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智库发展存在最大的问题是智库研究成果总体质量不高，难以进入决策和实践，而且很多研究与决策、实践严重脱节。智库要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践发挥作用，成为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其核心是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预测性，能够与决策和实践及时地进行有效对接。因此，研究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应用于决策和实践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否则，就没有核心竞争力，也无法成为“第五种权力”。

当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教育文化、政府决策方式的差异，导致各省市智库发展水平是不平衡的。经济社会发达地区，例如北京、上海、广州，智库数量多，影响力较大。我们仍以参事室为例，除了国务院参事室外，还有许多地方参事室。它们影响地方政策制定的力度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智库已经不再满足于被动地完成本级党委政府交办的咨询任务，而是通过更积极主动的行动影响地方重大政策的制定。上海市参事室近年来牵头组织了长江流域13个省、市的政府参事就开发长江黄金水道问题展开联合调研，调研组提交的建议得到了国务院领导的重要批示，并引起交通部的高度重视。我们有必要从地域角度对智库的分布、实力、影响政策的方式以及智库同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总结概括我国地方智库发展的不同模式，呈现我国智库发展的地域特色。

智库的核心作用是影响政府决策，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是多元化的，有些影响方式并不被外人所知。这些方式可以概括为：第一，内参模式。这是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最为重要的方式，比如，新华社内参、中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的《侨情专报》等。智库研究者需要研究的是政府通过什么方式和以什么标准来选拔具有内参资格的机构、目前哪些机构有资格提供内参、提供内参的方式和渠道是什么、内参的效力有多大等。第二，成果要报的形式。这种影响政策决策的机构主要是高校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委员会、自然基金委员会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管理部门。他们主编的《成果要报》和“国家社科基金”专刊、期刊杂志等，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送给政策制定者，起到了决策参考作用，为促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持和理论支撑。第三，成果发布会的形式。智库调查研究无法从内部影响政策决策时，为了得到读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就需要有媒体战略和宣传战略，让智库的观点传播出去，影响政府决策。总之，与西方智库相比较，中国智库影响政府决策的方式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和研究过分注重共性，而忽略了个性的研究。其实，共性要通过个性来呈现，共性蕴含在个性之中，在强调智库影响政府决策方式共性方面的同时，也要注重个性方面的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中国特色的政策决策体系和过程孕育出了中国特色的智库。智库建设和研究不能局限于以智库来研究智库，因为智库发展受到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以及政府决策体制的影响，各个国家公共政策决策的方式差异也导致了各国智库的多样性。总结我国智库发展经验，不能忽略对我国政策决策体制和决策咨询智库进行研究。因此，智库要突出中国特色必须将智库建设和研究与我国的民主集中制、协商民主制度、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政策实验等模式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将我国智库置于转型期中国政策决策体系的宏观背景中，才能凸显中国智库特色。

智库产业是创新型知识经济的集中体现，它通过形成政府政策开放带动、参政议政的高端人才聚集推动、高端产业集聚拉动、金融市场融合互动、科研咨询创新驱动为核心产生的全智能产业链条，从而推动智库不断壮大，并进一步促进经济新常态的持续健康发展。在目前这一战略机遇期，以研究分析智库产业为代表的创新驱动产业越来越重要。根据中为咨询观察，智库产业是要解决“自我造血”的问题，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层面，我们均需要加强智库产业问题研究。

总结智库发展的经验，可以避免“唯西方论”，陷入西方智库建设和研究的“路径依赖”，彰显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历史文化传统对智库的影响，增强智库建设和研究的自信。我国智库发展只有突出本土特色才能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然，注重中国智库发展和研究的经验并不是要故步自封、唯我独尊，而是强调中国智库发展和研究是有历史基础的，不是毫无根据的。

中国智库特色就是多元化，新型就是要创造新型的价值。作为多元化的中国智库，在活跃思想市场方面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功能定位。一个智库的功能可能有五项，资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并非所有的智库都要把这五项功能做齐了，有的就可以做一项功能，或者以某一项为重点。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是要加强智库的开放和合作，用战略的角度来讲，能够形成互信，本身智库就会带来很多朋友，而这种朋友带来的影响，它影响民众、影响政治、影响决策，是非常非常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