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对像中国这样单一“政党”控制的问题和实践经验，西方经济学家是很重视的，这在《国家竞争力》以及斯蒂克利茨的《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一书中都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和成效给予了肯定，但是对于相伴存在的腐败问题也有他们的看法。斯蒂克利茨认为：大量的少数人的利益仍然能够行使相当大的权力。我们认为私有化的动机之一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一个建议就是把整个政府的利益分割成为不同的政府单位的利益——通过适当的政府结构设计来提供制衡机制▪▪▪▪▪▪尽管所有的这些单位都受到单一“政党”的控制，但权力的分配有可能防止政府所有权的滥用。对于政府所有权的滥用的问题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财政分灶吃饭”的政府财政体制。这种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财政制度从客观上成为政府权力滥用的营养钵。尤其是到了经济开放时期就变成了“虾有虾路，蟹有蟹道”的“催化剂”，这种现象在“三个代表”时期，进入高峰，并且在某些经济学者的鼓噪下，不受法律约束的市场行为比比皆是。“财政分灶吃饭”带来的矛盾至今也还是个难以破解的体制性问题，所以存在的种种经济乱象不足为怪，政府实际上就是个“拿着权杖的经纪人”。与斯大林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属于混合型的，也就是说存在“非计划”的情况。加上中国的计划经济的“计划者”存在计划不详或是计划不周的问题。这就必然有“应急措施”——随机干预的现象。这是统制经济的重要特征，及政府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例如为了应付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仓促出台的“4万亿”和60天内公布的8个“国家振兴计划”，其后果现在看是昭然若揭。例如“新能源计划”在无视关键技术瓶颈和产业链构成及市场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一窝蜂上马”，甚至香港街头小吃摊主也贷款筹资在内地建厂生产光伏元件。除了知道内地投资建厂政府批地之外，连光伏发电目前的实际光电转换率是多少，实验室条件下理论上可能达到多少，作为工业电能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市场前景在哪里都不清楚。这样的产业除了靠政府补贴，企业没有起码的自生能力。其他的例如钢铁的自生能力怎样等等，就无须再多加解释了。可以说这个例子生动地刻画了统制经济下“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经济现象。所以新加坡的丁学良教授质疑：为什么中国老处在“过渡/转轨/转型”之中。其实，这种经济发展或者说产业振兴的无厘头现象一直就存在，例如最早山东中部几个地级市就有“头班车没想坐，二班车没坐上，现在别管往哪去的车先做别拉下”、“先上车，再问路，抓住机遇不放过”、“有鱼没鱼先别管，光着身子先下河”之类的标题性决策；此后又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门类齐全没有错”的所谓“新思路”。至于“先行先试”，直到今天才算有的正经的思路。我们讲过，西方经济危机是有损耗的，是要成本代价的。那么我们的改革或者具体讲就是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是就是无代价的呢？
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未，因为苏东剧变和社会主义的转型而出现西方经济学者高呼“历史的终结”的时候．另一部分西方学者则意识到，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于1945年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汉斯“G.埃尔沃林)。德鲁克认为，1989年到1990年发生的一连串事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或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同时也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一种“摧毁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体制的力量，也同样淘汰了资本主义”。现在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罢，“发展才是硬道理”。但是怎样发展，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这不是一拍脑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西方学人能找到发展的理论，我们的发展理论在哪里？
德鲁克进一步指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或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力，而是知识。在这个社会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重要的不在于筹谋生产所需要的资金，也不在于劳动力的支出，创造价值的主要方式是运用知识于工作之中，即人们主要地是由知识和创新来创造财富。这是一个以知识为主的社会。过去是资本家运用资本和劳动力从事生产，现在是知识工作者作为生产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运用知识于生产活动之中，通过知识创造财富（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途径或者说方式发生了经典理论没有讨论过的变化）。所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关键要解析的是c+v+m中的m究竟应该怎样分配。如果资本在m中没有应得的份额，那么任何关于财富分配的理论都不过是“空头支票”。
总之，有风5656发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论》系列帖子引出了了一些值得探讨的课题。我想，经济学人有必要系统深入地思考一下，为中国的改革之路提供一些思维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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