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罗马尼亚人在纽约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18日 晴 与文字中的过度感伤不同，马内阿欢快。“你是要威士忌、跳舞、咖啡，还是真的要采访”，在纽约上西区的一间公寓里，他张开双臂，迎接我们。
我读过他的两本书，一本文论集《论小丑：独裁者和艺术家》，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流氓的归来》。不知是翻译所致、还是原作风格即是如此，我能熟记其中一些片段、句子，却对全书的结构与叙述缺乏印象，它有些过分地涣散。他那高度自我的沉溺口吻、细腻鲜活却又经常重复的细节似乎是他最显著的特色。
但他的独特个人经验，足以制衡这种涣散与自溺。出生于1936年的罗马尼亚的诺曼•马内阿，童年时进过法西斯的集中营，侥幸逃生又被卷入共产主义试验中，到了50岁时不堪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统治，成为了一名流亡者。在纽约，他一边用他才吃力学习的英语在大学教授欧洲文学，一边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讲述那些黑暗、荒诞、充满谎言与挣扎的个人经验，这些经验正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分。他称罗马尼亚的统治是“结合了法西斯主义与斯大林主义的拜占庭方式”，自己则是“两种极权制度的豚鼠”。
“那个巨大的谎言就像个新胎盘，既不让我们生，也不让我们死。一个鲁莽的姿势就会让那纤薄的薄膜炸开。你必须屏住呼吸，不断自省，以便你的那张被大大小小的谎言堵住的嘴不会一不留神吐出可能粉碎那个保护茧的气息来。事实上，我们正不断用其他遮盖物来包裹这蛋壳，一层又一层，就像俄罗斯套娃一般。”这样的漂亮比喻、还有对审查制度的描述等，都散发着强烈的亲近感，这是所有极权社会经历者们共同的梦魇。这梦魇经常以特别的琐碎、平庸的面貌出现，令身在其中的人们不断被麻痹，最终失去了描述、理解它的能力。
“这要感谢你们，中国还有朝鲜”，在我们说起齐奥塞斯库年代的罗马尼亚时，马内阿半带玩笑的说，玩笑的另一半则是真实。这给被他称作“喀尔巴阡山的白脸小丑”在1965年成为统治者时，曾给整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希望。他推行了自由化政策，并在曾公开反对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马内阿的第一本书也正是在这气氛中出版的，他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另一个身份（或许，也时最真实的身份）。但在1971年的中国与朝鲜之行后，他彻底被东亚式极权系统的效率所震惊了，作为一个独裁者可以享受如此整齐划一、规模浩大的个人崇拜。他的统治风格开始发生变化，加强秘密警察、推行无意义的政治社会工程，直到1989年的圣诞节，他与妻子被枪决。 他是这一年的东欧巨变中，下场最悲惨的总书记。
很有可能，1971年出访的意义被夸大了（同样被夸大的，还有他的妻子对他的不良影响），齐奥塞斯库遵循的只是权力的逻辑，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异化。
即使身为东欧最残酷的政权，齐奥塞斯库对社会的控制与瓦解，似乎也与中国（更不要说朝鲜）相去甚远。在马内阿的书架上放着他与妻子切拉（她年轻时的样子与索非亚•罗兰颇有类似）的青年时代的照片，他们穿合身西装与礼服，脸上带着潇洒的得意，像是老派的好莱坞明星。戴墨镜的马内阿，更象是个倜傥的花花公子。
“我们的文化是拉丁式的”，马内阿说，他很愿意分享他青年时代的经历。尽管在文章中，他强调政治的压抑、社会的停滞、文化的分裂，但在个人生活中，那仍是个充满音乐、书籍、舞会与情欲的时代。这不仅是因为彼时他正年轻，也是因为在罗马尼亚（或是整个东欧，甚至苏联），从未有过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彻底的严酷不仅充斥公共生活，还全面入侵私人世界。
“罗马尼亚男人与意大利男人相似吗？”看着他与年轻漂亮的女同事热情的交流时，我问他。“几乎是一样的”，他的回答干净利落，他们都习惯性的向女人献殷勤。
这套拉丁化的生活方式、还有他深深眷恋的罗马尼亚语，似乎都无法让他留在布加勒斯特，一种越来越加剧的压抑、腐烂、停滞，最终让他主动逃离，尽管这是个一再拖延的决定。1986年，他以50岁之龄来到德国，两年后又来到纽约。
像是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教授，我记得他不止一次这样写道。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俄国学者普宁不得不将大量精力耗费于日常的挣扎，尽管如此他仍乘错了列车、错过了讲座。陌生的语言环境让一个外来者变得无助、懊恼，他昔日的人生经验、知识积累，都因语言瓶颈而变的毫无价值。
对于通晓德语与法语的马内阿来说，他真正的普宁教授的经验不是在柏林与巴黎，而是纽约。他与切拉和一群年轻的中国、菲律宾、东欧移民们挤在教室里，学习基础英文。
这结果却是惊人的。尽管他的英文交流仍算不上流畅，却已在学院了教了26年的书。他曾经忧虑于学生们无法听懂他的语法与口音，但纽约慷慨地接纳了他。
“世界上最好的旅馆”，他在一次采访中曾这样形容纽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则这样写道：“巴基斯坦人的报摊、印度人的香烟铺、墨西哥餐馆、女服装店，朝鲜人的小超市：大筐的水果和鲜花，西瓜和椰子……玫瑰、郁金香、康乃馨……矮楼、高楼、更高的楼，各种风格，不同的形状及混杂的各种用处，新世界和旧世界……”
在这个主要由外来者构成的城市，一个罗马尼亚的犹太作家也找到自己的位置。他仍觉得这里是旅馆，但家也回不去了。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并未给他带来希望，这对独裁夫妇未经审判就枪决，让他陷入忧虑，祖国发生了变化，却并未朝他希望的方向变。当他1991年在《新共和》上发表关于一位著名的罗马尼亚学者正是反犹主义者的文章时，招来了轩然大波。在罗马尼亚，他成了民族的敌人，在美国，他变为FBI的保护对象，以防止极端主义的罗马尼亚侨民可能的刺杀。在一个表面民主的社会，犹太人的命运依旧不佳，存在一些远超政治的原因……归与不归，变成了两难的选择，他也越来越倾向于后者——“祖国逐渐远去了，越来越退入往昔，越来越钻入我的内心。我不再需要地理和历史来证明它的矛盾重重，来证实它的坠落”。
流亡并非仅仅是失落、笨拙、无奈，它也是改变自我、再度创造的良机。倘若他仍留在布加勒斯特，很难想象他会获得此刻世界性的成功。即使这世俗成功并非唯一标准，他的写作本身也必定受惠于这崭新的经验，尽管他依旧用罗马尼亚语写作记忆，这记忆因为这些陌生环境，变得更加鲜明。阅读他刚刚出版的文论集，你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因流亡获得的一种更辽阔的视角。
他很少书写美国经验，说自己来得太晚，不懂这个新环境。但他仍有很多有趣的洞察。他说，英语过分清晰、讲究逻辑，无法承载他母语中的含混、暧昧。他说美国社会浅薄，却有一种让人保持愚蠢得自由，美国生活充满了矛盾与不连贯性，却可能是自由的标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