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海外投资在方向选择上需要注意优选项目、发展加工贸易、开展国际并购和互联互通。海外投资的战术则要注意经济效益、多元化投资、内部协调，同时国内应抓住这一机遇进行农业现代化改革。

一、海外投资在方向选择上应把握好的四个重点

　　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海外投资在方向选择上有以下四个重点。

　　第一，为了获取更多能源资源的勘探权、开发权（包括农产品海外供给基地），优选项目进行投资。

　　在海外很多地区，特别是中南半岛地区，资源勘探程度很低，例如老挝、柬埔寨、缅甸，没有经过认真的地质普查，至今不清楚本国有什么矿藏。我们应围绕打破中国未来发展所面临的能源资源瓶颈约束，寻找国内短缺的能源资源来进行海外投资。

　　我曾到老挝、柬埔寨、泰国做过考察，湄公河流域光、热、水、土资源非常丰富，特别适合水稻等农业种植，但是由于缺乏市场需求，水稻本来可以一年种三季，现在只种一季。将来该地区可以成为我国水稻等农产品的供给基地。中国西南的云贵川地区地形并不适合种植水稻，将来这些地区的大字报田可以退耕还林还草，恢复生态。

　　我们可以输出工业品来换取农产品，这是一笔合算的生意。比如，英国一年出口6000辆汽车换回的粮食就能满足全国的需要。将来我们要使中南半岛成为我们矿产、能源、农产品的供应基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我们同他们之间是垂直分工，开展投资和贸易，可以把他们的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实现互利双赢。将来，再帮助他们逐步发展资源的加工业，我们再以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换回资源、劳动密集型产品。

　　第二，发展加工贸易，以资本输出带动商品劳务输出，创造出口需求。

　　现在我国不仅是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具备了海外投资能力，家电、汽车、钢铁等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都具备了海外投资能力。这些产业到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投资，可以起到一箭三雕之效果：一是可以带动零部件、原材料和劳务出口；二是可以转移消化国内过剩产能；三是可以将部分外汇储备转变为海外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益。

　　第三，开展国际并购，提高国内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

　　这主要是针对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市场和管理等因素，很多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还有一些家族式企业，由于后代不愿意接班，急于转让出去。这些企业拥有较好的技术资源和国际营销网络，给我们带来并购的机会。

　　通过国际并购，能够迅速提高国内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经营能力，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前年，国内的国宇集团收购了德国的威尔博特公司，后者是全世界最有名的生产塔吊的专业公司，拥有80多年历史。过去三一重工想以8000万欧元收购，人家不卖。后来，该公司遇到经营困难，国宇集团以300万欧元就完成了收购，第二年开始盈利。

　　第四，到海外进行工程承包，带动劳务、建材和施工机械的出口。

在实施互联互通战略中，应当让较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这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来。

二、开展海外投资在战术上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开展海外投资，对我国企业来说，尚缺乏经验。在战术上，我认为有四点需要注意：

　　第一，选择投资项目，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中应以经济效益为主。要对投资项目进行深入的技术经济上的可行性分析，选择效益最好、投资回收最快的项目进行投资。包括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也要选择经济效益最好的。

　　比如现在从西哈努克港到金边修一条高速公路，只有200公里，肯定盈利。再比如现在泰国军政府积极推动的克拉运河项目，最短的地方才80公里，如果把这条运河修通了，我国远洋船舶就不需要再绕经马六甲海峡，航程可缩短1600公里。像这样短平快、效益好的项目，不一定局限在“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上。总之，海外投资必须首先考虑投资回报率和投资回收年限。

　　第二，投资股权要多元化，尽量不要单干。要注意拉一些有影响的外国公司联合投资，经验证明，这是规避风险的重要途径。比如在缅甸建密松电站，对于带动缅北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本来是一件无可挑剔的好事，但是由于外国敌对势力挑拨，鼓动当地人闹事，工程刚刚展开，不得不停下来了，损失巨大。

　　还有一个铜矿，由中国企业开采，敌对势力鼓动一些和尚闹事，使项目难以顺利进行。但是，缅甸皎漂港的港口和天然气开发项目进展顺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与韩国、印度，以及当地的公司联合投资。刚才李若谷同志讲在澳大利亚中铝注资力拓交易失败。但在此之前，由中铝与美铝联合注资力拓就成功了。这次之所以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听从力拓意见，不再与美铝合作。所以，与外国跨国公司合作，形成多元化的投资结构，更容易规避风险。

　　第三，要加强内部协调。现在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竞相压价，肥水流入外人田的现象很多。这方面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通过行业协会和驻外使领馆进行协调。

　　日本驻外使领馆有一种权力，一旦发现日本企业在海外打内战，可以命令日本企业全都撤回去，内部协调好了再出来。在中国，协调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企业，应该比日本企业间的协调更容易，要把这个权力交给我们的大使馆、行业协会，光靠南车、北车合并避免内部竞争是不行的。必须强化我国驻外使领馆和行业协会在海外投资中的协调职能。

　　第四，再次聚焦农村改革，缩小以致消除城乡发展差距。随着海外投资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海外转移。要抓住机遇，加快农村改革，把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工的市民化结合起来，尽快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达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使农村人均收入水平赶上城市人均收入水平。

　　这样到2022年，我国人均GDP有可能达到12000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到2030年，达到17000美元。在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之前，在国际上都属于快速增长期。所以，如果再次聚焦农村改革，加快土地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使中国农业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上，提高户籍的城市化率，使城市化率达到70%，就可以支持中国经济以7.5%以上的速度保持到2030年。否则，如果等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都转移出去了，农村仍然是一家一户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模式，那就只能长久地依靠财政补贴。

　　我们长期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甚至有可能被拖入中等收入陷阱。以日本为例，前年日本农业增加值是5万亿日元，财政对农业补贴也是5万亿日元。日本200多万个农业经营主体一年创造了一个零。中国现在各级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包括水利投入已经超过5万亿元，而农业增加值也不过5万多亿元，农业增加值与财政投入总额已经接近。这种低效率的农业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有一件事让我很纠结：现在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向东南亚、南亚转移，而我国农村还有2.4亿农业劳动力亟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如果等到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部分转移到了海外，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将窝在农村，失去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前年我随曾培炎同志到孟加拉的达卡考察，在一次中资企业座谈会上，一位福建的服装企业老板讲，他把工厂从泉州搬到达卡，劳动力成本从每月三千元降到了八百元；由于孟加拉是最不发达国家，欧美发达国家对其纺织品进口无配额限制，并实行零关税；此外，当地税收比较低，只交一种税，税率为20%。这位老板说，在这里办厂，想不赚钱都难。

　　所以，我们要抓住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机遇，再次聚焦农村改革，把农业富余劳动力吸引到第二、三产业就业，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如果这个政策落实到位的话，完全有可能通过10-15年的努力，把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使农民收入和城市人口收入持平，基本消除城乡差距。这件事应当与鼓励海外投资同步进行。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本文为作者近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第114期双周圆桌内部研讨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经作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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