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但是要保存好这些果实，也仍需要学好发达国家的制度。仅仅是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范其制度，可能导致落后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这样也会强化国家机会主义，给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隐患。杨小凯教授在《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提出国家质检和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竞争是宪政转轨的推动力量。在政治垄断下的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经济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下的全球经济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的制度的创新过程。
首先需要了解的是什么是宪政。宪政又称立宪主义，是一种主张国家权力来自并被一部基本法律约束、规定公民权利的学说或理念。这个基本法即宪法。宪政的要义有两点：第一是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自由；第二是限制公共权力，一切公共权力的权威与合法性来自于宪法。

杨小凯提出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技校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渐进主义提供的平稳收买既得利益者的权利与相伴随渐进主义的双轨制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和腐败之间的两难冲突，向一个公正、透明、稳定和确定的宪政规则转轨与双轨制不兼容；不同代人之间总贴现福利的比较存在困难；分析转轨的单一阶段的全部影响非常困难。这些是渐进式改革的不足。在这转轨期间，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克服后发劣势，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从法国、美国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转轨呈现出正面长期的经济效应。

他指出激烈的转轨所带来的负面经济影响主要有这两方面：其一是转轨必须面临两难的冲突，这个所谓的两难冲突是用来保护所有人的权利的强有力的国家暴力和以此暴力合法性之间的两难冲突；其二是建立参与者对游戏规则的信任需要花很长时间，新规则的缺乏可信性会造成社会的无序。这也是为什么制度要有一定的连贯性。不连贯的话，会得罪很多既得利益者。

在文中，杨小凯提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竞争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毛泽东对中央计划体制分权实验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因此研究宪政转轨的推动机制比研究现正规则转轨的许多阶段之一的短期经济影响更重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就上升到了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经济转轨必须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苏联式社会主义体制最终被曾经采纳过它的大多数国家所抛弃；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第三个问题是苏联式经济体制的特征是什么。杨教授是这样回答这三个问题的。他提出Lange,von Mises和Hayek之间的论战与这第一个问题相关。论战的结论就只是一句话：市场社会主义不能运作。不过这样也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即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苏联并没有采纳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它的中央计划体制不仅幸存下来，在二战后还传播到许多国家，取得了1933-1940年检年均8%的增长率，和1948-1958年平均9.4%的，与改革时代中国的增长率同样令人瞩目。杨小凯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事先勾勒了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其一是通过保持农产品对工业品的相对低价，利用全部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来获得国有工业部门的高利润；其二是企业的国家所有权和中央计划体制被用来组织综合性工业投资计划；其三是中央计划当局系统地模仿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等机制；其四是中央计划当局在缺乏中间要素市场的情况下，使用一套物资平衡表和一个试错调节程序来使商品的供需平衡；其五是通过破坏产生工业化和组织的成功模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设施来事先的模仿资本主义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企业内部模式。

他在其中还提到了两个观点。Von Mises和Hayek发达国家通过逐步社会试验发现了劳动分工的有效模式，后来者能够越过劳动分工的中间层次进行模仿。发达国家创造的免费组织信息为后来者的大推进工业化创造了机会。Sachs则说命了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但是当模仿的潜力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时，这种策略的长期待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

在后文中，杨小凯引用了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观点。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指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期间，与苏联相比，中央计划和管理少的多，。以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所以中国农村改革容易，城市改革更加困难。

既然劳动分工的庞大复杂的投入产出网络由中央计划体制协调，那么把中央计划逐步取消的过程与劳动分工庞大网络的协调失灵往往如影相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改革渐进发生，就会有一种使用中央计划来协调高劳动分工水平的惰性，可能正当疗法是必要的。换句话说，一个相当发达的中央计划体制只能通过正当疗法取消，因为整个转轨期间，这种体制本身没有发现有效的制度安排所必须的制度基础设施。

中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历了震荡疗法。1958-1961年和1966-1970年，1971-1976年也是经历的一个打的震荡。中国改革以来的区域分权制度化了中央和省级ZF间的财政关系，一种中国式财政联邦主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改革提供了推动力量。至于为什么，杨小凯教授似乎没有讲清楚，我也不得而知。不过杨教授强调不能高估财税体制改革带来的效果。

对于转轨的推动机制，杨教授指出制度和新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因此，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

现阶段也是存在两种转轨的模式：一种是东欧和俄罗斯采用的，另一种在中国和越南采用。后者市场取向的改革是在政治垄断的游戏规则下实施的。中国成功的渐进式和双轨制转轨，对于向宪政秩序转轨是经济改革的根本这一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

中国的双轨制是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导向改革的代表。中国有一个不允许私人企业从事的行业表。宪政的约束表明中国的改革只能沿着双轨制前进，这种方式产生的长期代价很可能超过它赎买特权阶层既得利益的短期好处。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就能很好的说明这点。乡镇企业一度红遍神州大地，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被广为称赞的苏南乡镇企业遇到了财务困难，在1992年的第四季度，无锡、苏州、和常州通过固定租金或竞价销售的方式，把一些为赤字所困的小型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企业的经营权转移到私人实业家手里。

在杨小凯看来，乡镇企业把资源从技术先进的大型国有企业重新分配到技术落后的地方企业，创造了中国式的双轨制：技术落后的灵活的乡镇企业和技术先进的僵化的国有企业弓村。这种双轨制表明在技术效率和地理位置效率的利用与X效率的利用之间的两难。乡镇企业非常高的增长率也许有反效率的一面。

总体来说，杨小凯的这篇文章主要并不是讨论渐进改革和震荡疗法（休克疗法）孰优孰劣，注重的是什么推动宪政改革并进行的经济改革的动力机制。杨教授并不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制度创新过程，指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趋同的过程。

这篇文章的精髓，我觉得可能用一句话来说，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1840年之后，中国的国门被外国的坚船利炮给打开。在国家危难之际，兴起了许多救亡图存的运动。首开先河的是农民阶级，但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受到小农思想的局限等因素的影响最终失败；开明的地主阶级在为了自强，提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创办了一系列的军工、民用企业，但是其因为清王朝腐朽的制度也让洋务运动命丧甲午海战中；资产阶级改良派试图走英国的立宪君主制度，推行了107天就夭折；以国父孙中山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尽管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其势力弱小，最后被国民党右派攫取了政权；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实现联合，共同建立了新中国，但最后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在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历经波折，最后才有了今天。历史的教训其实也告诉我们，即便我们能够发展好经济，也需要有相应的制度进行匹配。缺乏一定的制度基础，再好的果实也会被破坏殆尽。
    以上乃鄙人一些拙见，还需各位多多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