使它难以发展本国工业。

伊曼纽尔则认为情况相反：缺乏资本是由于不发达国家的低工资无法形成市场不能吸引资本，以至于本国资本也会外流到高工资国家中去，尽管这种资本在低工资国家本来就少得可怜。

在伊曼纽尔的学说中，社会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持传统理论的批评者指责伊曼纽尔颠倒了工资水平取决于发展程度的正向关系，但伊曼纽尔则执意强调“工资是独立变量”，它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他对马克思关于决定工资水平的历史和道德因素作了独特的发挥。

我们完全可以从对一些历史现象的解释中来理解伊曼纽尔的观点。

比如，对同是殖民地的北美和拉美却有不同发展结果的解释。传统解释强调的是生产关系的差异，即移民的组织者和移民来自的国度不同，从而把西欧各国生产关系的水平差异一同带入美洲：西班牙把与当时国内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移入拉丁美洲，而英国人从西班牙手中夺走了北美，并把英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移植于北美。[v]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那么同是英国的殖民地，南非为什么就远远落后了呢？更何况还有许多英国的附属国甚至还不如南非。伊曼纽尔认为，原因在于北美的移民起初虽没有资金，但却带进了较高的生活水准和作为背井离乡之补偿的额外需求，他们的劳动力比留在英国国内的劳动力昂贵得多。这些移民社会不仅迅速发展起来，而且赶上和超过了本国发展水平。

但拉美情况就不同，不仅移民的生活水平一开始就比较低，而且由于土著居民有一部分幸存下来以及同殖民者通婚，移民劳动力的价格一直很低。当然，封建制度也可以作为造成拉美收入的一个补充性因素（在拉美开垦土地必须交纳租税，而在北美则可开垦免除租税的土地）。

再比如，比利时在加拿大投资钻探石油，其后又将利润投资建设炼油厂，再后又将收益投资建立石化工业等等，最后它的资本就“加拿大化”了。而同是比利时的资本在刚果投资开发铜矿，但在铜矿装备完成之后，投资便停止扩展了，投资所得利润自然汇回国内。不是比利时有心使加拿大发展而阻止刚果发展，而是加拿大的工资高，人民生活水平也高，于是就为各种石化产品提供了市场。但在刚果则相反，工资和生活水平低下，没有其他什么能引起投资兴趣，除了可供出口的原料。

伊曼纽尔把工资差异看作发达与不发达的原因，而他的批评者坚持工资差异是发达与不发达的结果。根据后者的看法，高工资是由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力决定的。

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工资问题上一再强调工资不是劳动的价格，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它的价值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由它的生产条件决定的，而跟它的使用价值即劳动生产力无关。把工资说成劳动本身的价值，这恰恰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

如果说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人工资总会提高，那么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工人的实际工资的稳步提高。事实上，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即使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工人阶级也必须靠斗争来争取提高工资，即由非经济因素（如罢工、工会斗争等）来决定。

所以正如恩格斯所说：“既然这种生产率提高以后的产品不属于雇佣工人，既然工人的工资不由生产工具的生产率来决定，那么，生产率的提高对雇佣工人究竟有什么好处。”[vi] 　　

　　

（三）工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　　

　　

既然生产率水平与工人的工资水平无关，那么，为什么不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总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呢？如果不是生产率，那么造成工资水平差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沃勒斯坦做了回答。　　

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结构的分析是建立在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理解基础上的。他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用来指某一类社会或国家的形容词。

资本主义，正如马克思所严格限定的那样，它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必然是与扩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必然是一种世界体系，它不能不包括世界经济结构的“边陲”部分。离开了“边陲”，“核心”就难以存在，更谈不上发展。如果说，依附论只是从历史现象上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非西方社会的不发达状态这一过程，那么，沃勒斯坦则试图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来说明“核心”与“边陲”的内在联系。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在政治地理上的扩张，就是把全球原来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地区“转化”成这个体系的边陲（或半边陲），而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动力就是资本积累。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积累问题作过十分详尽的分析。一般对马克思这一理论思想的理解是，资本积累分两步进行。

首先是原始积累，即通过掠夺活动，从资本主义体系外的民族那里夺得财富，并用于最初的资本积累。如果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原始积累是通过非雇佣关系来获得剩余价值的。例如马克思讲的商业资本的形成，通过剥夺农民土地形成大土地所有者以及租地农场主的产生等等。

其次，在原始积累之后，便出现了以雇佣关系为特征的典型资本积累，这就是通过剥削受薪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实现资本积累，形成了资本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产生更多资本，这样一个资本自我膨胀的过程。从逻辑上讲，原始积累是资本积累的起点，其作用是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分离，从而造成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阶级和不得不以出卖劳动力为声的无产阶级的两极对立。于是就有了以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积累过程。

按照上述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以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典型资本积累。资本原始积累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主义的产生应以１８世纪工业革命为标志。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完全可以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看成是可以离开非工业化生产方式而独自进行的。

沃勒斯坦不同意如此理解资本积累。他认为，雇佣劳动和非雇佣劳动同样都是资本积累的主要形式。而且，资本家从非雇佣劳动获取的利润要比从雇佣劳动中获取的更多。

换句话说，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不“原始”，它只是逻辑上的起点。而在现实中原始积累始终伴随着典型资本积累。其主要表现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核心对非工业化的边陲的剥削。

在世界体系中，不仅有受薪工人，还有各种非工资劳动力。从奴隶直到小生产者，他们的劳动去都被纳入了资本积累的过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根据这种情况，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早在１６世纪而不是１８世纪。

顺便提一下，有些人认为沃勒斯坦把资本主义起源提前两个世纪，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理论的异议。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沃勒斯坦之所以要把资本主义时代提前，目的在于将“原始积累”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况且，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不止一次指出，资本主义时代是从１６世纪开始的。[vii]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是什么？是工资劳动呢？还是其他的形式？沃

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剥削的特征是工资劳动与非工资劳动的混合，而不是单纯的工资劳动。沃勒斯坦认为，从经济角度来看，工资劳动与非工资劳动这两种形式并没有多大的差别。无论哪一种形式下创造出来的新价值，除被剥削者榨取的那部分以外，总有一部分要用于维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部分，不管以工资形式或以其他形式支付，其实质都一样。

区别并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政治方面。从对劳动力的控制来看，工资形式与非工资形式显然是不同的。资本家总是倾向于足以使他们获得最大收益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是，究竟哪一种制度更适合资本家的利益，这是因时而异的。重要的是，对资本家来说，工资劳动形式并不见得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佳选择。因为非工资劳动的存在往往能使资本家获得更大的收益。换言之，资本家并不情愿把劳动者全都变成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工资劳动者）。

工资劳动的假设是，工人的劳动力再生产全部有赖于工资收入。按资本主义“工资铁律”，工资水平仅足以人及其家庭糊口。也就是说再不能低于这个水平了，否则就会造成劳动力人口减少，供小于求，工资水平仍会回复。

但是，由于工资支出是与剩余价值分割的，能减少一分工资支出，资本家就能多得一分剩余价值。因而，只要有可能，资本家就会压低工人工资。这种可能性，由于非工资劳动的存在而成了现实，即由于工人及其家庭的非工资劳动所得用于家计，因而使得“最低工资水平”可以降得更低。

例如：在不发达国家，工人来自农村，家里仍有一些务农劳力或家庭其他成员的一些营生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最低水平就绝对不会是以工人及其家庭生活的全部需要为标准，甚至还可能低到不足以维持工人本人生存的水平，因为非工资劳动弥补了这个“不足”。

这种情况并非只存在于今天的不发达国家。在欧洲，从１６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使农民失去了土地，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在逻辑上是资本主义工资劳动的前提，但在现实中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就把劳动者都变成为无产阶级，而是使劳动者逐渐“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

从世界范围来看，典型的无产阶级家庭，即除工资收入外再无其他收入的工人家庭，迄今为止仍只是极少数，主要都集中在发达国家。绝大部分的劳动力都是所谓的“半生兼业的无产阶级家庭”（part-lifetime proletarian households），也就是说，这些劳动者一辈子的总所得并不完全来自雇主。除工资收入以外，他们还有其他所得来源。例如，家庭主妇的家务劳动，就是最普遍的减少生活花费的劳动。又如屋后院前的小块菜地，生产蔬菜或其他食物，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甚至在五十年前匹兹堡的工人也还从事这样的生产。再有，工人的孩子用平日捡煤渣等收入补贴家用等等。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欧洲还是非西方地区，越是在资本主义早期，非工资劳动的比重越大。所以，沃勒斯坦强调，对资本主义而言，真正重要的并不是受薪劳动者存在与否问题，而是如何把受薪劳动者综合起来利用。

沃勒斯坦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实质的分析，补充了Ａ·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伊曼纽尔运用国际均衡价格理论说明了国际间不平等交换的关键因素是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工资率不平等，但他没有回答造成这种工资率不平等的原因。沃勒斯坦的分析不仅有助于说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工资率的不平等，而且也解释了一国之内，如存在于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按照沃勒斯坦的分析，极低的工资率意味着工资水平大大低于维持劳动力再生产的“最低水平”，这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非工资劳动，可以减少生活花费。这也就是说，当一个劳动者家庭从世界经济体之外而开始被纳入这个体系时，它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工资报酬总是大大低于“最低水平”，而且资本家阶级也总是尽可能地设法维持非工资劳动的存在，以便获取更大的利润。

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发展过程又倾向于不断地把全部劳动者都纳入雇佣关系之中，即逐渐使劳动者趋向“完全无产阶级化”，就像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一样，这个过程即所谓“核心化”过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矛盾，因为劳动者的“完全无产阶级化”，意味着工人及其家庭将完全靠工资收入生存，即工资水平将逐渐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工人家庭的实际所得逐渐增加，而资本家所获剩余价值就相对地逐渐减少。为了维持资本积累的那种“原始”性，资本主义就必然会不断地向存在着非工资劳动的“落后地区”扩张，不断地使这些地区纳入世界体系且使它们“边陲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体现在“核心——边陲”的关系上。这种关系从１６世纪的欧洲开始，２０世纪已扩张到了全球范围。　　

　　

（四）低工资有利于民族经济发展吗？　　

　　

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在论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时曾着力强调一个基本观点：低工资不可能产生高效率。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从它一开始起步，就一再地采取减少工资的方法……然而，尽管过于庞大的一支后备军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量的扩大，但是，它却阻滞了向使用更高劳动强度的企业类型的过渡。低工资绝对不与廉价劳动等同。从纯粹量的角度看，劳动效率会随着工资不能满足生理上的需要而下降，而这归根结蒂甚至意味着不适者生存。”[viii]

所谓“不适者生存”，是指由低工资造成的低效率、低技能、低教育程度、低身体低素质的劳动者，因其对低工资条件的适应而淘汰高身体素质、高技能、高效率、高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因为后者必须要有高工资来维持。

如果一个国家只是为了眼前的所谓“经济利益”而不惜以牺牲民族素质为代价，那么，“不适者生存”的法则就会最终使这个民族在残酷的经济斗争中一败涂地而无以自拔。

因为“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ix]

    诚然，就“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而言，韦伯当年面对的现实，是大量适应低工资生存条件的波兰民工在德国东部的普鲁士容克庄园区中挤掉了相对高素质的德国农民的地位。

当“不适者生存”法则在两个民族之间产生影响时，以普鲁士容克阶级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事实上成了反对德意志民族未来的“内奸”，他们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用低工资大量雇用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期望甚低的波兰民工，从而使得在心理、文化和生理素质方面较高的原东部日耳曼人不得不放弃土地背井离乡。

据此，韦伯猛烈地抨击所谓“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他说：“当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如此自信地一往直前时，那就已经有落入幻觉的危险，即过高估计了自己这种视角的重要性，尤其是把一种只具有相当限定性的视角当成了唯一的视角。”[x]（韦伯，1997，94-95）他说，经济政策必须为之服务的最终决定性利益乃是民族权力的利益，“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仆人！这里所说的政治并不是那种某人或某阶级在某一时期碰巧执政的日常政治，而是整个民族长远的权力政治利益。”[xi]（韦伯，1997，93）。

虽然我们今天面临的“不适者生存”并非直接发生在不同民族之间，但是低工资却同样是在直接削弱我们民族的利益，目光短浅的既得利益者同样是在无视我们民族的未来。

如今更为令人担忧的是“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似乎已经成功地摆脱了政治、文化、社会的“束缚”正以超越一切的傲慢态度恣意妄为，以至于不仅把未来，甚至把现实都作为“经济利益”的代价送进了当铺。假如一个民族今天的“经济强人”实际只是一批鼠目寸光“政治侏儒”，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还会在哪里呢？“当我们超越我们这一代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将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正是这个问题才是政治经济学全部工作的基石……政治经济学正是这样一种以‘人’为对象的科学，它要研究的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生存状况中成长起来的人的素质。”[xii]

同样，当马克思说“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时，他不仅只是在否定所谓劳动力的单纯市场定价，更重要的是他在告诉我们，劳动力的价值实际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综合发展水平；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的价值不仅仅反映了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道德发展水平、政治发展水平和整体社会的发展水平。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8-31 19:44:3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