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学术青年都灭亡了，当然不会再搞论文啦，所以空间计量之类的虽然掌握得差不多了，但还是放下执念往前看吧。在静心的看卡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虽然才看了四章，但顿感趣处良多，分享给大家。其中一段是这样的：讲述主角和佣人去打猎的故事。
      按传统观念，穆斯林不吃任何外人宰杀的肉类。外出狩猎，这就成了一个难题：你只能带少量的干粮，仆人的食物要靠你打到的猎物。你击中一只羚羊，你的穆斯林仆人飞也似地冲上去，以便赶在羚羊咽气前亲手割断它的喉咙。你注视着他们燃烧起来的眼睛，内心十二分的不安。如果你看到他们站住，双臂和脑袋耷拉着，那就意味着羚羊死在他们动刀之前，而你必须另找一只，不然你的搬运夫们要挨饿。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坐着牛车外出，在我出发前的夜晚，我碰巧在基加贝遇到穆罕默德·谢里夫。我问他是否能依照法规豁免一下我的仆人，待我们射猎归来再说。
       谢里夫是位年轻人，但很明智。他同法拉赫与伊斯梅尔谈了谈，宣布：“这位女士是耶稣的门徒。她开枪时会说或至少在心里说‘以上帝的名义’，这就使她的子弹与正统穆斯林的刀一样干净。在这次旅行中，你们可以吃她打的东西。”

        还有一段是讲述主角和她救活的一个牧童卡曼坦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是这样：
        卡曼坦宣称自已是个基督教徒。我不知道他对这一名词寓以什么含意。我曾有一两次试图盘问他，可他却回答说，我信什么，他就信什么；更绝的是，他说我本人一定明白我信的是什么，既然如此，我再问他就毫无意义了。我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遁词，在某种程度上，倒真是他的信仰的坦露。他将自己置于白人的上帝之下。在服侍人的工作中，他随时准备执行任何命令，却不屑于去探究工作的制度是否合理——这制度恰恰很可能被证实为不合理的，如同白人自己的制度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