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现状

　　世界银行对全球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简称GPGs)给出如下定义：“全球公共产品是指那些具有很强跨国界外部性的商品、资源、服务以及规章体制、政策体制，它们对发展和消除贫困非常重要，也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才能充分供应此类物品。”全球化使得各国彼此的依赖性越来越强。面对贸易争端、金融危机、环境污染、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恐怖主义、传染病、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单个国家往往无力解决，需要多国联合协作。

　　应该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包括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国际组织对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稳定、防范金融危机、促进经济增长、防治传染性疾病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最近二十多年，由于各国关注程度的提高，全球公共产品的增长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速度。然而，这种增长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各国对全球公共产品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需求，不仅要求迅速扩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范围，而且要求迅速增加供应数量。从现有情况来看，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供应不足。因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公共属性，由此产生了集体行为问题。一些全球公共产品没有得到提供或只是部分得到提供。金融稳定是一种典型的供应不足的全球公共产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1975年至1988年期间，全球共发生了158起通货危机，54起银行业危机，以及32起复合型(货币与银行)危机。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更是司空见惯，因为它们遭遇了116起通货危机，42起银行业危机，以及26起复合型危机。近些年的危机包括俄联邦1998年的债务危机，巴西1999年的通货危机，土耳其2001年的通货危机。最近的当是2007年的美国次贷抵押贷款危机。

　　和平与安全是又一种供应不足的全球公共产品。在整个20世纪期间，暴力冲突——和平的缺失——引起了1.1亿人的死亡。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冲突带给国际社会的成本(包括难民成本、直接经济和机会成本、军事成本、不稳定成本，以及国际和平行动的成本)达到了3,580亿美元。2000年发生了25起超过1,000人死亡的暴力冲突事件。然而，和平与安全不仅仅受到来自一国内部或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威胁，它们还受到恐怖袭击的破坏，其中最令人刻骨铭心的就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中心的毁灭。

　　2、供应失调。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失调指的是某一种产品不是没有供应，而是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被供应，其产生的收益(或成本)被不公平的享受(或承担)。例如，多边贸易体制使工业发达国家的收益远远大于发展中国家的收益，它使一些发达国家从该产品的消费中获得了大量的净效用，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净收益则大大减少，甚至招致净成本。近些年，由于越来越多的不公平的贸易保护政策，大量且有意地减少了发展中国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净收益。如今，发展中国家日益担忧乌拉圭回合会带来“空头支票”，因为尽管当时工业化国家承诺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但是工业化国家的市场依然受到高度的保护。发展中国家经常将自己视作单纯的“政策接受者”，为了促进对外贸易，他们引进了难以负担的与他们的发展政策或许并不相容的标准与规定，然而结果并未如他们所愿。

　　3、过度使用。全球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是由于过量使用诸如全球自然共有物这样的产品而引起。大气层是全球的共享资源，是污染的排出通道，由于人类活动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这种全球公共产品已经并仍在被过度使用。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以及它在大气里的浓度可以作为共享资源被过度使用的代表，而正是因为这一资源的过度使用导致了气候稳定这一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在工业化时代之前，二氧化碳的大气浓度稳定在体积百万分之280ppm；自那以后，它不断地增强，1999年达到367ppm。这一切都是由人类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引发的：从1980年每年的14亿吨梯恩梯，增加到1990年的16亿吨梯恩梯，以及1997年的24亿吨梯恩梯。其导致的后果是：在整个20世纪期间，全球地表的平均温度升高了0.6摄氏度，积雪与冰覆盖降低了10%，海平面升高了0.1-0.2米。在北半球的亚热带地区降雨量十年内增加了0.3%，极低的温度的频率已经下降，厄尔尼诺的波动越来越频繁、剧烈、持久，而干旱的发生在非洲和亚洲也日趋强烈和频繁。

　　4、未充分利用。至于未充分利用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产品使用问题或某种产品生产特性使一些国家或人民消费变得很困难，或不可能消费。使用问题可能源自消费某产品所需手段的缺乏，或者源自形式上的限制。例如全球通讯网络及互联网，尽管目前全球通讯网络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该网络以及互联网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从来没有接打过电话。互联网的使用较之于全球通讯网络更加不均衡。2001年，约50%的美国人口能够使用互联网，但在中国只有2.6%，非洲只有0.85%。2005年只有六分之一的人们能够连接到互联网上。然而国际互联网的带宽在1998年和1999年增长了四倍，2001年增长了三倍。除此之外，在非洲使用互联网的费用是在西欧国家使用的10倍。使用问题带来的未充分利用主要归因于私人产品(电话或电脑)的缺乏，或者没有能力支付使用费用。

　　二、造成全球公共产品供应问题的原因

　　1、消费国“搭便车”的倾向抑制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既然是公共产品，那么全球公共产品就具有公共产品最基本的两个特征：消费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根据林达尔均衡理论：对于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如果每一个成员都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从公共产品的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效用，并且都自觉地按其所获得的边际效用大小支付自己理应分担的公共产品成本，那么公共产品的提供将达到最优。萨缪尔森提出公共产品的供给实现最优的条件为：公共产品生产的边际转换率等于该产品所有消费者的边际替代率之和。这两个最优条件的实现，都需要消费者显示其偏好。但是消费者并不总是显示其真实偏好，也不会按照其收益支付成本，从而出现所谓的“搭便车”。正是因为全球公共产品消费上所具有的非排他性特点，各国都容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倾向：都不愿意使用国内资源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

　　2、全球范围不存在一个超国际的政府权威。正是因为消费者的“搭便车”行为使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不足，而这也就是一国国内公共产品主要由政府提供的理由。在国内公共产品供应中，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强制手段征税，并由税收收入提供公共产品，是最为常见的办法。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实际上是通过税收来购买公共产品。然而，到现在为止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或权威，没有任何一个超国际的权威能通过强制手段向世界各国征税，或协调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问题。

　　3、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受到意识形态的干扰。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受意识形态的干扰，主要表现在发达国家在国际援助、技术输出、资本输出的同时输出意识形态。要求发展中国家承诺“和平”、“自由”和“资本主义”三项原则。在国际援助上，西方国家往往附带上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条件，如要求受援方改革政府，发展资本主义，取消对国内民族工业的保护，向西方国家完全开放等条件，有时又以“人权问题”为由中止援助等，他们努力使发展中国家相信只有跟随西方发达国家的步伐才能发展自己的经济，并以此为条件来提供援助。

　　4、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的决策机制不民主。由于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本质上是国际间经济合作与政治协调的过程，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应决策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民主决策。然而，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决策权的分配是极不平等的，并不是民主决策，而是少数经济发达国家的集团决策，甚至只是个别霸权国家的专断决策。这些国家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倾向，势必使得大部分全球公共产品配置于这些国家，或者配置于满足这些国家需要的全球公共产品方面。在许多情况下，个别霸权国家的利益和意志支配了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结构，这既造成了全球公共产品供应结构处于无序状态，也造成了全球公共产品生产资源地区配置结构的不合理。这样一来，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渴望改变国家面貌希望参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决策，另一方面，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发言权，结果无法通过积极参与决策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5、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与国内公共产品供应存在着竞争性。在资源分配中，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与国内公共产品供应存在着竞争性关系，向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提供的资源多了，用于国内公共产品供应的资源就少了。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积极地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实际上意味着是以降低本国国民福利为代价向其他国家的国民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是一种福利的向外转移，这种行为损害的是本国国民利益。在国内，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在国际上，每个国家的政府都不过是本国国民利益的代表，其所要谋求的不是全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本国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6、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分担方式存在分歧。在全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分担方式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不小的分歧。发达国家强调对全球公共产品支付的“受益原则”，该原则要求公共产品的受益者按其边际支付意愿来缴纳公共产品的费用。也就是说，公共产品对其受益人所发生的边际效益，由于不同的受益人对公共产品的评价不一。所以，公共产品对不同的消费者所发生的边际效益不一，这样，不同的受益人便应对公共产品承担不同的费用。而发展中国家主张“能力支付原则”，而不主张“受益原则”。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公共产品的受益方的边际效益是多少难以估算，而按能力支付原则可依据人均GDP等可测指标来分摊成本，是一个更为可行的原则。当然，坚持按“能力支付原则”，实质上是要求发达国家多承担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

　　7、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要抑制各国在全球公共产品生产与消费上的“搭便车”倾向，就应该设计出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然而，现在国际社会既没有能力对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源的国家以正面的激励，也没有能力对不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源的国家以惩罚，这就使得逃避向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资源成了理性的行为选择，从而导致投入全球公共产品的资源不足，最典型的就是融资难。

　　三、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问题越来越多，在世界政府不存在的条件下，究竟如何解决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中存在的诸多难题，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为全球公共产品融资的积极性，保证全球公共产品得到充足、及时的提供，各国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诸如创造全球性新的市场形式，使外在性内部化；对民族与国家的财政工具实行全球性协调；为国际合作建立国家基金；培育全球公共政策伙伴关系；建立全球性的筹资机制；为全球公共产品建立国别的预算配置机制，等等。然而，到目前为止，依然没有为全球公共产品的生产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融资渠道。随着我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展，我们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我们该如何有效利用全球公共产品，以及在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中如何发挥作用，这些都是我们今后要努力研究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