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济增长理论的简要回顾

经济增长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GDP）的增长。在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内容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路径、方式、规律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

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1776）一书中阐述了劳动分工、资本积累以及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因素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马尔萨斯（1798）年提出了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处于停滞状态，在劳动报酬递减的前提下，收入与人口增长的抵销作用，会抑制经济的进一步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停滞反应了人口增长对资源扩张的平衡效应。

1948年，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R.F.）出版了《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提出了他的经济增长模型。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E.D.）发表了《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1946）、《扩张和就业》（1947）两篇论文，提出了与哈罗德模型基本相同的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提出标志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诞生。他们通过考虑在什么条件下在给定的某些假设下，一个经济在持续的充分就业下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来寻求“通论”中的分析动态化。该模型特别强调提高储蓄率、增加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在“唯资本论”流行的年代，该模型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们的普遍认同。但是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资本产出比率和劳动产出比率不拜年，且二者不存在替代关系，以及规模报酬不变等，明显与经济事实不相符；此外该模型不考虑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然与战后技术进步的事实也不相符。

针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后来的经济学家针对性的寻找解决的办法。新古典增长模型是美国经济学家索罗（1956）和英国经济学家斯旺（1956）首先提出的，索罗-斯旺模型假设了劳动与资本可以充分替代。新古典增长模型一个典型结论是：长期发展中，经济会收敛于一个稳定的水哦，经济不可能出现持续的长期增长。加入了技术进步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的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是人们无法预知和控制的变量，这样一来，最终该模型无法解释由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报酬递减和假设和收敛的结论无法解释人类社会经济增长的历史和现实，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这种探索的结果，导致了以内生经济增长为主要特征的“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摒弃了收益递减的概念，引入了收益递增的概念。法兰克·奈特(1986)提出了有可能在完全竞争、收益递增、存在外部性的条件下建立持久的一般均衡模型，随后罗默（1986）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在连续时间模型的基础上提出，由于给定知识具有递增的生产率，在知识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足以超过物质资本递减的边际生产率时，模型中决定无限增长的知识存量水平就有可能产生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在1988年卢卡斯的《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中，将关注点放在了人力资本上，其与罗默虽然侧重点有不同，但是都显示了知识或者知识的积累对长期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来说，他们都认为知识的外溢效应导致了正的外部性的存在。但是卢卡斯的贡献在于他在人口转型的问题下重新考虑了家庭的生育决策和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分析促发经济加速增长的工业革命。这些都为统一增长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盖勒（Galor，O.)和威尔（Weil，D.N.，2000）沿着卢卡斯（1998）关注人口转型的思路，进一步考察了人口转型在实现静态停滞社会向持续增长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与卢卡斯（1998）模型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考虑了技术变革和人力资本之间的互动性：技术进步提高了家庭人力资本的回报，使得父母倾向于用子女的质量代替子女的数量，少生育而努力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水平；而人们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技术进步，进一步促进经济加速增长，两者有相互促进的正向激励作用。

二、统一增长理论的演化

Galor和Weil（2000）把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按照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模式分成了三个典型的阶段：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缓慢，人均收入长期维持在低水平的“马尔萨斯”时期；人均收入和人口同时快速增长的“后马尔萨斯”时期；以及人均收入和技术稳定增长，而人口增速与人均收入负相关的“现代增长”时期。正是由于在索罗模型和内生增长理论关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解释现代增长时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口增长的决定作用以及解释了西方工业化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人口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而且，统一增长理论通过将生育率引入到增长理论，很好地解释了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和经济的长期演变，对当前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但是在此之前，关于模型的奠定，有很多经典文献为此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统一增长理论与新古典增长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口增长的内生决定，而关于统一增长理论的现代经济研究最先开始于Gary Becker。美国20世纪30年代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和战后婴儿潮的 出现超出了人口学家的预测，引起了包括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等许多领域学者的讨论。当时人口学家主要通过人口的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构成预测人口增长。而Becker（1960）认为，这种预测是不足的，一些经济因素的变化对生育率有着重要的作用，需要更加细致的分析。于是他将家庭的生育行为引入到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家庭生育等价于购买孩子这一“商品”，家庭不仅可以购买孩子的数量，而且还可以购买孩子的质量，即人力资本水平，二者都可以带来效用。而购买孩子的数量和质量又分别需要支付养育成本和教育成本，家庭生育行为就转化为在预算约束下，通过选择消费、孩子的数量、孩子的质量这三项，要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的行为，后来关于生育率选择的研究也都大多从这一角度进行分析。

关于生育行为中的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选择，在微观层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的有两篇经典论文，Becker和Lewis（1973）具体分析了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时候的收入效应与价格效应。他们指出了选择孩子质量或者数量越多，则另一方的影子价格就越高；教育投入的增加和生育率增加都分别提高生育成本和教育成本，这一结果体现了二者的替代关系；又进一步证明质量的收入弹性是大于数量的收入弹性的，这就意味了家庭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倾向于质量代替数量。Becker和Tomes（198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禀赋要素的代际传递，分析了家庭如何针对不同禀赋的孩子进行教育投入的分配。

将统一增长理论引入到宏观分析框架的也有两篇经典文献。Becker和Barro（1988、1989）认为父母具有利他主义，运用这种方式他们将子女的效用与福利进入到了父母的效用与福利中，而且研究发现，父母的利他主义程度和孩子数量负相关，通过引入代际形式的效用函数，分析了生育成本、利率、技术进步、时间偏好、社会养老和税收等对人口增长率的影响。随后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开始将人口增长内生化，包括质量数量的替代关系在分析经济增长中也被运用，解释了为何停滞在马尔萨斯经济中，以及经济会进入人口低俗增长、人力资本和经济持续增长的现代增长阶段的原因。

通过内生人口和经济增长，Becker等人指出了生育率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并解释了不同经济体的差异缘由。其中，生育行为中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是决定性的要素，但是总体来说，他们未能解释经济转型的动态轨迹。也没能建立一个人口与增长同时内生的统一模型来解释经济转型和人口发展的整个过程。

在人口学研究中间发现，早期的人口再生产情况是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同时存在，人口的高出生率受到高死亡率抵消之后，呈现低增长率趋势。在工业革命之后，大约经过了100多年的时间，西方人口生产上的“两高一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就逐步被“三低（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趋势所取代。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高死亡率的各种因素，是人口再生产与农业时代生存资料实现匹配的关键过程，马尔萨斯说战争、饥荒和瘟疫都是促使人口下降到与生存资料生产水平相适应的道路，人口数量要在某种方式和程度上与农业发展成比例的观点是一个内含的逻辑。马尔萨斯提出两个级数的理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就被人称为“马尔萨斯陷阱”。

Galor和Weil（2000）建立的长期增长模型通过内生化人口增长，将马尔萨斯、后马尔萨斯和现代持续增长时期统一在一个框架，有别于内生增长模型，关键假设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教育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这一点和Lucas（2002）是一致的。经济发展初期，由于教育的边际成本高于边际收益，所以人力资本增长停滞，但随着人口总量的缓慢上升最终是促发技术进步，进而提高了教育的边际收益，家庭便开始更多的投入教育，经济加速发展，伴随着收入效应，人口同样快速增长，此时便处于后马尔萨斯时期；随着教育的收入效应超过生育的收入效应，表现为教育替代生育，人口增长开始放缓，人均产出保持稳定增长，最终发展为持续经济增长阶段。

    统一增长理论通过引入生育率选择时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关系，强调了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很好的解释了工业化国家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转变、增长方式转变等许多问题，很好的解释了一个国家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个国家之间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有力刻画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动态轨迹和内在的机制，具有很强大的解释力和广泛的适用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工业化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统一增长理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通过对统一增长理论的演变过程进行梳理，我们能够找到关于经济增长问题的关键性的启示和借鉴。

首先，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本的价值。对于处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国来说，人力资本的生产可以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生产函数中，由于人力资本的内生化而实质性地改变了传统生产函数的性质，突破了边际报酬递减约束，可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而人力资本的供给关键依靠教育，所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努力提高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等不同层次教育的水平与效果，这样既可以提高人力资本供给能力，又能提高全民素质。

其次，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和科技引进。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用于研发的资源的投入量与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息息相关，因此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必须要加大研发的资源投入力度，不断引进先进技术，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坚持人才资源创新带动科技创新等措施，来发挥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推动作用。

第三，制度和政策的保障与创新。制度是公平竞争市场制度的鞭绳，要想破解市场利润分配中各方的矛盾以及技术的长期进驻，都需要制度与政策的保障，同时，又要大胆追求创新，明晰产权制度，我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对制度创新有效推动经济增长的有力证明，全方位的加快我国体制改革的步伐，减少社会交易成本，鼓励劳动创造都是我国今后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