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看看中国的应对建议：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秘书长，复旦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金庸小说 《神雕峡侣》中有一个情节，在恶人谷有一种情花，剧毒。它的解药在哪里？就是在树根下长着的很不起眼的小草。也就是说，问题的背后，其实就是挑战和机遇。对于老龄化这个问题，可能从老龄化本身中间就能够找到它的挑战和机遇。我觉得很多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案，都应该这样来思考。

    我们的长期低生育率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快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这样一个人口背景，是中国未来发展梦想的基础。假如说，能够把三到四亿的老年人口转化成为发展动力的话，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老龄化社会，是不是能够转化出一些新的发展力量和发展优势？这是我要讲的主题。我的基本思想，是把这样的老龄人口、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转化成为一个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这才是解决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出路。

中国的老龄化不仅程度高，而且速度快

    中国中长期的人口变动对于实现中国梦想是很不利的，这个很不利中国的人口仍然在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在减慢，中国的人口在2030年左右会到顶，然后快速下降。虽然按照不同的人口预测，按照不同的总和生育率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的判断，人口预测有不同的结果，但是中国历史上从17、18世纪清朝以来的人口迅速增长，将出现一个历史性转折的下降。中国人口从1950年的五亿四千万，增加到2025-2030年的15亿左右，在未来的150年内，会像过山车一样，继续回归到6-8亿的状况。

    这个人口状况不仅仅是人口数目的增长，还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已经出现下降，去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也说明，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总量也已经下降，预计2020年之后劳动适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还会更快。在这种情况下，老龄化速度仍然在上升，未来上升的速度会更快。而且中国的老龄化不仅仅是老龄化程度比较高，还包括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如果跟世界相比，从1970年到2050年代，中国的老龄化年度增长率都会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增长。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用更快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使我们从原来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化成为具有较高生产率水平的经济发展方式。更快的老龄化也意味着我们需要有更快的速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体系的建设，但实际上我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是说过快的，而是过慢的。过快的老龄化，也要求我们家庭与社区福利、养老体系的建设要更快，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抚养水平在过去的三十年一直在下降，家庭抚养压力一直在上升。

    我们还可以看到，老龄化在增长，老龄化的速度在提高，同时少年儿童的比重还在下降。少年儿童比重的下降，意味着15年之后的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和数量，仍然会维持降低的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到2030年左右，中国会有三到四亿的60岁以上的人口，我们所讲的“人口红利”，可能就会转化成为“人口负债”。

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力资本的红利”

    这里我提出了两个概念：

    首先，老龄化社会本身的生产性要提高。如果未来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比现在社会的生产性提高得更快，生产力水平、生产率水平能够提高得更快，那么老龄社会的生产性就可以提高，老龄化社会生产性的提高，是建立一个积极的老龄化社会的前提。如果说未来2.8个劳动力能够创造出比现在5个劳动力更多的社会财富，那么老龄化就不会成为大问题。

    其次，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从何而来？多数研究已经证明，除了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的调整本身和基础设施的提高本身，都是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性的。同时要提高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也意味着需要提高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的水平。通过教育的提高，通过提高人力资本，使得单位劳动者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财富。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也意味着以依靠简单劳动力为依托的经济生产方式，要过渡到以人力资本、以人的创造性、以人的知识财富为依托的知识经济和创造型的经济生产方式。我最近提出，我们需要从人口红利过渡到人力资本的红利。只有把大量的人口数量，转化成为最强的人力资本，并且在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来重构经济发展的模式，这样的一个社会生产性才能得到提高。

    因此，要构建一个积极的老龄化社会，一方面要提高老龄化社会的生产性，另一方面，转过来看，就是要提高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这个生产性的老龄化，就是说老年人口必须具有生产性，传统的人口观念没有看到老年人口本身是具有生产性的，如果我们把老年人口的生产性界定和扩展出来，那么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就能够发展。

    老龄人口本身是有生产性的，这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在农村生活的老人，基本上在70岁之前都是有健康能力的，一直就在田间劳动，只不过这种生产性我们原来没有充分意识到，没有制定一个机制把它们发挥出来。这种具有生产性的老龄化，第一层含义，是要发挥老年人口在经济当中的生产性，这是他的第一种生产性。

    第二层含义，老龄人口不仅具有经济上的生产性，还具有社会的生产性。老年人口本身即使不从事有报酬的经济活动，但依然可以通过社区参与，比如鼓励大家抄水费、抄电费，以及在社区垃圾分类行动中发挥作用等方式，这种志愿者服务、社会的服务，包括家庭的服务，都创造了一种社会福利和社会价值。

    第三层含义，生产性的老龄化不仅仅意味着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从事经济活动，从事社会活动，他们的贡献和服务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性。比如说老年人口帮助提供家庭照料，事实上增加了家庭年轻成员的就业率，这种间接的生产性也是一种生产性老龄化社会的形态。

    第四层含义，老年人口如果把自己照顾好了，这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性。就是老年人口重视自己的健康，重视锻炼，重视自我护理的服务，同时活得很快乐，很幸福，这也是一种生产性的老龄化。

    具生产性的老龄化社会的提出，其实是对传统老龄化观念的一种改变。如果我们不把老年人口看作一个分子上的需要被抚养的人口，而是一个分母上的劳动力的话，我们对于社会抚养比的概念、以及如何看待老龄化对社会影响的角度，都会改变。同时生产性的老龄化，不是把老年人口的比重日益提高作为一个问题，而是把巨大规模的老年人口数量和质量本身，作为解决老龄社会的解决方案。

实现生产性老龄化需要有四个支柱

    既然生产性老龄化是解决老龄化社会挑战的对策，那么如何来实现这样的生产性老龄化？我提出实现这样的生产性老龄化有四个支柱：教育，参与，健康，迁移。

    第一个支柱，是经济和社会的参与。让老年人口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更为平等地参与经济就业和社会服务，这本身就有助于生产性老龄化的实现。最近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有很多，中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52岁，而法定的退休年龄是男性60岁，女性55岁，这样的退休制度和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显然是不相适应的，世界上主要的老龄化大国也都没有像我们这么早的退休年龄。

    北欧的福利国家现在退休年龄多数是65岁，也有一些国家达到67岁。北欧也是欧洲人口老龄化较高的地区，一边是高度老龄化，一边也只有使社会经济制度与老龄化相配套，才能维持高福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延长退休年龄是生产性老龄化从逻辑上推导出来的基本应有之义。健康的老龄人力资源不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也是人力资源的损失。现在我们的养老保障体系遇到了非常大的压力，通过模拟可以发现，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减少支出160亿，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同时延迟退休年龄还意味着老年人口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但是这里问题就来了，延迟退休年龄固然是发展生产性的老龄化，但这是不是损害了劳动者的福利？因为多数的劳动者希望按照现在的年龄退休，并且能够领取到足够的养老金，维持他们老年的生活。从社会经济体制中理性判断出来的关于退休制度的改革，和如何保障绝大多数人口的利益和需求，这两者之间必须要找到一种平衡，才能够实现改革的推进。如果实现不了公民利益和老龄化之间的内在平衡，其他的也只是在纸面上说说。我认为，鱼和熊掌兼得的方案是可以实现的。

    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延迟退休年龄，并且提高工资替代率，而且允许劳动者自我选择，必然就会有一些劳动者愿意多工作几年，延迟退休。在这种情况下退休制度的改革，就能够和人民的利益发生共识。法定退休年龄的调整，以及采取更为弹性的退休年龄制度，能够激励劳动者更多地进行经济市场参与，并且发挥出老年人力资源的价值和优势，从而来实现生产性的老龄化。在鼓励老年人的经济市场参与中，尤其可以率先推进的是女性劳动者的退休年龄和弹性的退休制度。女性的预期寿命比男性要长，但是女性的退休年龄比男性要低，不少女权主义者认为这反映了男女的不平等，因此可以率先在女性的退休年龄上进行男女平等的推进。总体来说，退休年龄制度的改革肯定牵扯到不同人的利益，但是退休制度的改革是生产性老龄化制度支柱的一个方案，是值得进行政策设计和政策探讨的。

    在经济参与方面来推进生产性老龄化，除了退休制度改革以外，还要有一点弹性的就业制度。老年人口通过弹性的就业方式来实现经济市场参与和社会活动参与，是生产性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主要方式。这样一种适合老年人的工作特点的弹性就业，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也更成为可能。

    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一个支柱不仅包括经济的就业，也包括社会的参与。努力发展出更为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实体，推动社会志愿者的行动，推动社会慈善力量的发展，使老年人口能够参与到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行动，参与到社会慈善中去，这本身就是发挥老年人的社会贡献，而这种社会贡献跟经济贡献同样重要，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加重要。

    生产性老龄社会的第二个支柱，是健康。只有老年人口本身是健康的，他才能够参与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因此使健康预期寿命的提高能够快于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速度，这本身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也有利于减少老龄化所带来的医疗和社会抚养成本，并且能够提高老年人口的生产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健康就是生产性，健康的老龄社会本身就是生产性老龄社会的基础。同时研究也表明，当老年人更多地参与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时候，对他们的健康也是有利的。

    生产性老龄化的第三个支柱，是教育。老年人口更多地参与经济市场和社会活动是有前提的，鼓励老年人的经济参与但是不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本身可能有利于损害老年人的福利。也有可能是老年人口在还没到退休年龄的时候退休了，他在劳动力市场上已经不能适应，但又领不到养老金，在这个意义上对老年人口本身的教育投资和培训投资，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能够适应变化着的、提高着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就业的环境。

    北欧为什么能在这样高福利的情况下，能够维持这么高的社会创新性？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全民教育。大学教育不仅是免费教育，而且对社会开放，老年人也可以参加一流大学的教育，而且在一流大学修得学分，也能够拿文凭。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拿文凭去学习，但通过对老年人的教育和培训来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提高老年人口的生产性。特别是老年人口的人力资本相对比较陈旧，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不利的处境，因此对老年人的教育培训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就显得更加重要。这种知识教育和技能提高，不仅仅是等老年人退休了之后在社区中给他们进行教育，事实上中年以后就应该进行教育，使他们能够在退休以后可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

    在老年人口的教育中，尤其突出的就是要重视对老年人口的信息化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因为在现代信息化社会中间，这种数字的鸿沟是人的生产性能力的一个突出技能。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说，信息化能够帮助老年人口突破体力和空间的限制，能够更好地适应老年人口生活模式的特点，能够促进他们经济和社会的参与，而且能够使他们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个生产性老龄化的重要支柱，是鼓励老年人口自愿地异地迁移，充分发挥老年人力资源的作用。在城市化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年轻劳动力人口迁移到城市，带来郊区和中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的净损失，并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存在一个可能性，使有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口，在自愿的基础上回到他们的家乡，或回到农村地区去休养，将退休之后的一段时间贡献给农村或中西部地区，使老年人口通过“移民”，成为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人力资源。我们现在讲支教，一方面鼓励年轻人去支教，一方面也应该鼓励一些有事业心、有社会贡献意识的老年人，在自愿的基础上，去西部支教，去农村帮助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国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叫“星期六工程师”，就是一些退休的老人，能够在星期六到周边地区帮助小城镇发展中小企业。这种方案不是唯一的，但是一种方案，是值得探索的。

    我总结一下，老龄化社会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种老龄社会，它可能意味着一个积极的新的社会形态。要认识到老年人口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源，老年人力资源的运用本身是解决老龄化社会的重要途径。这四个支柱不是自然而然建设起来的，无论要发展教育，还是发展健康，还是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参与，以及支撑老年人福利的“移民”，都需要相关的制度建设。要使中国成为一个生产性老龄化的大国，离不开这些制度建设。

补充一点，什么是幸福：
据美国之音电台网站5月19日报道，如同一些热门的单曲一样，幸福是超越国界的。不过，各国幸福的原因千差万别。由“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公布的《2015年全球幸福报告》（the World Happiness Report）利用经济学、心理学、健康与公共政策专家来界定和衡量全球各地的幸福指数。

　　在今年的报告中，瑞士取代丹麦，摘得桂冠。而丹麦则名列第三。北欧国家继续整体表现最佳，而美国则名列第15位，排在巴西之前，但位居邻国墨西哥之后。

　　克莱尔·布杰是报告的编辑与协调员。她说，高收入是排在首位通用变量之一，但高收入并不能自动转换成幸福。

　　她说：“一些基本的收入水平的确很重要。因为你必须要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你必须要能养活自己;但在进入了一定的收入门槛之后，收入水平对于是否幸福来说，其实就并不重要了。”

　　排名领先的国家通常腐败程度较低而社会支持水平强。换言之，在有需要的时候能够有可以依靠的人。布杰说，名列第二的冰岛与名列102位的希腊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社会支持度。两国都受金融危机影响，但应对却不同。

　　相比之下，全球排名最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与极端贫困相关。最不幸福的20个国家多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但有两个例外。

　　布杰说：“现在我们看到叙利亚已经跌至名单的最后，中非共和国也排在最后，还有阿富汗。所以说，的确都是一些非常贫穷、以及冲突和暴力严重的国家。”

　　在亚洲，日本位居第46名，中国排名84。

　　报告显示，其它确定幸福程度的关键变量包括：健康预期寿命、人生选择自由以及乐善好施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