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鸿业半辈子投身于中国西方经济学的建设事业中，提出了我们对待西方经济学应有的态度，对国内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高鸿业的学术之路包括他在国外学习经济学和回国后教授西方经济学并把经济理论和我国国情相联系两个阶段。
在科罗拉多大学学习时，高鸿业学到的主要是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理论。4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体系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加上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的垄断竞争论对它的修改和补充，特里芬已经对后两者的争论作出了折衷的总结。因此，西方经济学教材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理论框架再加上一些经济现实的资料。
此外，当时的课程设计也十分简单。理论课加上几门应用课程(如货币银行、经济学史、财政学和劳动经济学)就是本科生的课程；而研究生的课程只是加上“高等”或“专题讨论”的字样，高等经济理论的教材不过是一张要求阅读的文献清单。[1]
高鸿业在美学习真正取得巨大收获是在他担任加州大学助教的时候，他选修了多夫曼的数理经济学课程。当时，多夫曼正在和萨缪尔森以及索洛合作撰写《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该书把二战中出现的线性规划的数学方法应用于经济问题的分析中，被公认为是奠定现代数理经济学的第三本著作（其他两本分别是歇克斯的《价值与资本》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的基础》）。这三本著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实质内容作出贡献，只是使它数学化，从而在形式上更加严谨。正是因为这样，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鸿业经历了西方经济学界的一次关于要不要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或要引入多少的争论，最后受到年轻一代学者青睐的数学方法占了上风，这可以从现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中看出来。高鸿业通过选修多夫曼的课和听外校名教授的访问报告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边缘，也了解到一些学术上的新发展。
由于助教身份的自由性，他们没有保护名誉的包袱，可以随意发表言论。在喝咖啡、吃午餐、打牌或一起批改试卷时，他们可以听到一些对学术的真实意见和内幕消息。因此，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高鸿业完成了他的毕业论文初稿，在这段时间里他受益匪浅。
回国后，高鸿业发现国内的西方经济学课程以批判为主，他讲课时也只好违心地使用贴标签的方法，不敢多讲。文革期间，他有幸在北京图书馆中阅读了进口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发现西方经济学已有了很大变化：微观经济学朝着信息不完全的方向发展，宏观经济学中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已确立其统治地位，原来许多被认为边缘地带的理论和方法已被广泛使用。
后来，高鸿业翻译了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十版。针对国内“四人帮”时期之前对西方经济学一概否定和90年代后对其一概肯定的两种错误态度，高鸿业多次发表自己的观点：西方经济学具有双重性质，它既代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包含西方市场经济的经验总结。前者对我国有害，后者在适合国情的条件下对我国有用，[2]要注意到我国和西方国家的差异。高鸿业还针对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私有制市场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等多方面提出建设性意见。
从1946年进入科罗拉多大学学习算起，高先生研究西方经济学有五十余年之久，这样一位与经济学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权威教授仍然主张要以慎重、认真的态度来研究西方经济学，在没有深入了解清楚之前不轻率地做出结论。
西方经济学能有今天的发展，与高鸿业先生几十年潜心学术密不可分，与他求真务实的做学态度密不可分，与他甘为人梯、无私奉献的精神密不可分。虽然高先生已经不在了，但他几十年的学术之路永远在那里熠熠生辉，激励着我们一代代的经济人不畏困苦，勇攀学术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