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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
在克鲁格曼看来，美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三十年的时间，那时候贫富差距比较小，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享受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可惜在又一个三十年以后，美国现在的贫富差距很大，绝大多数居民对于现状表示不满。克鲁格曼认为，战后美国比较和谐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自然产物，而是罗斯福新政的结果，工会的力量得到发挥，强调对富人征税以支持社会保障和医疗服务，这样从两个方面“压缩”贫富差距。但是自从里根以来，共和党明显右转，为富人减税，削减和侵蚀社会福利项目，打击和瓦解工会，结果使得美国贫富差距的程度急遽上升。 但是，美国不仅GDP在增长，人均收入也在提高。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关键在于，不仅GDP很难直接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而且平均收入也不一定反映大多数人的情况。为此，克鲁格曼提出“比尔·盖茨进酒吧”模型：设想几十个人在一家酒吧消遣，他们的人均年收入是两万美元。现在，比尔·盖茨走进了这家酒吧，于是我们可以得到非常可靠的新的数据：消遣在这个酒吧的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已经从两万美元提高到过亿美元。问题是该酒吧顾客的人均收入的这种剧增，并不表明他们变得更有钱了。 所以，即使我们难以把关注点放在最底层的居民身上，至少也要把关注点放在“中间居民”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你打算描述一个群体的普通成员而非少数极佳者或极差者的境况，与其谈论“平均收入”，不如谈论“中值收入”，就是盯着从穷到富排在最当中的那个人的收入。回到上述模型，比尔·盖茨走进酒吧以后，平均收入固然大幅度提高，可是酒吧顾客的中值收入却没有多少变化。这才是事情的本质方面。关注内城工作机会
虽然克鲁格曼强调必须从政治制度和社会规范来改变贫富差距急遽扩大的现状，却也认识技术变迁使得下层居民生计变得困难。“内城工作机会”的下降，就是一个因素。
原来，在二战以后，数以百万计的南方黑人为寻找制造业工作而迁到了北方城市。当时，由于战时繁荣和战后和平时期出现的消费热潮，这样的工作机会很多。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由于生产与运输科技日新月异，制造业开始迁出拥挤的城市工业区，转向远郊的工厂，结果在穷人和黑人居住的内城区，工作变得难找。由于无钱买车，他们被困在内城。结果在经济繁荣兴旺的同时，城市失业率上升，“内城”成为穷人聚积的“经济洼地”。
收入情况对于生活状况固然重要，但是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有独立的意义。克鲁格曼特别提到要看居民住所有没有“室内卫生管道”，要看居民是否不得不与别的家庭合用各种生活设施。联想到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城市居民没有自己的厨房、浴室和卫生间，不少住家甚至没有自己的水龙头，克鲁格曼的这些叙述，读起来真是特别亲切。
当今美国的富人“已经建立了一个自足自治的世界，一切齐备：自有的医疗体系（特殊服务医生）、交游网络（共有飞机、贵宾俱乐部）、单独的经济系统……富人不仅在变富，他们在变成经济上的‘外国人’，创建其自有的国中之国、社会中之社会、经济中之经济。”
CEO为什么跳来跳去
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原因，是由于电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市场“对重复性工作的职位的需求减少”。例如因为文字处理变得容易人们已经不大需要专职的打字员等原因，现代办公室里的秘书数量大大减少，但是经理人员的数目却没有减少；在商场和超市，条形码扫描技术器减少了收银员与存货监管员的数目，但是营销顾问之多却是前所未有。在整个经济中，诸如此类的情况很多。
贫富差距的另一个原因，是美国与低工资国家的贸易，减少了美国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对高技能工人的需求。
但是单单这些因素，还不至于说明现在那么大的贫富差距。须知，CEO的收入在20世纪70年代只相当于一般工人的几十倍，可是现在已经达到了几百倍。这是怎么回事？
克鲁格曼指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公司没觉得拥有一位著名的、有魅力的领导人有多么重要，CEO很少登上商业杂志的封面。在那个时候，公司喜欢从内部拔擢人才，并强调其注重团队合作的品质。可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CEO却变成了跳来跳去的“摇滚明星”，跳一次升一次，管理层薪酬动辄高达数百万甚至数千万美元。
之所以会这样，一方面是认为公司的盈利状况取决于其CEO的素质的看法占了上风，而且觉得公司越大，CEO对利润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CEO候选人的素质似乎已经变得一望可知：“每个人都知道谁是美国排名第100位的管理者、谁是第99位”。于是就发生争夺管理者的竞争，最终使“最好的”管理者入主最大的公司，使之“才尽其用”。这一理论的直接后果是，最高层对管理者素质认定的微小差异，也会转化为薪水的巨大差异，因为“对一个巨型公司而言，拥有排名第10位的管理者与排名第11位的管理者之间的差别，很可能就是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按照“论功行赏”，管理者的薪酬就应该是千万美元。
这个趋势的走到极端，甚至出现这样的逻辑：“股价停滞不前，照理说不应该奖赏CEO。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正是因为股价停滞不前，所以要加大对CEO的奖励。”
所以，克鲁格曼认为，薪酬水平的决定，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机制这只“无形之手”。在社会分配的问题上，“无形之手”应该受到制度和规范的制约。制度方面，体现为对富人多征税以支持社会福利，并且发挥工会的适当作用；规范方面，应该认识到“高层薪酬过高会影响团队的士气，容易引发劳资纠纷”。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是必须由政治举措来创造。”
贫富差距和不平等互相加剧
贫富差距很大，加上社会福利覆盖狭窄，一定会带来不平等。首先是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全美教育统计中心有一项调查，对比家庭经济条件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数学成绩在顶端四分之一和低端四分之一的八年级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自然，自己成绩好家庭经济条件也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最高，令人心酸的却是，自己成绩好可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学生，读完大学的比例不如那些自己成绩不好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
再者是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不平等。富人住在郊区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房子，或者毗邻名校，或者每天送去名校上学。穷人只能挤在没落的内城，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学校。
最厉害的，是缺乏医疗保险。《良知》有一章专门写医疗保险，头一句话就尖锐地指出，“美国不保障国民的基本医疗，这在富国中绝无仅有”。据说医疗保障市场化可以节省开支，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私有化，美国的人均医疗开支在全世界是最高的。成为讽刺的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在发达国家里面却最短。除了医疗保障不能盲目私有化以外，克鲁格曼还深刻地指出，“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在许多科技领域超凡出众的国家，怎么会有如此低效的医疗体系？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不幸陷入了这样一种体制：大笔的金钱不是花在提供医疗上，而是花在拒绝提供医疗上！”
就家庭生活而言，美国高度的不平等，压低大多数家庭本来已经可怜的购买力。例如因为没有医疗保障，就不敢消费。这是我们中国读者非常熟悉的情况。
克鲁格曼呼吁价值重建。他说：“不平等伤害我们的另一个途径是腐蚀美国政治。威尔逊总统在1913年说，若本国有人强大到可将合众国政府据为己有，他们将如愿以偿。这话几乎很难会出自一位当代总统之口。不过，现在有了这样的人，他们已将政府据为已有。虽然并不是全盘掌控，但金钱势力怪诞地扭曲美国政府政策的事例，几乎每周都被披露出来。”
中产阶级强大的比较和谐和富裕的社会，并不会随经济的成熟自动出现，而必须由合适的政治举措来创造，整个过程通常需要三四十年到五六十年。这一点，应该给我们以启示。
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教授。 曾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经济学教授。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始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等待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而他在1994年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他目前担任着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1991年，他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的第五人。人们普遍认为，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克鲁格曼是主流经济学派的衣钵传人和捍卫者，是萨缪尔森和索罗的爱将（他们三人同处一个办公套间）。但同时，克鲁格曼又是一位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理论开战。在过去十余年间，他出版了近二十本着作，发表文章几百篇。他的文笔清晰流畅，深入浅出，不仅是专业研究人员的必读之物，更是普通大众的良师益友。在公众的眼中，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大众经济学家
1953 年，克鲁格曼出生于一个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他在纽约的郊区长大，从约翰·F·肯尼迪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了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大学时代的克鲁格曼似乎更偏好历史，经济学的专业课修的不多，倒是天天去上历史课。不过，是金子总会发光。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著名经济学家诺德豪斯在偶然看到克鲁格曼的一篇关于汽油的价格和消费的文章后，为他对经济问题的深刻理解所打动，立即邀请他做自己的助手。大学毕业后，在诺德豪斯的推荐下，克鲁格曼顺理成章地进入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这个期间，由于个人问题，他的情绪比较低落，草草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以后，他奔赴耶鲁大学任教去了。
找回自信后的克鲁格曼初见成就
克鲁格曼在耶鲁大学也不得志，由于性格太强，他得罪了不少人，连研究生奖学金也丢掉了。1978年，他去探访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什（《宏观经济学》的作者），多恩布什的鼓励使他找回了自信，他发现自己找到了打开成功之门的关键。他开始写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
当年7 月，他把这篇论文提交到国民经济研究局的暑期研讨会上，参加这个会议的都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他开始宣读论文时，人们没有加以注意，都在相互交谈。渐渐地，大厅安静了下来，人们停止交谈，专心地倾听克鲁格曼的演讲。克鲁格曼一夜成名了！克鲁格曼回忆道：“那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90分钟。”
取得成功后的克鲁格曼
接下来的日子里，荣誉和金钱接踵而未，克鲁格曼开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发表演说，参加研讨会，会见各式各样的人。但是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忙碌的应酬之余，仍然潜心于学术研究。
1982 年，克鲁格曼刚从瑞典的一个国际会议回来就接到费尔德斯坦的电话，邀请他去华盛顿任职，担任经济顾问团国际经济学首席经济学家。华盛顿的经历并不愉快，他发现，在这个地方，好的分析者并不受重用，马屁精倒是如鱼得水。很快，他就产生了厌倦，不过，在华盛顿他又发现了自己的另一项才能：用简明易懂的语言讲述 严肃的经济学问题。1983年的总统经济报告就是由克鲁格曼主笔的。
拥有理想的克鲁格曼
华盛顿的一年使克鲁格曼身心俱疲。很长一段时间，他既不做学问，也不问政治。不过在外人看来，他混得很不错：年纪轻轻就成为终身教授，拿着丰厚的薪酬、常常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参加各种会议，甚至还写出了几篇挺好的论文。不过，克鲁格曼的内心极为失落，他说：“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克鲁格曼再次创作及影响力
1987年，克鲁格曼开始重新恢复了创造力，他写出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第三世界债务减免、欧洲货币体系的作用、贸易集团化。这些文章获得的好评打消了他对自己研究能力的怀疑，他开始开辟一个新的领域——新贸易理论。这些成就使他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1988 年，克鲁格曼出版了《期望减少的年代》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在美国引起轰动。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成为各大学和贸易公司的标准教材。各大公 司的总裁在看到他所著的书之后纷纷找上门来，请克鲁格曼为他们作商业咨询。为此，克鲁格曼专门雇了一名经纪人，不是为了拉更多的客户，而是为了提高价格， 使商人们望而却步。这段时期克鲁格曼发现了一个有趣的课题——经济地理学。他雄心勃勃地想把这个课题发展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并在这个领域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992 年的总统选举使克鲁格曼在全美国人面前大出了一番风头，他在电视上的经济演说给克林顿极大的帮助，但是克林顿在执政之后并没有启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而是 选择了伯克利大学的女经济学家泰森，原因在于克鲁格曼的性格过于刚直，在华盛顿和学术界都得罪了不少人。克鲁格曼自己也说：”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会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
1996年克鲁格曼又一次令世人大吃一惊，他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大胆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该书在短短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同时，克鲁格曼的经济地理学研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经济学界的许多人已经断言：克鲁格曼三年内必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亚洲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克鲁格曼成为焦点中的焦点，他与奥伯斯法尔德合著的《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也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面对荣誉，克鲁格曼是怎么想的呢？他说：“我们都想得到权利，我们也渴望成功，但是对我来说，最好的回报就是理解带来的快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9-24 4:25:43编辑过]
这样的人在中国就死定了，还发什么文章，出什么书？
应该早被和谐掉了，哈哈，经济学家需要有发表自己观点的空间才行
保罗·克鲁格曼的最新文章 Cash for Trash
做学术的人要坐得冷板凳～
克鲁格曼终于还是有所成的
每一个经济学家的理论都经历着被质询或者被改进甚至被推翻的过程，毕竟相对于比较完善的哲学体系，经济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经济学却刚开始不久
世界经济形势呈现复杂化、高速变化的特点，使经济规律的抽象更加艰难，所以更多的人走向了数学验证、计量的方面，相对于建立一个东西，破坏一个东西找出漏洞或者验证一个东西会容易许多
不可能希望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但是至少他的学术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Paul Krugman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13 October 2008
The 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08 to
Paul Krugman
Princeton University, NJ, USA
"for his 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s and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Patterns of trade and location have always been key issues in the economic debate.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free trade and globalization? What are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worldwide urbanization? Paul Krugman has formulated a new theo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He has thereby integrated the previously disparate research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geography.
Krugman's approach is based on the premise that many goods and services can be produced more cheaply in long series, a concept generally known as economies of scale. Meanwhile, consumers demand a varied supply of goods. As a result, small-scale production for a local market is replaced by large-scale production for the world market, where firms with similar products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assumes that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and explains why some countries export agricultural products whereas others export industrial goods. The new theory clarifies why worldwide trade is in fact dominated by countries which not only have similar conditions, but also trade in similar products – for instance, a country such as Sweden that both exports and imports cars. This kind of trade enables specialization and large-scale production, which result in lower prices and a greater diversity of commodities.
Economies of scale combined with reduced transport costs also help to explain why an increasingly larger share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lives in cities and why similar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ame locations. Lower transport costs can trigger a self-reinforcing process whereby a growing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gives rise to increased large-scale production, higher real wages and a more diversified supply of goods. This, in turn, stimulates further migration to cities. Krugman's theories have shown that the outcome of these processes can well be that regions become divided into a high-technology urbanized core and a less developed "perip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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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克鲁格曼：金融危机中的两类问题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写一些诸如如何救济购房者之类，有独特观点的的文章。也许我应该多写一点；然而在此之前我要先说一下目前经济中存在的两类问题。
如何维持金融系统的运行是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如果我们希望避免类似于1931年的经济大崩溃，就必须严控这个问题。而解决诸如如何救济购房者之类的问题，显然无法有效缓解银行的资本危机，也不能立即解除目前的燃眉之急。所以短期内解除金融危机的手段主要集中在注入资本和保证流动性上。
现在我们知道经济已经陷入了衰退；即使汹涌而来的金融危机得到了控制，衰退也将延续。我们必须在很多方面有所行动：财政刺激，中央与当地政府的援助，对购房者的救济等等。
两类问题的解决都很重要，我们同时应该清醒的意识到，解决其中一个问题并不能自动地把另外一个问题解决掉。实际上，可能直到下届总统离任，长期手段也不一定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另一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短期问题则最好在近些天就予以解决。
Two kinds of problems
One thing I’ve been asked is why I’m not writing more about relief for homeowners and other kinds of bottom-up aid to the economy. Probably I should be saying more. But in defense, let me say that there are two kinds of economic problems right now.
The most acute problems involve the run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This has to be brought under control if we want to avoid a 1931-style collapse. And things like homeowner workouts quite simply won’t deliver enough relief to bank capital, and certainly not fast enough, to help significantly on that front. So there’s a financial relief imperative, which mainly involves injection of capital and guarantees of liquidity.
Now, on top of that we’ve got the economy’s slide into recession, which will continue even if the high-speed financial crisis is brought under control. What we need there is action on many things: fiscal stimulus, aid to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homeowner relief, and more.
It’s important to work on both kinds of problems, but it’s also important not to imagine that solving either one automatically solves the other. And the slower-motion issues, realistically, won’t be effectively addressed for a while, probably until whatshisname moves out of the White House. The high-speed stuff, on the other hand, had better be addressed in the next few days.
注：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和国际事务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他曾经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名声大噪，克拉克奖被视为诺贝尔奖的重要指针,因此，保罗·克鲁格曼是诺贝尔奖的当然候选人。大约十年前，他的著作《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发表,一时洛阳纸贵。克鲁格曼在1996年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准确预言了亚洲金融危机。
这是他的博客地址: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
Moment of Truth
by Paul Krugman 10-09 2008 NYtimes
Last month, when the U.S. Treasury Department allowed Lehman Brothers to fail, I wrote that Henry Paulson, the Treasury secretary, was playing financial Russian roulette. Sure enough, there was a bullet in that chamber: Lehman’s failure caused the world financial crisis, already severe, to get much, much worse.
The consequences of Lehman’s fall were apparent within days, yet key policy players have largely wasted the past four weeks. Now they’ve reached a moment of truth: They’d better do something soon — in fact, they’d better announce a coordinated rescue plan this weekend — or the world economy may well experience its worst slump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Let’s talk about where we are right now.
The current crisis started with a burst housing bubble, which led to widespread mortgage defaults, and hence to large losses at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initial shock was compounded by secondary effects, as lack of capital forced banks to pull back, leading to further declines in the prices of assets, leading to more losses, and so on — a vicious circle of “deleveraging.” Pervasive loss of trust in banks, including on the part of other banks, reinforced the vicious circle.
The downward spiral accelerated post-Lehman. Money markets, already troubled, effectively shut down — one line currently making the rounds is that the only things anyone wants to buy right now are Treasury bills and bottled water.
The response to this downward spiral on the part of the world’s two great monetary powers — the United States, on one side, and the 15 nations that use the euro, on the other — has been woefully inadequate.
Europe, lacking a common government, has literally been unable to get its act together; each country has been making up its own policy, with little coordination, and proposals for a unified response have gone nowher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have been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And when Mr. Paulson announced his plan for a huge bailout, there was a temporary surge of optimism. But it soon became clear that the plan suffered from a fatal lack of intellectual clarity. Mr. Paulson proposed buying $700 billion worth of “troubled assets” — toxic mortgage-related securities — from banks, but he was never able to explain why this would resolve the crisis.
What he should have proposed instead, many economists agree, was direct injection of capital into financial firms: The U.S. government would provid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with the capital they need to do business, thereby halting the downward spiral, in return for partial ownership. When Congress modified the Paulson plan, it introduced provisions that made such a capital injection possible, but not mandatory. And until two days ago, Mr. Paulson remained resolutely opposed to doing the right thing.
But on Wednesda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howing the kind of clear thinking that has been all too scarce on this side of the pond, announced a plan to provide banks with £50 billion in new capital — the equivalent,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of a $500 billion program here — together with extensive guarantees for financial transactions between banks. And U.S. Treasury officials now say that they plan to do something similar, using the authority they didn’t want but Congress gave them anyway.
The question now is whether these moves are too little, too late. I don’t think so, but it will be very alarming if this weekend rolls by without a credible announcement of a new financial rescue plan, involving no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l the major players.
Why do we ne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ecause we have a globalized financial system in which a crisis that began with a bubble in Florida condos and California McMansions has caused monetary catastrophe in Iceland. We’re all in this together, and need a shared solution.
Why this weekend? Because there happen to be two big meetings taking place in Washington: a meeting of top financial officials from the major advanced nations on Friday, then the annual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World Bank meeting Saturday and Sunday. If these meetings end without at least an agreement in principle on a global rescue plan — if everyone goes home with nothing more than vague assertions that they intend to stay on top of the situation — a golden opportunity will have been missed, and the downward spiral could easily get even worse.
What should be don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should just say “Yes, prime minister.” The British plan isn’t perfect, but there’s widespread agreement among economists that it offers by far the best available template for a broader rescue effort.
And the time to act is now. You may think that things can’t get any worse — but they can, and if nothing is done in the next few days, they will.
http://www.nytimes.com/2008/10/10/opinion/10krugman.html?_r=1&em&oref=slogin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14 0:41:41编辑过]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0-16 1:07:11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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