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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1-24

  2009年4月第二次G20伦敦峰会前瞻   

  轰轰烈烈的华盛顿G20峰会虽然就重建全球金融体系达成了一些共识,甚至行动计划,但这些所谓成就距离会议的历史使命还很遥远。

  第二次G20峰会预定明年4月在伦敦召开。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日前主办一场金融危机研讨会,本报记者获邀旁听。

  专家们指出,如果下届峰会还不能取得一些具体的成果,并制定一个适合当今全球经济现实的新金融系统模式,全球将可能必须忍受长期的严重通缩和衰退,即使发动广泛的扩张性经济刺激措施,也难起作用。

  “市场现在担心的不只是资本问题,而是对整个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的恐慌,现在各国出台的救市政策,顶多只能解决到第一个层面”,英格兰及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国际事务负责人Jean Ettridge对本报记者说。

  “同时,各国政府为了筹集资金被迫削减福利开支,发行更多国债,这些措施也会加剧经济放缓。现在人人都在观望,因为不知道新推出的这些旨在避免金融业系统性崩溃的措施,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而且,最终究竟需要多少钱来投入拯救?”

  改革货币体系尚不现实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部负责人Paola Subacchi博士建议明年伦敦峰会应侧重于重建国际金融架构,而非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她认为,尽管受到信用危机严重打击,美国仍有可能表现出极大的“抗灾”能力。美元将继续领导国际货币体系--因为欧元还远远没有起到一个全球性的作用,并能挑战美元的统治地位。

  她向下一届峰会提出的其它建议还包括:少一些雄心勃勃的议程,为金融系统结构性改革制订一些脚踏实地的项目;明确哪些国家应该成为参与重建探讨的主角;避免使用诸如“布雷顿森林II”之类的混乱表达形式。

  在Subacchi博士看来,金融危机暴露了大规模的监管和风险管理的失败,也提供了难得的改革契机。

  令她失望的是,华盛顿峰会惟一的相关成果,似乎只是日本表示愿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1000亿美元。而日本的举动显然是为了制衡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并期望建立一些日本对地区货币事务的领导地位。中国将如何应对,还有待观察。

  有关改革国际金融系统的对话需要厘清由谁参与,特别是中国和石油输出国这种拥有庞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任何对话都应该被邀请参与其中。

  IMF谋求角色转换

  10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之时,探讨全球金融体系改革需求的呼声一度很高,但真正落到实处的措施太少。那些在旧体制下运转良好的国家认为危机总会过去,改革呼声也会随之销声匿迹。经济学家们担心,当年的情况会再次重演。

  现存的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在正常时期看起来都无关痛痒,在危机时期更不起作用,是因为其运营机制早已过时。当前的核心问题是,国家间应如何处理在过去40年里发展起来的巨额私人资本流动。

  IMF的一位执行董事认为,应该首先改善的环节是,在国际间进行监管方面的协调。为此应该给IMF更大的实权。IMF作为全球惟一有保护金融稳定责任的机构,可以发挥核心作用,其咨询和顾问角色应被赋予“威慑力”。

  到目前为止,IMF的尴尬在于,如果其建议被忽视,也只能袖手旁观。他声称,IMF必须有能力发出更强的政策信号,如果必要,也能够采取行动。

  “IMF也可以帮助金融市场设计一个总体的监管体系。IMF可以提供分析上的支持,找出管理上的差距,并指出必须加强监管的方面,并监督进展。”

  监管任务仍然属于如金融稳定论坛这种现存的监督机构。而IMF则希望成为监管者的“监管者”。

  一些与会学者认为,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代表大资本提供者--如亚洲拥有巨额汇储备的国家--来管理资本,就能在国家和私营部门机构之间提供一个中立的、有效的缓冲器。

  危机下的金融权力暗战

  在一位欧盟国家前财长看来看来,金融创新的本质应该是降低资金从持有人手中转移到投资者手中的成本,使社会获得净收益的成本降低。但眼下这场金融危机显示的则是,金融创新是为了逃避监管或税收。而一些国家政府机构实行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寻租,而非提升社会效益。

  记者曾参加上月在爱丁堡举办的一个金融业高层峰会,英国金融服务局(FSA)行政长官Hector Sants首次对FSA未能就此次金融危机尽到足够监管责任而致歉,但他同时也强调,在巨大压力之下,FSA仍将维护鼓励金融企业创新的监管环境。

  过去这些年,正是借着鼓励创新的宽松监管环境,令伦敦金融市场的魅力逐步逼近纽约,在很多领域甚至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第一。金融体系重建涉及的各项措施,对于未来全球金融中心地位的争夺也尤为重要。

  “虽然很难预测何时我们才能摆脱目前的动荡局面,不过一旦市场信心恢复,几乎没有什么地方会比这里有更好的机会,”Hector Sants说,“英国不仅需要保留金融服务领域的工作,而且还要创造更多。”

  英国首相布朗更是雄心勃勃,他宣称应该为全球建立一个新的框架,不单是在金融领域,也要使各国之间能够提供更好的危机协调反应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包括对能源和宏观经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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