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拉德福德·德隆（J.Bradford DeLong）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思想很重要。这是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对过去100年的两次最大经济危机所做的历史记录《镜厅》（HallofMirrors）给我们的教训。这两次危机一次是二十世纪的大萧条，另一次是现在仍没有结束、我们仍在近乎徒劳地竭力从中复苏的大衰退。
      艾肯格林是我的朋友、老师和导师，在我看来，他的著作是迄今为止对欧洲和美国决策者在应对近四代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崩溃的过程中措施心不在焉、干预半途而废的原因的最佳解释。
      艾肯格林认为，大萧条和大衰退是有关联的。对当前困境反应不力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在解释大萧条历史的竞争中胜过了凯恩斯主义和明斯基主义同道。
      在1963年出版的《美国货币史》（AMonetaryHistoryoftheUnitedStates）中，弗里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JacobsonSchwartz）指出，大萧条完全仅仅是因为美联储没有扩大货币基础、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路径导致的。如果货币存量没有下降，他们的观点认为，就不会有大萧条。
      这一解读不无道理，但它依赖一个关键假设。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药方只有在利率和经济学家所谓的“货币周转速度”——即货币转手的速度——基本互相独立的情况下才有效。
      但是，更有可能的情况是，因扩大一国货币供给的需要而进行干预、从而导致货币下降会降低货币周转速度，破坏预想的疗效。在这种情况下，结束大萧条还需要凯恩斯所呼吁的财政扩张和明斯基所提出的支持性信用市场政策。
      需要什么干预才能停止类似于大萧条的东西，原本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证据分析问题。在经济艰难时期，利率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认为的那样对货币周转速度几乎没有影响吗？凯恩斯描述的流动性陷阱--放松货币政策不再继续有效的情况--的概念是正确的吗？经济的货币存量足以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充当总支出的预测指标吗？还是应该像明斯克所认为的那样，信用渠道平稳地起作用才是更重要的因素？
      这些问题都是可争论的。但很显然，即使在20世纪70年代，也没有足够的实证证据支持弗里德曼的思想、证明它们的日占上风实至名归。此外，事实上，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弗里德曼的药方被证明并不足以应对大衰退--这强烈地表明如果在大衰退期间使用，其效果也可能远远不够。
      弗里德曼的思想在大衰退开始时占据上风，这与其说是靠证据支持，不如说是因为经济科学常常被政治左右这一事实。在这一例子中，政治的染指非常严重，以至于决策者不愿超越弗里德曼的范围、大规模地应用凯恩斯主义和明斯基主义政策解决大衰退所暴露的问题。
      承认货币主义药方不足以解决问题需要主流经济学家抵抗当代新自由主义潮流。这需要承认大萧条的原因远比在恰当的货币供应管理问题上官僚主义失败更加深刻。而这样做意味着承认社会民主的优点，并认识到市场失灵有时可能比ZF效率低下更加危险。
      其结果是基于证据而不是未得到充分考察的思想的政策。并且我们至今仍在为了这一思维失败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