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价值和价格基本理论的物物交换虚构

       经济理论的详细阐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算账的逻辑过程，以至于经济学家未能认识到经济核算方法涉及的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把经济核算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没有看到，经济核算不是从根本上理所当然的，而是一个派生现象，需要还原到更为基本的现象。他们曲解了经济核算，将其当作一切人类行为的一个范畴，忽视了如下事实：经济核算只不过是特殊条件下行为的固有范畴。他们充分意识到了如下事实：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通过共同交换媒介——货币——实现的市场交换和价格，是特定社会经济组织的特征，而这样的经济组织是原始文明中没有的，并有可能在进一步的历史变化过程中消失。[1]但是，他们不理解，货币价格是经济核算的唯一工具。所以，他们的研究大多没用。最杰出经济学家的著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害于他们关于经济核算的错误思想。

       现代价值和价格理论表明，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换领域中，宁愿某些东西和放弃另一些东西的个人选择如何导致市场价格的出现。[2]不过，这些精彩阐述在一些细小地方不能令人满意，被不恰当的表达方式破坏了。但是，它们基本上是不可反驳的。至于需要的改进，必须做的事情是对这些作家的基本思想进行一致的详尽阐述，而不是驳斥他们的推理。

       为了把市场现象追溯到宁愿a而不愿b的一般范畴，价值和价格的基本理论一定要使用某些假想结构。完全脱离实际的假想结构是绝对必要的思维工具。其他方法都无助于解释现实。不过，最重要的科学问题之一是避免此类结构的不恰当使用所引起的谬误。

       除了后面要研究的其他假想结构，[3]价值和价格的基本理论还使用如下假想结构：所有交换都是直接交换，即没有货币，所有的物品和服务都直接与另一些物品和服务交换。这个假想结构是必要的。要使交换总是一阶经济物品之间的交换，我们必须忽略货币发挥的媒介作用。货币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换的媒介。但是，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只有直接交换的市场结构容易造成的错觉。

       对这个假想结构的误解导致了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严重错误：交易媒介只是一个中性的因素。依照这一观点，直接交换与间接交换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后者中使用了交易媒介。这个观点断言，交换中引入货币，不影响商业活动的主要特征。我们没有忘记的一个事实是，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货币购买力的剧烈变化，而且这些波动常常引起整个交换体系剧烈震动。但是，人们相信，这类事件是不适当的政策导致的异常。据说，只有“坏的”货币才会造成这样的混乱。此外，人们误解了这些波动的因果。他们默认，购买力变化是对所有物品和服务而言的，而且变化的时间和程度相同。当然，这正是货币中性神话的含义。据说，假设只有直接交换，交换科学的整个理论也能得到详细说明。如果这一点做到了，剩下的唯一事情是在有关直接交换的定理中“简单地”插入货币这个术语。然而，交换学体系的这一收尾工作被看作是次要的。人们不相信，它能够给经济学的结构造成实质性影响。经济学的主要任务被理解为直接交换研究。除此之外，要做的事情仅仅是详细研究“坏的”货币的问题。

      遵从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没有给予间接交换问题应有的重视。他们对货币问题的处理是肤浅的。货币问题只是松散地联系着他们关于市场过程的详细研究。大约在20世纪初，间接交换问题大体上还处于次要地位。有些交换科学论著偶尔粗糙地论及货币问题。有一些论货币和银行的著作，但这些著作都没有试图把他们的主题并入交换科学体系。在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国家的大学中，经济学教授和货币银行学教授席位是分列的，而在德国大学中，货币问题几乎完全不受重视。[4]只是在后来，经济学家才认识到，交换科学的一些最重要和最复杂问题是在间接交换领域中发现的。而且，不充分关注这些问题的经济理论是拙劣地有缺陷的。经济思想新的里程碑是“自然利率”与“货币利率”之间关系的研究流行，商业周期的货币理论的占支配地位，货币购买力变化的同时性和均匀性学说被彻底摧毁。当然，这些新思想从本质上说是大卫·休谟、英国货币学派（BritishCurrency School）、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凯尔恩斯（Cairnes）开创的辉煌事业的继续。

        更为有害的是第二个错误。这个错误来自直接交换组成的市场这个假想结构的粗心使用。

       一个根深蒂固的谬论是，交换的物品和服务是等价的。价值被认为是客观的，是物品固有的内在性质，而不仅仅是不同的人渴望获得它们的程度的表达。这一谬论假定，人们首先通过测量为物品和服务建立适当的价值尺度，然后进行物物交换，用某些物品和服务交换价值相等的其他物品和服务。这个谬论阻挠了亚里士多德对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近2 000年里，它还妨碍了那些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当作权威的人的思考。它严重损害了古典经济学家的非凡成就，并导致他们的追随者（尤其是马克思和马克思学派）的写作完全徒劳。现代经济学的基础是如下认识：引起交换的恰恰是交换的东西被赋予了不相等的价值。人们参与交换的唯一原因是他们认为放弃的东西不如得到的东西有价值。所以，价值测量的想法是徒劳的。没有可称之为价值测量的过程先于交换或与交换同时发生。一个人也许赋予两个东西相同的价值，但不会有交换。不过，如果存在着价值上的不同，我们至多可以说，a被赋予了较高的价值，宁愿a而不愿b。价值和评价是强度量（intensivequantity），而不是广延量（extensive quantity），难以通过基数的应用来理解。

       然而，价值可测量，并且的确在经济交换行为中得以测量，这个具有欺骗性的想法是如此根深蒂固，甚至杰出经济学家都陷入了隐含其中的谬误。甚至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和费雪（Irving Fisher）都将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必定存在价值测量之类的东西；经济学一定能找出和解释此类测量得以实现的方法。[5]大多数次要经济学家则简单地坚持货币是“价值的一个测量”的想法。

       现在，我们必须认识到，价值判断就是宁愿a而不愿b。无论是从逻辑上说，还是从认识论、心理学和人类行为学上说，宁愿一个东西而不愿另一个东西的方式都只有一个。一名业余画家宁愿这一幅画而不愿另一幅画，或者一个消费者宁愿一块面包而不愿一块糖果，尽管这样的价值判断是其他人不赞成的。宁愿a而不愿b，总是意味着a和b中更喜欢a，或更想要a。正如不存在性爱、友情、同情和审美的标准和测量那样，也不存在商品价值的测量。如果一个人用两镑黄油交换了一件衬衫，关于这次交换，我们能说的是，在交换那一刻和当时条件下，他宁愿一件衬衫而不愿两镑黄油。可以肯定的是，宁愿什么东西总是隐含着一定强度的心理感觉。实现特定目标的欲望的强烈程度有等级，而这种强烈程度决定心理利润(psychic profit)，而心理利润是成功的行为带给采取行动的个人的。但是，心理量只能被感觉。它们完全是个人的，无法用词语表达它们的强烈程度，并向他人传递有关它们的信息。

    无法建立一个价值单位。我们不要忘记，同质的两单位某种东西必然被赋予不同价值。第n单位的价值低于第(n-1)单位的价值。

    市场社会中有货币价格。经济核算是用货币进行的计算。不同数量的物品和服务按照现在或将来在市场上购买或出售它们的货币数量进行计算。一个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个人或一个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社会主义体系的总经理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核算。没有办法使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货币核算走向非市场体系的核算。

价值理论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主义和历史学派都曾指责经济学家使用一个孤立的个人的思维和行为这一假想结构。他们断言，这一鲁宾逊·克鲁索模型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来说是没有用处的。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一个孤立的个人和没有市场交换的计划经济，这一假想结构只有通过一个虚构的假设的含义而变得可用，而这个思想上自我矛盾和背离实际的假设是，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市场的体系中，经济核算也是可能的。

       一个重大错误是，经济学家没有意识到一个市场经济与一个非市场经济之间的这个差别。然而，社会主义者很少有理由批判这个过错。这是因为，这个错误恰恰在于经济学家默认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能够利用经济核算，从而断言社会主义计划实现的可能性。

       古典经济学家及其追随者自然无法认识到其中的问题。倘若物品的价值真的由生产或再生产它们所需劳动数量决定，那么，不存在进一步的经济核算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不能因为曲解了社会主义体系的问题而受到指责。他们的致命失败是他们的站不住脚的价值论。他们中一些人打算把社会主义经济这个假想结构当作一个有用的模型，可以通过彻底的社会组织改革可实现。这并不与他们的理论分析内容矛盾。但是，它不同于主观交换科学。对于现代经济学家来说，没有认识到这其中涉及的问题是不可原谅的。

       维塞尔曾声称，很多经济学家无意中研究了共产主义价值论，并因为这个缘故而忽视了当前社会状况的详细论述。当他这么说时，他是对的。[6]可悲的是，他本人也没有逃脱这一失败。

        一个幻想是，在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一个合理的经济管理秩序是可能的。这一幻想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其挥之不去是因为很多当代经济学家未能始终如一地从主观主义理论的基本定理得出其最终结论。使社会主义乌托邦产生和延续的恰恰是被马克思主义作家当作“剥削他人的资产阶级的自私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伪装”加以驳斥的一些思想流派的缺点。事实上，正是这些学派的错误导致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茁壮成长。这一事实清楚表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意识形态”及其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是空虚的。

[1] The German Historical School expressed this by asserting thatprivate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market exchange, and money are"historical categories."

[2] Cf. especiallyEugen von Bohm-Bawerk, Kapital und Kapitalzins, Pt. II, Bk. III.

[3] See below, pp.236-256.

[4] Neglect of the problems of indirect exchange was certainlyinfluenced by political prepossessions. People did not want to give up thethesis according to which economic depressions are an evil inherent in the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nd are in no way caused by attempts to lower therate of interest by credit expansion. Fashionable teachers of economics deemedit "unscientific" to explain depressions as a phenomenon originating"only" out of events in the sphere of money and credit. There wereeven surveys of the history of business cycle theory which omitted anydiscussion of the monetary thesis. Cf., e.g., Eugen von Bergmann, Geschichteder nationalökonomischen Krisentheorien (Stuttgart, 1895).

[5] For a critical analysis and refutation of Fisher's argument, cf.Mises,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trans. by H. E. Batson (London,1934), pp. 42-44; for the same with regard to Wieser's argument, Mises, Nationalokonomie(Geneva, 1940), pp. 192-194.

[6] Cf. Friedrich von Wieser, Der naturliche Wert (Vienna, 1889), p. 60, 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