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鲁先生所说“中国经济学界非常不正常”却也是事实，王则柯先生在《微观经济学十讲》中也讲到这个问题。依我之见，在大陆经济学界的马经和西经派中确实存在一种“非此即彼”的学术倾向，把马经和西经割裂了，这不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来源与西方古典经济学，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也是在逐渐的修正自己的观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他对他所处的那个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基本状况的历史总结，这是客观事实。至于后资本主义时期的到来以及资本积累形式的演变发展，马克思无法预见到的，所以米塞斯说：“如果是现在，马克思也不会那样说了”，这是很客观的评介。现在大陆的马派和西派之争，我把它看作是“正统”与“潮流”的隔阂。应当说，西方经济学历来是学派林立，各有借鉴和发展。像哈耶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对马克思的学说和社会主义“一党制”下的经济体制都有所批判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则有所不同，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南斯拉夫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基本上算是一家之言的"单传"。显然，不可能有百家争艳的理论发展。大陆经济学界所谓不正常在于马经的正统理论难于解析现代社会的许多经济关系和现象。另一方面，对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转变，也不是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可以解决的。鲁先生没有指出的问题是：我们在许多时候是不是把马克思的学说和观点用错了地方？是不是存在一种此前我所说的用“四轮马车与高铁列车”来做现实课题的比较研究？在现代社会的高度专业分工下的生产组织i结构中，仍然沿用“一个织布工1小时织机米布”、“1只羊=2把石斧”或者“3个先令=100个锅贴”的假设还能不能作为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不要创新发展，中国的革命实践经验有没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贡献？这些问题鲁先生都没有提及。
      对于西方经济学界来讲，不太像大陆学者那样看问题“泾渭分明”——非东即西。例如斯蒂格利茨在其《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的转型的理论与证据》有这样的申明：“在本书中我指出了市场社会主义模型（及其基础定理：竞争型经济的阿罗——德布鲁模型）所犯的五个重要错误。它们是：1、市场社会主义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2、低估了使一个‘完全价格’体制运作的困难程度，进而低估了经济中非价格配置机制的作用。3、低估了资金配置的困难程度。4、错误的判断了分权化和竞争的作用及功能。5、简单地忽略了经济中创新的作用。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并不只是市场社会主义翻了上述错误，在我看来上述指责完全可以用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孪生兄弟——标准新古典模型本身。”斯蒂格利茨进一步阐明：“ZF在组织和引导研究开发方面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前苏联和中国ZF在某些军事领域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说明ZF是可以组织引导研究开发的（笔者注：这难道不是中国特色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贡献吗）。实际上，西方国家的某些最成功的研究计划也是由ZF组织实施的，例如农业研究计划，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的农业部门中为提高生产率都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空间计划；另外从开始研究核弹的曼哈顿计划到最近研制智能炸弹的军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进展都是在ZF实验室以及ZF资助的实验室中取得的。”
     任何一种理论正确与否都是相对的，一个理论是否起到主导作用也要看其与研究对象及相关条件的切合程度而定。打个比方：“吃饭理论” ：如何吃饱是理论主体，其次才是谈如何吃好的理论。就一些客观的经济学问题而言，经济规律未必都带有阶级属性。所以主导也好，借鉴也罢，东西方经济理论未必就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至少不要把借鉴与“奇技淫巧”划等号。一个理论是否有用最终还是要靠实践来检验 ，经济学作为一种泛科学，我们远还没有能力说“已经终结经学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