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出现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倾向。熊彼特在他的遗著中把这种倾向概括为“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S.S·亚历山大的《凯恩斯和马克思》一文被熊彼特看作是这类尝试中最有意义的尝试之一。西方经济学家戴上凯恩斯主义的有色眼镜来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寻找《资本论》和《通论》的“共同点”。关于这一情况，《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一书的作者德赛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期间，恢复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但这种兴趣更多地侧重在马克思的宏观经济学贡献方面。这是因为凯恩斯的《通论》为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提供给经济学家以‘一副新的眼镜’。”

　　罗宾逊的《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和《马克思和凯恩斯》一文是20世纪40年代中出现的“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有代表性的论著。罗宾逊认为，在某些方面，“凯恩斯体系和马克思体系是一致的”。她说，二者可以相互补充，“马克思的理论，……是凯恩斯所必须用来补充的，正如凯恩斯的理论是马克思所需用来补充的一样。”

　　20世纪40年代以后，英、美等国一些凯恩斯主义者继续致力于寻找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一致之处。他们企图在《资本论》中寻找《通论》的论点，在《通论》中寻找《资本论》的论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有的在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时，把凯恩斯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近似物”。他们甚至企图给凯恩斯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凯恩斯“同意”、“接受”或“支持”马克思的许多理论和学说。

　　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之所以要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胜利使现代西方学者感到，公然攻击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莫如歪曲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因此，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是一个值得尝试的手段。但是所有尝试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学者，除了一些枝节性问题之外，所持的基本论点都是站不住脚的，用来论证基本论点的论据也是似是而非的。

　　其实，积极参加“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的西方经济学家并非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的根本区别。例如，罗宾逊在研读马克思《资本论》的过程中，她很自然地对马克思和她非常熟悉的西方正统派经济学家即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的论著进行比较。通过比较，罗宾逊说：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正统派经济学之间的本质区别主要有两点：第一，西方正统派即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则认为它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第二，西方正统派即主流派经济学家认为社会各部分的利益是调和的，而马克思则认为不劳动的财产所有者和没有财产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

　　凯恩斯如果还活着，他决不会同意“把马克思凯恩斯化”、“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敌视马克思主义、敌视社会主义的凯恩斯，有着坚定的资产阶级立场。他毫不掩饰地说：“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

　　今天，如果“把马克思凯恩斯化”和“把凯恩斯马克思化”泛化，那就会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和“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正在抹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根本区别，只强调二者的“共同点”。其结果，必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化，把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这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新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