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奠定了经济学的根基，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经济人假设，其理性自利带来了竞争与效率，形成了自然秩序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繁荣。“我们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宰商、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

令人遗憾的是，斯密忽略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与杀戮，圈地运动、非洲贩奴、假冒伪劣、财务欺诈、庞氏骗局、垃圾债券、走私贩毒，资本为了利润无所不及，时刻印证马克思的断言：“一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非常胆壮起来。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

由此，经济人自利的假设必须防止走极端，即不存在100%的自利。一个社会人要在部分公益心的基础上利己，只有这样，才能在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创造性的同时，达成自然秩序，增进社会福利。

而其相反面则是利他假设，且是极端的，即100%的利他。这不但有悖人性，而且是不可能达到的，因为人是有差别的，且无法根除，一旦有一个人达不到100%的利他，也就是有一丝的自利，那么，他将是整个系统的最大受益者，于是群起仿效，系统崩溃。高明的社会管理者不是对利己思想与行为完全消毒，而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经济制度应该鼓励成员贡献、节约，利用其理性自利与自立的天性，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冒险性在增加自身福利的同时，使社会财富增加。

完备高效的法律体系产生正向激励的产权制度，它的本质是寻找更有效的财富管理者。但该产权在私有的基础上要有一定的社会公共属性，既要追逐个体利益，又要履行社会责任，也就是有限产权。

斯密与萨伊以自然经济小业主的眼光观察经济世界，认为生产剩余的目的在于满足自身需要，货币仅仅是交换手段，存货就是财富；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与目的在于追逐利润，实现资本的增值。令人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区分实物利润与货币利润，微观利润与宏观利润，从而将微观个体实现的剩余价值等同于宏观价值，进而全面否定了资本主义微观的生产方式，微观与宏观的公有经济解决方案并没有成功。

微观上的私有可以激励竞争，提高效率，实现实物利润；但整体的货币利润则显然不能依靠内部的消费需求，只能有赖于居于宏观地位的央行来实现，这决定了央行不能是私有的美联储，而必须为公有的人民银行，其发行的货币不能是债务货币，而是不需偿还的、与实物利润同步的增长货币，该方案即为宏观的、央行购买准公共品为社会免费使用，以实现剩余产品的社会价值。

美日欧实施的量化宽松为实现货币利润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但由于央行的私有特性，带给社会的只能是债务的增加。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储备需求产生的社会公共品为社会成员免费使用，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斯密的微观私有与马克思的宏观公有的伟大结合，它使每位成员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极大地调动了成员的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提高了成员的幸福感，增加了凝聚力、向心力，指向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