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白衣秀士”王伦开办的创业型企业梁山，早期最为核心的组织管理制度是排名制。该制度大的好处是简单，既可让泊里的等级一目了然，也比较容易被大小头目接受。但此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难以克服的问题：其一，依据无法明确和量化——是按对山寨的贡献，还是按个人能力、江湖地位，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水浒传》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刚到梁山时，竟屈居江湖无名之辈杜迁、宋万之下，这不能不说是“火并王伦”的原因之一。其二，过于死板，座次排定后，很难调整，后来者能力再强、贡献再大，也只能排在后面。由此，排名制并不利于企业高速成长，对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来说也颇为不适用。

　　“江州事变”后，宋江带着20余位新头领投奔梁山。初来乍到的宋江展现了领导者本色，看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足以改变梁山激励体制方向的话：“休分功劳高下，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待日后出力多寡，那时另行定夺。”虽然当时在“董事会”里宋江位在晁盖之下，但宋江一句“休分功劳高下”改革方案，就已将梁山改姓为“宋”：不管以前功劳、资历如何，对于董事会之外的人来说，以前的排名统统不算，以后按照功劳，重新考核，再评定座次。在40位头领组成的中层人员团队中，梁山旧将有9位，随宋江新来入伙者则多达27名，在数量上占据了绝对优势。宋江这道废除排名制的“一号命令”可谓公私兼顾。于私，为宋系人马立足梁山打下了坚实基础；于公，“日后出力多寡”再定座次就相当于企业管理中常用的“鲶鱼效应”：可有效激活员工的热情和激情。换言之，全新的考核激励体系不但优于之前“11位头领平均分肥”的梁山旧体制，而且远远强于黑白颠倒的大宋官方晋升机制，必然极大地释放出每一位梁山英雄的内在潜力。从结果来看，此种激励机制的确激发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在三打祝家庄、攻打高唐州等战役中，梁山好汉都获大捷。

　　在经济学上，此种影响称为“灯塔效应”(Light house effect)。在大海上航行，夜晚会使人感到迷茫，假设目的地有一座灯塔，船上的人忽然看到了灯塔，心中就有了明确的方向，精神会为之一振。“灯塔效应”常用来比喻生活和工作中的一类好的目标对人的影响，我们不妨将这种能带来“灯塔效应”的目标称为“灯塔式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江当时就为他的107名兄弟都亮起了一个高高的灯塔。

　　对此，本书作者王法争用横向对比提出了他的高见：“把梁山泊看成一个公司的话，其发展历程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企业史，有着创业期、成长期、成熟期等特点鲜明的阶段划分。就像通用汽车可以分为‘斯隆掌舵前’、‘斯隆掌舵后’，通用电气(GE)可分为‘韦尔奇上任前’和‘韦尔奇上任后’，IBM历史可分为‘沃森掌权前’、‘沃森掌权后’一样，宋江到来前后‘梁山泊公司’在组织管理上也俨然是两家完全不同的企业。”

　　王法争对《水浒传》两大超级配角董超、薛霸的经济学分析也颇耐人寻味。当代诗人聂绀弩曾有诗专门写过这两个人：“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就是说，超霸二公的“能力和水平”，完全符合当时宋朝的人才需求。在以蔡京、高俅、童贯等人治理下，出现一些董超、薛霸之类的公职人员完全合乎逻辑。董超和薛霸先受高俅指示，意图暗算林冲，被鲁智深撞破失手后，自然得罪了高太尉，被迫从开封府离职，此举应属于“摩擦性失业”的范畴。　董超和薛霸的失业，不是能力不足，不是要求的待遇太高，也不是开封府对这样的员工没有用人需求，仅仅因为有来自高层(殿帅府)的压力不得不将其解雇。事情的发展也印证了董超、薛霸被炒鱿鱼属于非自愿性失业。“被高太尉寻事刺配北京”后，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就留在留守司勾当，于是，此番“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也就是说，再次上岗后，董超、薛霸干的还是老本行。两个被“刺配”的囚犯都能入得了梁中书的法眼，可见这两位还是适合做这个行当，有其过人之处。

　　除此之外，王伦命丧“帕累托最优”，“棘轮效应”逼反阮氏三雄，李逵、张顺“互殴”背后是“比较优势”原理在作怪，“权力寻租”害死了镇关西，“互补品理论”把汤隆送上梁山，吴用“搭便车”智取大名府，“沉没成本”理论说服李云上梁山，“信息不对称”撬开白胜之口，卢俊义上梁山和他的“晕轮效应”……显然，王法争在《〈水浒传〉里的经济学》中，巧妙地将梁山108位好汉的人情世故与经济学进行相互“勾兑”，调制出了一杯满含陈香却又现代感十足的“经济学鸡尾酒”。由此，在回味那些古典小说里的经典桥段时，除了文学与史地之外，经济学原理和思维或也早已悄悄在人们的心间扎根、发芽。(潘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