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公司的社会化经营来看
　　
　　 由于公司法人所有权的确立，实现了所有权与股权的分离以及股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从而使公司摆脱了家族化企业的色彩，具有了社会化企业的特性。公司作为社会化企业，实现了社会化经营，这是相对于家族化企业的家族化经营而言的。所谓社会化经营，是指公司的股东不再直接控制公司，而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管理公司，以实现股东、利益相关者和社会的目标。维布伦认为，公司组织涉及到所有者“控制权的异化”。传统所有权的瓦解意味着这些为一个股份公司提供资本的人可以不是那些决定资本使用的人。[14]社会化经营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公司的权力分工与制衡、决策的民主与监督以及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社会化经营还说明，公司不仅作为经济人，而且是作为理性经济人参与市场竞争，能够适应并接受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在利益制衡中更容易容纳机会均等。因此，公司的社会化经营有利于经济的民主化及其民主政治的建设。
　　 相对于社会化经营而言，家族化经营是指企业直接由投资者通过裙带关系加以控制并经营，以追求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作为家族化企业具有典型的家族化经营特性。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被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全民”或“集体”的幌子加以控制和蚕食时，也常常表现为家族化经营特性。家族化经营最大的特点就是缺乏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制衡、关系式治理、权力高度集中和决策的非民主化，容易形成独裁与专制。而且家族化经营往往体现出家族化企业具有非理性经济人的一面，难以适应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容易滋生非法经营的现象。因此，家族化经营不利于经济的民主化，并对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凡是家族化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均难以产生民主政治社会，我国的历史足以证明。而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的社会化经营则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家族化经营的缺陷，能够适应经济民主的需要，并能够推动经济的民主化及其民主政治的建设。
　　 尽管当今世界中小企业仍居多数，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存在家族化经营的特性。但如前所述，大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在国民经济中占据控制和主导地位。因此，公司的社会化经营的影响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并正继续影响着国家的经济民主及其民主政治建设。
　　 当然，公司存在大股东现象容易削弱公司的社会化经营，对经济民主及其民主政治建设会产生消极影响，虽然大股东控制已经截然不同于家族化经营。对此，学术界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更多地从经济民主和民主政治的角度加以分析。至于我国，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并没有根本改变公司的国有企业性质，难以形成公司的社会化经营，存在缺乏利益制衡、权力过分集中、决策的非民主化和缺乏责任追究机制等问题，不利于经济的民主化和民主政治建设。由此可见，公司的社会化经营的关键在于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降低国有股的比重和完善中小股东利益保护机制等。我国当前的产权多元化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等正体现于此。
　　
　　 （三）从公司治理来看
　　
　　 关于公司的经营管理，从宏观角度来看是社会化经营，从微观角度来看就是公司治理。所以，公司治理是公司的社会化经营的具体体现之一。所谓公司治理，是指基于契约理论，协调公司权力机构、决策机构、执行机构和监督机构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有关指挥、控制、激励和监督等方面的活动内容。[15]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机构一般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日本和我国台湾往往把监事会称为监察人）；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治理机构一般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经理层，至于公司监督机构则由外部中介机构代为行使，如英国的独立审计人，美国的公共会计师和外部董事等。不管如何，公司治理机构体现了权力分工与相互制衡。这不是简单地体现公司的权力分工，而是充分体现了不同利益主体的权力分工与利益制衡的原理和机制，从而深深影响了经济的民主化。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督机构等的相互关系类似于国家的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等的相互关系，国家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的公司尤其股份有限公司权力制衡制度影响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愈是市场经济发达、公司制度成熟的国家，其权力分工与相互制衡的民主政治愈成熟。因此，公司治理对国家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公司的经济民主化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学者认为，是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权分立”影响了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原则。[16]笔者并不赞同此观点。笔者以为，公司治理机构的分权制衡原则首先影响了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权分立”原则。同样，西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三权分立”原则的确立与完善又反过来促进了公司治理的分权制衡原则的发展与完善。[17]公司治理与国家治理在权力分工与相互制衡方面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从而体现了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的良性互动。
　　 公司治理的源泉来自于股权结构的分散和代理制度的产生。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意味着没有哪个股东能够直接控制公司。在股东多元化的情况下，寻求全体股东共同经营管理公司是不切实际的，这不仅会带来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且也容易产生“乌托邦”式的“全民政治”，从而更容易滋生“大股东现象”或“内部人控制”等问题。当全体股东无法共同经营公司时，必然的选择就是委托代理制，即通过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聘任经理层。股东对董事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而不是间接选举，以尽可能减少中间代理环节，缩短委托代理链，降低代理成本，从而尽可能体现股东意志并受到股东制约。虽然委托代理制也可能产生“大股东现象”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但其产生概率要远低于“全民政治”下的股东管理；而且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加以解决，如降低股权比重、加大产权多元化改革、完善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等。而全体股东的共同治理本身就是制度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是无法解决“全民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其实，国家治理也是如此。我们既要避免陷入“全民政治”的泥潭（容易导致“暴民政治”，并最终沦落为独裁与专制）；也要避免间接选举及其委托代理链过长的代议政治，以避免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在“民主选举”的幌子下蚕食国家的权益。当今世界的民主政治国家一般均是直接选举的代议政治（除非个别情形），或许有人提出国家不同于公司，直接选举相对间接选举会付出很大的成本，笔者以为，固然要考虑成本，但为了民主政治，这种成本是必须要付出的。
　　 当然，我国公司治理很不成熟，存在着国有股“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以及监事会功能严重弱化等问题。这不仅体现了经济的非民主化，而且也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消极影响。民主政治建设的不足又反过来制约了公司治理的完善及其经济的民主化。因此，无论从企业管理还是从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的互动来看，都必须要解决上述问题，关系到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目前，我国的产权多元化改革、降低国有股比重、完善监事会功能、设立独立董事和建立健全中小股东保护机制等均是解决公司治理问题的措施和对策，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深化公司治理的研究，以完善公司治理。
　　
　　 （四）从公司股权结构及其股东数量来看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股东人数急剧增加。从世界来看，二次大战以后，股东人数迅猛发展，个人股东的数量猛增，公司股权具有分散化趋势。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有股东超百万的大公司九家。1986年，通用汽车公司一家就有400万股东。这种情况普遍存在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18]从我国来看，虽然“大股东”现象（尤其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比重严重，但产权多元化改革、股东人数的增加以及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已经成为趋势。
　　 股东人数的急剧增加和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化会产生如下意义：（1）使公司的财富尽可能落实到公民个人身上，实现了财富的社会化，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公有制的“美丽谎言”。财富的社会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民的“话语权”问题，有利于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的互动。（2）股权的分散化和多元化，便于形成股东之间的利益制衡，避免“大股东”现象，有利于完善公司治理，实现经济的民主化。国家治理也是如此。“乌托邦”式的利益单一化只能产生独裁与专制，惟有利益的多元化（形成若干不同的社会阶层）及其相互的利益制衡，才能实现民主政治。（3）公司股权的分散和股东人数的增加，出现了大量的中小股东。中小股东的权益常被忽视和受侵犯。因此，关于中小股东权益保护问题，目前提出了诸如累积投票制、股东派生诉讼制度、临时召集股东大会制度、临时提案制度和关联交易制度等。从国家来看，市场竞争必然存在利益的差别及其社会弱者问题。公司的中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价值理念及其制度设计同样适合于国家治理中关于社会弱者权益保护的问题，以体现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的互动。（4）当股权分散时，没有哪个股东能在公司事务上发表决定性的声音。众多的持股者不能再被看做是严格意义上的“资本家”，因为他们在他们是名义所有者的公司事务中仅仅具有获得好处但却不多的利益。[19]控制权开始脱离法定所有权，把公司看做是一种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再是适合的。相反，它是一个经理的企业…….经理能够着眼于头脑中更一般的公共利益来经营企业。股份“民主化”意味着，如果经营体制仍可被叫做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它就应该被称为“人民资本主义”。[20]这说明公司制度在不断改变着资本主义社会，并使经济民主与民主政治不断趋向成熟。
　　 阿尔钦（Alchicm，A．A）曾经分析到，“可以假定，一个民主社会的政府产权类似于股东分散的公司产权，它们应该能够产生类似的结果。如果每个参加投票的人民所具有的投票额等于共同体的财富份额，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在政府间转移财富，正如在不同的公司间一样，这一类比是恰当的。”[21]尽管引文作者把它用来说明国有产权委托代理的层次性，但通过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散化，把阿尔钦的话用来解释国家的利益多元化和政府存在不同利益主体对民主政治的影响未尝不可。
　　 当然，如前所述，公司仍然存在“大股东”现象（我国尤其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象），利益的单一化和“大股东”过分集中不利于经济的民主化及其民主政治的建设。但股东人数的增加及其股权结构的分散乃是大势所趋。我国也不例外。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公司而言，股权过分分散，缺乏一定数量的主要股东，由于“搭便车”的心理，容易产生产权激励机制的失灵和“内部人控制”问题，从而对经济民主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股权的分散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大股东”问题也是相对于公司股东人数及其股权结构比例而言的。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同理，国家治理也是如此。不同利益主体的过分分散，社会缺乏一定数量的重要利益主体（包括政党），也容易产生政府的动荡与无序。历史上的意大利即是明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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