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oliteconomics这样的合成词来取代political-economics这样的组合词更贴切于“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概念。这是我自己造的词用来表达“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而不是通常我们简单而愚蠢地将政治经济学等同于政治学+经济学。英语中，“政治”一词的词根来源于“城邦”一词，其本意就是有限定范围的意思。而政治一词无论在古希腊或者在古中国都无例外地带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阶级区分后的统治与压迫的烙印。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政治一词的相近和相关意义都毫无例外地包含着统治、治理、文明、世故、圆滑、诈术等意思。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与人和人之间阶级关系的不可分割性。　　
    这里首先理清一些分支和边缘上的概念。　　
    首先政治学和社会学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同样将人类社会作为研究对象，政治学是研究者和实践者置身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来进行探讨的学科，而社会学则是研究者和实践者本身将自己置身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之间关系之外来探讨的学科。　　
    事实上，很难存在这样一门学科，既把自身置于研究对象之中，又把自身置于研究对象之外，所以实际上不存在所谓政治社会学或者社会政治学，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　　
    当我们厘清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本质差别之后，我们就已经能够看到，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带有阶级性或者代表研究者所属的社会地位的立场。　　
    虽然还没有找到相关线索证明马克思持有这样的思路，但至少他的经济学研究既不限于政治经济学范畴的，也不限于社会经济学范畴，而是被称为哲学—政治经济学手稿。在经济学尚未从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的年代，他已经在试图在统制两种研究“场境”于一体的高度上融合进经济学研究了。　　
    按照这个逻辑思路，显然我们已经能够解释为什么说，政治经济学必然随着阶级的消亡而归于消失。换句话说，如果社会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国状态或者进入一个消除了任何阶级或因物质归属差别而形成等级的状态，那么经济学是作为社会经济学而存在的。　　
    回到现实中，只要人作为社会存在物，依然具有逐利性，那么政治经济学就具有不可颠覆的合理性，且这种合理性与社会经济学相对立。　　
    问题就在于，如何一种试图纯客观的研究“场境”竟然是不合理的。
    政治经济学之为研究人类经济关系的学科并非出于某人的规定而是出于政治经济学诞生的背景所导致的这门学科必然的规定性。　　
    自从私有制出现后，人类的经济活动就不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客观物的关系而演变为人与人之间因为占有其经济活动所不可或缺的对象而导致的关系。一种活动资料在被使用之前不再因为其客观的自然属性而首先必须是明确其归属所有权后才可以被使用。于是，人类经济活动出现一种本末倒置的怪异：原本最初出现的属性竟然必须以没有这种最初的自然属性就不成立的所有权属性为前提才可以在人类社会中实现其自然属性！　　
    这种本末倒置——在经济现实的进步中，私有制因为社会化大生产还没有出现从而无法通过经济实践表现其经济本质时，在经济理论的演进中，私有制因为其物质基础还没有被马克思区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缺乏其对立面的表现时——还是不矛盾的。　　
    在人类经济活动中，经济活动的对象物早在理论区分之前从来就包含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但是在社会化大生产以前，尽管私有制早已出现，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使用是配合关系，生产从来就是为生活服务而从属于生活的。生产资料即便以完全背离其自然效用的属性出现——比如以货币形式，但生活资料的使用限制着生产资料的使用——货币除了可以贮藏以外，并无太多用处，因为只要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然产品，太多时其边际效用递减，太少时，即便有货币也不解决问题。因此，是通过漫长岁月演进累积起来的生产力使得社会化大生产具备足够的空间和资源基础后，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开始脱离生活资料的束缚而取得独立的发展并形成自己的运行规律。　　
    在社会化大生产开始之前的岁月里，私有制的生产资料只是作为土地的“助产婆”角色来促进剩余劳动转化为更多自然产品。而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不仅扮演劳动转化为价值的助产婆角色，而且其本身的私有制属性迫使劳动进行无休止地生产。这种无休止地生产不仅通过私有制来实施，而且通过私有制不断地将任何可能的剩余劳动都转化为更多的生产资料来倍增。　　
    这种倍增的无休止生产把作为客观物的生产资料对劳动的强迫当作障目之叶而把私有制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隐藏其后的经济现实被马克思揭露并遭到其严厉抨击和深刻批判。庞巴维克以利息的合理性来试图为剩余价值进行辩护的努力结果反而进一步暴露了不断增加的生产资料的究底来源问题和这种更多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料的经济归属问题。哈耶克为继承庞巴维克的辩护思路而一方面不得不继承马克思对与劳动过程不可分离的客观对象物的两大部类划分，另一方面又企图把这种无休止的生产庸俗化为劳动过程在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生活资料之间分配问题，却始终回避究竟什么原因使得劳动过程总是自发地倒向生产生产资料。　　
    于是，我们看到，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首先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到了哈耶克那里，资本主义最终表现为庞大的资本堆积。　　
    并非有了政治经济学才有了资本主义才有了资本的庞大堆积。如果连研究对象都不存在，那么也就不存在以特定对象为研究的一种知识体系。　　
    无论人类的历史演进活动多么血腥而残酷，不论人类生活差异表现为怎样的不平等，既然政治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一门伦理学，那么也就不需要这样一门多余的学科再来表达道德规范。相反地，政治经济学有着其自身专门的研究对象，并且伴随着其研究对象的孕育演化而发展起来。　　
    在上古年代，人类就已经不仅从事生产并且通过分工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交换来实现生产剩余在使用价值上的更快实现。同时，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丰富作为对人类所谓进步的犒赏是以分配不公和剥削劳动为代价的。但是，不论剥削如何残酷，压榨如何苛刻，只要交换依然只能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只要消费资料的积蓄依然制约着扩大再生产，人类的生产生活过程就没有任何超出自然规律以外的特殊规律可言。在那个时候，拥有货币的多寡与拥有其它物质资料的多寡在本质上并无特殊区别。　　
    谁第一个把货币当作一切活动的目的，并且试图仅仅以直接的交换来达到这个目的的人，谁就是创造资本主义的人。资本并非天生就是货币，但货币天生就是资本。只有直接追逐货币，并试图在交换中取得超过自身投入代价的额外报酬，才使得不仅交换在个别经济活动层面上与生产独立开来表现为可以独立创造利润的过程，并且货币才开始表现出其有别于其它生产资料的资本性质。当交换不再是实现生产目的的一个手段，当货币不再是维系再生产的一个约定，人类的经济活动开始了现象掩盖本质，个别混淆一般的历史表现。　　
    于是，第一次，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发现其在经济活动中的目的和未达成这种目的所进行的诉求和努力总是相互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当那个夏洛克要一磅肉的时候，他看见的只是迫不得已下的货币替代物，而货币本身是不带血的。却是资本要求货币“从头到脚的每一个毛孔都渗透着鲜血”。　　
    人类的历史从来就是血淋淋的。把血淋淋的历史不是用剑与火，铁和血谱写出来，而是用货币点缀起来用资本掩盖起来，从而使得其表现出伪装的仁慈和虚假的文明终于孕育出最冷酷和“恐怖的科学”——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冷峻的眼光注视着人类如何以漂亮的交换来包装朴实的劳动，审视着人类迈入追逐毫无用处的货币歧途而放弃了单纯为了生活而付出努力劳动的道路。　　
    从政治经济学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一方面是作为一部分而为人类知识体系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人类年轻历程的一部分而不得不与人的个体性缺陷不断作彻底的斗争。　　
    只要人类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还不能摆脱其与人作为的类的存在物所对立的个体属性，从而难以克服私有制倾向，进而通过交换取得多于投入的货币就始终留存在人的社会属性之中，那么政治经济学就是这种属性的自然之镜。　　
    所以，政治经济学自从诞生起就只能是这样一种知识：其通过不断总结人类经济活动的历史，以资本这一人类社会必然产物作为关键对象，透过表现为社会行为的人类活动揭示出人作为社会动物在个体与整体表现上的矛盾性属性及这种矛盾属性与人作为自然生物所的生活过程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作为社会动物，其个体必然具有的私有属性与其类体上要求的公共属性在人类对客观对象和环境进行利用时所表现出来的的矛盾及其规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