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管之家App
让优质教育人人可得
立即打开
第24章 利益和谐与冲突
3. “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上）
自远古时期，人们就开始天真地谈论他们的祖先在原始“自然状态”享受的幸福。想象的原始幸福，从古老神话、寓言和诗歌演变成了17和18世纪很多受欢迎的哲学。在这些哲学中，自然一词代表人类生活中美和有益的东西，而文明一词则是个贬义词。人的堕落在于其背离远古时代的原始条件，其中人与其他动物少有区别。这些浪漫的赞颂者断言，那时，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在伊甸园里，和平不受打扰。
然而，自然并不产生和平与慈善。“自然状态”的典型特征是不可调和的冲突。每个物种都是其他物种的敌人。生活资料是稀缺的，不允许所有物种都生存下去。冲突永远不会消失。一帮人为了战胜另一帮人联合起来，在成功消灭原来的敌人之后，胜利者内部会围绕战利品的分配而产生新的敌对状态。冲突的原因总是这样一个事实：多一个人参与分配就意味着其他人的份额变小。
使人与人友好相处成为可能的是分工带来的更高生产力。它消除了自然界中的利益冲突。这是因为，凡是有分工的地方，分配就不再是无法增加的供给的分配。由于分工带来的更高劳动生产力，物品供给增加了。维护和加强社会合作，成了最为重要的共同利益，并消除了一切根本性冲突。经济科学意义上的竞争取代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它造就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谐。使不可调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竞争产生的条件——即所有人基本上都追求相同的东西——变成了造就利益和谐的一个要素。因为很多人，甚至所有人，都需要面包、衣服、鞋子和汽车，这些东西的大规模生产才变得可行，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价格。我的同胞和我一样需要鞋子。这个事实不但不会使我更难以得到鞋子，反而使我更容易得到鞋子。使鞋子价格上升的是，自然没有提供较为充足的皮革和其他原材料，以及为了把这些原材料变成鞋子必须忍受痛苦的劳动。和我一样渴望得到鞋子的人们在市场上的竞争使鞋子变得更为便宜，而不是更贵。
这才是正确理解的市场社会全体成员利益和谐定理的含义。[1]当古典经济学家这么说时，他们试图强调两点：第一，每个人都对维持社会分工有兴趣，因为社会分工提高人类的生产力；第二，在市场社会中，消费者需求最终指挥全部生产活动。人类需要不能全部得到满足，原因不是不适当社会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它是人类生活的一个自然条件。一个完全错误的信念是，相信自然赐予人无穷无尽的幸福，人类的不幸源于人类未能建立美好制度。被改革家和空想家描述为乐园的“自然状态”事实上是极为贫困的状态。边沁说，“贫困不是法律的结果，而是人类的原始条件。”[2]即使是那些生活在分工社会底层的人也远比没有社会合作情况下更为富裕。他们也从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受益，并分享文明社会的利益。
19世纪的改革家抱着原始天堂的寓言不放。恩格斯使其成了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改革理由的一部分。然而，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和经济改造的一个模式。他们把所谓的资本主义堕落与未来社会主义极乐世界中人们将享受的完美幸福加以对比。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将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带来无可估量的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仅仅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伤害劳动大众。所以，在市场社会框架中，普遍存在着“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只有用一个公平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取代明显不公平的资本生产主义，阶级斗争才会消失。
这就是我们时代广泛接受的哲学。它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虽然它的流行主要归功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家。今天，支持它的不仅有马克思主义者，还有那些高喊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奉承自由企业的大多数政党。它是罗马天主教和英国天主教的官方社会哲学。在各种各样的新教和东正教中，它也不乏地位显赫的支持者。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干涉主义学说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德国普鲁士王室, 1701-1918)、主张恢复波旁皇族的地位的法国保皇主义者、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关于宗教教条、宪法制度、外交政策以及用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些党派之间存有争议，但关于资本主义制度损害工人、工匠和小农场主切身利益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全都一致，而且他们都打着社会正义的旗号要求废除资本主义。[3]
社会主义和干涉主义作家和政治家都把自己对市场经济的分析和批判建立在两个基本错误之上。首先，他们都没有认识到，为了满足未来需要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固有地是投机或猜测性的（speculative）。他们天真地假设，满足消费者需要的最佳办法是确定地已知的。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沙皇（或中央生产管理局）无需投机。他将“简单地”采用有利于受他监护人的办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不曾想，问题是如何在不同产业配置稀缺生产要素，不会因为生产要素被用于满足不那么急迫的需要而使更加急迫的需要未能得到满足。决不能把这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混淆。技术知识只能告诉我们，以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什么事情是能够做到的。它不能回答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用众多可用的技术中的哪一个的问题。由于未能理解这个基本问题，计划社会的拥护者相信，生产沙皇永远不会做出错误决策。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不可避免地会犯重大错误，因为他们既不知道消费者的需要，也不知道他们的竞争对手正在做什么。社会主义国家的总经理一贯正确，因为他独自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更因为没有其他人的行为干扰他的计划。[4]
在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的批判中，第二个基本错误源于其错误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认识到，工资是挣取工资的人完成的工作的价格，即他努力为相关物品的生产所作贡献，或者像人们通常所说，他的服务使原料增加的价值。无论是计时工资，还是计件工资，雇主购买的都是工人的业绩和服务，而不是他的时间。因此，一个错误的说法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工人没有兴趣去完成自己的任务。社会主义者断言，以一定的工资率，按小时、天、周、月或年获得报酬的人不是受自利驱使才有效地工作。这是一个恶劣的错误。一个按工作时数获得报酬的人，没有在店铺中漫不经心地虚度光阴，原因不是他有什么崇高理想和责任感。真正的理由是，工作得越多和越好，报酬越高；要挣更多，就必须有更多和更好的业绩。无情的雇主没那么容易被偷懒的雇员欺骗；他们并不像养活大批官僚的ZF官员那样粗心大意。挣取工资的人也没有愚蠢到不知道懒惰和无效率会在劳动市场中受到严惩。[5]
基于他们对工资的经济学性质的误解，社会主义作家提出了荒谬的神话，他们的计划实现将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大为减少，原因是他意识到自己不能获得自己的劳动果实，他的辛苦只会使寄生和懒惰的雇主致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工人都知道他是在为社会利益工作，而他本人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个认识将赋予他最强大工作动机。结果将是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财富的增加。（待续）
[1] 6. For “rightly understood” interests we may as well say interests“in the longrun.”
[2] 7. Cf. Betham, Pinricples of the Civil Code, in “Works,” I,309.
[3] The offical doctrine of the Roman Church is outlined in the encyclicalQuadragismo anno of Pope Pius XI (1931). The Anglo-Catholic doctrine ispresented by the late William Temple,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in the book Christianityand the Social Order (Penguin Special, 1942). Representative of the ideasof Eureopean continental Protestantism is the book of Emil Brunner, Justiceand the Social Order, trans. by M. Hottinger (New York, 1945). A highlysignificant document is the section on “The Church and Disorder of Society” ofthe draft report which the World Council of Chruches in September, 1948,recommnded for appropriate action to the one hundred and fifty odddenominations whose delegates are member of the Council. For the ideas ofNicolas Berdyawe, the most eminent apolgist of Russian Orthodosy, cf. his book TheOrigin of Russian Communism (London,1937), especially pp. 217-218 and 225. It is often asserted that an essential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rxians and the other socialist and interventionistparties is to be found in the fact that the Marxians stand for class struggle,while the latter parties look at the class struggle as upon a deplorableoutgrowth of the irreconcilable conflict of class interest inherent incapitalism and want to overcome it by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eforms they recommend.However, the Marxians do not praise and kindle the class struggle for its ownsake. In their eyes the class struggle is good only because it is the device bymeans of which the “productive forces,” those mysterious forces directing thecourse of human evolution, are bound to bring about the “classless” society inwhich there will be enither classes nor class conflicts.
[4] The thorough exposure of this delusion is provided by the proof ofthe impossibility of economic calculation under socialism. See below the fifthpart of this book.
[5] Cf. above, pp. 600-602.
第24章 利益和谐与冲突
3. “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下）
然而，把每个工人的利益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利益等同起来，纯属条文主义和形式主义虚构，与实际事务无关。一个工人增加自己的劳动强度，负担完全落在自己身上，这样的努力给他本人带来的利益和福利却是无穷小。一个工人完全从悠闲和偷懒中得到享受，社会福利因此而减少，但他感觉到的福利减少很小。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下，私利所提供的个人激励被移去了，而偷懒和疏忽受到奖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利激励每个人最大程度的勤奋，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私利使人懒惰和松懈。社会主义者也许会胡言乱语地说，奇迹般的人性变化会使社会主义来临，高尚的利他主义会取代卑鄙的自我中心。但是，他们决不再沉湎于社会主义下的个人利己将带来巨大财富的神话。[1]
不那么固执、不带偏见和没有怨恨的社会主义鼓吹者可以争辩说：“一个市场社会中的总收入P也许大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总收入p。但是，如果社会主义制度在他的每个成员中均分总收入p，那么，市场社会中收入低于这一平均水平的人受益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而且，很有可能，这组人占多数。无论如何，市场社会中正确理解的所有成员的利益和谐都显然站不住脚。有一类人，他们的利益因市场经济的存在而受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状况会得到改善。”市场经济的拥护者怀疑这种推理的结论。他们认为p会比P小很多，以至平均收入将小于市场社会中工资最低的人的收入。毫无疑问，这个反对意见是很有根据的。然而，它所依据的不是人类行为学的理由，从而缺乏人类行为学的证明中所具有的无可置疑的说服力。它所依据的是一个中肯的判断，是对P和p之间差异的数量评估。在人类行为领域，此类数量的认识是通过理解来得到的，无法达成有关它们的充分共识。人类行为学、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学无助于解决关于数量问题的分歧。
社会主义支持者甚至能走得更远，并说：“就算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都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穷的人还穷，就算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为每个人提供更多物品，我们仍然拒绝市场经济。伦理上，我们把资本主义当作不公平和不道德的制度，从而不予认同。我们基于通常所说的非经济理由而选择社会制度，并且容忍它减少每个人的福利。”[2]不可否认，如此傲慢地不顾物质福利，的确留给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和苦行修道的隐士的特权。正相反，使社会主义普遍受欢迎的却是如下幻想：它比资本主义给大众带来更大幸福。但无论这是多么可能，显然的一点是，这种类型的亲社会主义论调是注重劳动生产力的自由主义逻辑无法撼动的。
如果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反对意见仅仅是社会主义将会降低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那么，人类行为学就不可能给出最终判断。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选择中，人们不得不依据价值判断和实用性判断。就像不得不在两件东西之间做出选择那样，他们不得不在两种制度之间做出选择。无法找到每个健全的人都能接受的客观标准，既能解决争端，又不留下矛盾。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和判断力不会因为无情的必要性而被取消。然而，真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人无法在这两种制度之间做出选择。只有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分工体系下的人类合作才是可能的。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因为它缺乏经济核算的方法。这个根本问题的解决是本书第五篇的任务。
确认这个真理，不等于贬低从另一个角度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述的结论性和可信力，即社会主义将破坏生产力。针对社会主义计划而提出的这个反对意见是如此地难以抵抗，只要是明智的人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资本主义。这仍旧是在两个社会经济体制中间做出选择，宁愿一个而不愿另一个。然而，这不是二中择一问题。社会主义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人没有能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这是在资本主义与混乱中择其一。当一个人在一杯牛奶与一杯氢化钾溶液之间做出选择时，他不是在两种饮料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生与死之间做出选择。当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时，它不是在两种社会体制之间做出选择，而是在社会合作与社会瓦解之间做出选择。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备选项。它是任何使人活得像真正的人（human beings）的社会的备选项。经济学的任务是强调这一点，就像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是教导人们氢化钾不是营养品，而是致命的毒药。
生产力论的说服力是如此不可抗拒，以至社会主义的支持者被迫放弃他们原来的策略，并求助于一个新的方法。他们搅乱垄断问题，渴望借此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生产力问题上转移开。政治家和教授们争相描述垄断的危害。他们把我们的时代称作垄断资本主义时代。今天，人们提出的赞同社会主义的最主要论点总是提及垄断。
今天，垄断价格的出现的确造成垄断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不一致。垄断者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利用垄断的商品。在有垄断价格的情况下，垄断者利益高于公众利益，市场民主受到限制。关于垄断价格，有的不是利益和谐，而是利益冲突。
关于专利和版权保护下收取的垄断价格的这些说法，我们可以提出质疑。一个人可以争论说，没有专利和版权法，这些书、艺术作品和技术发明就不会出现。公众支付垄断价格购买的东西是竞争价格下不可能享受的东西。然而，我们可以忽视这个问题。它与我们今日关于垄断争论无关。当人们说到垄断的危害时，他们暗指的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存在如下普遍和必然趋势：垄断价格取代竞争价格。他们说，这是“成熟”和“晚期”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无论早期资本主义情况如何，也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理解的利益的说法的有效性，关于这样一种和谐，今天都不再有任何问题。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3]根本不存在走向垄断的趋势。一个事实是，在许多国家，许多商品有垄断价格，而且某些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按照垄断价格出售。然而，这些垄断价格几乎都是政府干涉商业活动的结果。它们不是自由市场中发挥作用的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反而是试图抵消决定市场价格水平的那些因素的结果。垄断资本主义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贴切的说法是垄断干涉主义或垄断国家主义。
在不受各国政府和政府团体干涉和密谋破坏的自由市场上出现的一些垄断价格并不重要。这些垄断涉及一些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存量少且地理上集中于一些局部地区，从而形成垄断。然而，一个事实是，在这些例子里，即便没有政府直接或间接促成垄断价格的政策，垄断价格也可以形成。必须认识到的是，消费者统治不是完全的，而且市场民主过程的运行是有限的。即使在没有政府介入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与其余人民的利益之间的敌对的情况下，也有一些中重要的例外。然而，此类敌对并不削弱全体人民在维护市场经济时的利益和谐。市场经济是唯一能够发挥作用且实际上一直在发挥作用的社会经济组织体制。社会主义是不可实现的，原因是它无法发展出一个经济核算方法。干涉主义必定造成一种情况，即便从其提倡者的角度，这种情况也不如要改变的自由市场所造成的情况。此外，一旦干涉主义超越一个狭小应用领域，它将自我清算。[4]事情就是这样，唯一能够维持和进一步强化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持续存在给所有不希望解散社会合作和回到原始人生活条件的人带来利益。
古典经济学家关于正确理解的利益和谐的教导是有缺陷的，但仅仅限于他们没有认识到如下事实：市场民主过程是不完美的，原因是在一些不重要的情况下，即使是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垄断价格也会出现。但是，更为显著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被当作一个社会经济组织制度。他们把利益和谐这一教条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之上：市场过程迫使生产资料所有者根据消费者的愿望来使用他们的财产。今天，这个定理必须建立在如下认识之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可行的经济核算。
[1] The doctrine refuted in the text found its most brilliant expositorin John Stuard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People’s ed.London, 1867], pp. 126 ff.). However, Mill resorted to this doctrine merely inorder to refute an objection raised against socialism, viz., that, byeliminating the incentive provided by selfishness, it would impair theproductivity of labor. He was not so blind as to assert that the productivityof labor would multiply under socialism. For an analysis and refutation ofMill’s reasoning, cf. Mises, Socialism, pp. 173-181.
[2] This mode of reasoning was mainly resorted to by some eminentchampions of Christian socialism. The Marxians used to recommend socialism onthe ground that it would multiply productivity and bring unprecedented materialwealth to everybody. Only lately have they changed their tactics. They declare thatthe Russian worker is happier than the American worker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his standard of living is much lower; the knowledge that he lives under a fair systemcompensates by far for all his material hardships.
[3] Cf. above, p. 366.
[4] Cf. the sixth part of this book.
扫码加好友，拉您进群
全部版块
我的主页
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