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量本身无可厚非。首先，量的概念可以起到把我们的经验证据精确化的作用。具体数字和比例要比“很多”、“较多”和“很少”、“较少”精确。即便是在某一时期的某一地方／社区的内部，我们也常常需要知道，我们注意到的现象在该处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性。更有进者，“量”能够让我们更精确地说明自己从质性经验证据得出的概括／抽象到底具有什么程度的普遍性。

譬如，我们从某一时期某一地方的历史研究或某一微观社区（如自然村）的田野调查得出的经验证据，把其概括／抽象为概念之后，可以通过计量来有效地估计其到底带有何等程度的普遍性——是只限于某种类似的特殊条件的地方或村庄？还是具有更宽阔的普遍性？其实，像这样的量化经验证据，是对我们从经验得出的抽象概念的适当延伸的有用方法。它是一种有效结合特殊主义和（有界限的）较普遍适用性的研究方法。量化既是一种延伸，也是一种限定的手段。

另一种量化研究是在充分掌握质性知识之后，发现不被人们注意到的问题，既可以是根据质性认识而发现的问题，也可以是通过不被人们注意到的数据（或者通过对常用数据的重新理解）来发现广为人们所忽视的认识。以新近的皮克迪（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为例，他通过使用过去鲜为人使用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记录和数据（之前多依赖家计抽样调查数据，不具有跨越代际的历史深度）初步证实，在最近的1970年到2010年的40年间，美国和主要欧洲国家最富裕的1％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一直在上升，在美国从不到30％扩增到约34％，在欧洲则从不到20％扩增到约24％。之前，从1810年到1910年，同比扩增非常显著，在美国从25％扩增到45％，在欧洲则从约51％扩增到约63％。此后，一度趋向较平等的分配，但在1970年之后，税收率大规模下降，导致分配不公重新上升。（Piketty，2014：349，图10.6）

检视最富裕的10％的人所占的社会总财富比例，结果同样：在美国，1810年不到60％，到1910年增加到80％，之后下降到1970年的约64％，而后再次攀升，到2010年的约70％。在欧洲，从1810年的约81％增加到1910年的90％，之后下降到1970年的约60％，之后再次攀升到2010年的约63％。（同上）

皮克迪解释说，以上的现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资本的回报率一般要高于经济增长率。在主要是农业经济的时期，增长率一般低于1％，而资本的回报率则达到4％—5％。这样，长期下来，继承大量资本者越来越富，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但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经济增长率显著上升，达到3％—4％的地步，而同时，由于所得税和遗产税的累进税率较普遍地提高（在美国最高超过70％），分配趋向平等。但之后，累进税率降低，经济增长率也降低，财富不均再次回升，导致1970年后40年的持续攀升。

据此，皮克迪呼吁，各国ZF需要再度采纳较高额度的累进税率，甚或是新的“资本税”税法，不然，社会将重蹈覆辙而趋向越来越不公平。（Piketty，2014：347-358；亦见崔之元，2014对Piketty， 2014全书的论析）

此书引起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因为其上述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精细计量研究，对广为人们所接受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带来了强劲冲击，可以说很好地展示了计量研究所可能发挥的威力。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甚至写道，皮克迪证明了不平等趋势这个事实，是个“值得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a Nobel Prize-worthy contribution）。（Summers，2014）其实，皮克迪著作的关键不仅是精细的计量，更是独立思考与创新，而不是不加思索地接受主流“权威”理论。

但是，我们今天常见的不是这样由经验证据和与其紧贴的概括出发的计量，而是另一种计量，即从给定的形式化理论并由其产生的时髦“问题”出发，由此定下某一“假设”，而后搜集数据来证实该“假设”。上述的舒尔茨便是一个例子。又譬如，从市场化和私有化必定会导致更高效率的理论前提出发，由此来估计私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的各种要素的生产率（或要素的综合生产率），借此来试图证实自己已经认为是给定的真实前提。如果数据不符合原先的假设，则指出现实的不足，得出私有产权和市场机制运作尚不够完善的“结论”，凭此来提倡进一步朝向早已被理想化了的“理论”和其前提条件的改革。一个就近的例子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国有企业的性质、表现与改革》，试图通过计量研究来“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低效的，据此拒绝任何混合所有制，要求完全的私有化。（天则经济研究所，2011）殊不知，中国国家（包括地方ZF）在改革期间的发展中，其实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全球范围的激烈竞争中，中国作为后来者，其实只有通过国家机构在资源和资本等方面的特殊优势方有可能和世界先进的大规模跨国公司竞争。（见黄宗智，2010，2012）。形式主义的计量研究其实多是一种理论先行的“研究”，其实质是一种循环论证的逻辑，其推理其实已经包含在其当作前提的公理体系之中。它说到底不过是一种数据游戏，而且高度意识形态化，与真实世界无关，但今天却是我们常见的“科学”“研究”。

那样的研究，究其根源，最终还是来自对形式主义理论的盲目接受，把其等同于普适规律，试图借助计量来“科学地”“证明”自己已经认为是给定的真理。这是没有真正求真动机的“研究”，是不会有创新性发现的研究，也大多是可以利用、雇佣他人——如研究生——来不经批判思考做的经营式“学术”。

另一种常见的计量研究不带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是简单来自对数字和对（误解了的）科学方法的盲目信仰。用于历史学科，那种计量常常缺乏基本的质性知识，使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士对其所提的问题和所追求的答案要么觉得完全不靠谱，要么觉得再明显不过，但这种研究的组织者却往往能够凭借科学主义的包装而获取资助，由此组织一批学生来为其“项目”“打工”。

以上两种研究如今常被学术管理者认作“科学”的研究，并直接影响到其所支配的项目资金的“发包”。（关于“项目制”的论析，见黄宗智、龚为纲、高原，2014）其根源在于对科学主义的迷信，错误地把人间社会等同于物质世界。——摘自《社会科学和法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