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华盛顿出席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中国财政部部长楼继伟23日表示，美国应对全球经济复苏承担更大的责任。楼继伟引述美国财长雅各布·卢Jacob Lew在致辞时的表述，称中美两国贡献了全球增长的40%。但是楼继伟说，根据他的统计，中国贡献了30%，美国贡献了10%，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美国的储蓄率偏低仍是阻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问题。“我们希望美国加快结构性改革，采取有效措施提高劳动参与率，进而提高储蓄率，而且要改善机制，动员储蓄转为投资，利用现在财政状况比较好的机会，在基础设施以及创新等方面，发挥投资的更大的作用，可以对全球做更大的贡献，”楼继伟说。

美国的储蓄率低主要因为美国是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这正和中国的相反，目前中国正学习美联储摆脱危机的方案，以量化宽松拉抬股市，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实施资产证券化，降低企业负债率，减轻银行的呆坏账压力，经济周期的本质是加杠杆，去杠杆的轮回，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都只是融资的手段，不同的是偿还手段，债务有延期、赖账、跑路、跳楼、破产，然后转向资产证券化，存款变股权，继而暴涨暴跌、资产泡沫，灰飞烟灭。

提高储蓄能提高增长率吗?

储蓄并没有沉淀在银行，而是被贷出投资，但能否有收益则不确定，中国前几年的投资为什么能有高收益？因为有出口顺差；现在为什么投资放缓，乃至减少？原因就在于外需萎缩，而内需不振。

外需来自哪里？美国人与欧洲人的借贷消费，如果没有借贷消费，那么不但中国的增长无法持续，就其本国同样萧条。

经济学有个人人皆知的节俭悖论，即古典学家坚持储蓄能发家致富，但凯恩斯却说，大家都节俭了，必定萧条。

新宏观主义认为：两者说的都是一定道理，之所以结论完全相反，就在于两者的视角不同，前者是从微观个体所言，后者则是从宏观整体而论，即前者是微观规律，后者是宏观规律，前者不需要考虑市场的容量与规模，后者则担忧其宏观边界。

单方面的提高储蓄，而不去设法解决最终需求瓶颈制约，那么到头来可能消费债务减少了，也就是次贷危机避免了，但产能过剩一定来临，恰如中国当前窘境，这一药方并不比美国的高明多少。

今年的孙冶方经济学论文获奖者刘鹤的《两次全球经济大危机比较研究》得出的第九条结论认为：危机只有发展到最困难的阶段，才有可能倒逼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往往是重大的理论创新。大萧条后，世界在绝望中发生了凯恩斯革命。在这次危机中，虽然凯恩斯理论再一次获得生命力，但人口老龄化、全球产能过剩、资源约束强化所导致的潜在生产能力下降，加上劳动力市场更加“粘性”，使单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撞到天花板。同时，全球通缩压力、欧洲主权债务恶化等导致的负面效应显现，全球经济又一次进入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境地。前一段兴起的心理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不少研究引人注目，目前兴起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呼声提高，这说明全球都在等待着理论创新。这次理论创新可能围绕全球经济最实质和困难的问题展开：世界出现的总需求萎缩和资本、技术与劳动力在全球宏观配置失衡的局面，加上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陷入绝境，既带来本国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快速向全球传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尚无明确思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单个国家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明显不足，而大国相互合作又如此困难，急需提出一个可行方案，解决这个全球性的复杂问题。

显然，理论解决方案不是增加储蓄，这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