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p><p> </p><p>约·穆勒认为，如果在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的前提下，努力采用一切办法来缓和不平等，人们就会发现私有财产原则并不与自然和社会灾难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他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著述家都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离的。”</p><p>这正如我们曾经指出的那样，如果每一个人的才能都能够获得长足的发展并为社会以同等程度所需要，那么，私有财产原则本身显然就不会必然导致不平等。这其实意味着，收入的不平等至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以同等程度需要每一个人的才能，那么，收入的不平等则一定具有永恒的必然性。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说，穆勒的下述观点并不完善：</p><p>“正当的为私有制辩护的理论是以公平原则（即报酬与努力成比例）为依据的。因此，要判断所有制的最终目标，我们必须假定使这一制度违反这一原则的每一件事都已纠正。我们还必须假定已实现两项条件，其一为普及教育，另一为适当地限制社会人口；没有这两者，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别的法规制度，都不能防止大多数人处境恶化和陷入不幸。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则即使是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也不会产生贫困。又，如果如此假定，则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是像社会主义者通常所说的那样，是奔向能避免压倒人类的各种弊害的唯一避难所的问题，而仅仅是权衡两者利弊的问题。这是将来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对采取最好形式的社会主义能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一无所知，因而无法确定这两种制度中哪一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p><p>显然，仅仅普及教育及限制人口并不能必然使对每一个人的才能获得同等程度的需要，这一是要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制约，二是要看人口数量与这种发展水平是否是相适应的。</p><p>穆勒接着说，“如果要冒险作一下推测，也许主要会按如下问题的答案作出抉择。那就是，两种制度中何者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自由和自主。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之后，人类的下一个强烈欲望就是个人自由。这种欲望（不像物质需要那样随着文明的进展而变得更加稳健和便于控制）会随着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而日益强烈。社会制度和实践道德的完善是要保障一切人完全独立和行动自由，除不得损害别人外不受任何限制。”</p><p>于是我们要问，共产主义能够保证人们有这种自由吗？一些人所幻想的所谓共产主义的股份制，可以允许人们自由地转让股票吗？如果人们没有这种自由，人们是否还会选择这个制度；而如果有了这种自由，那么这个制度事实上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制度呢？</p><p> </p><p>           2008-11-19</p><p>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