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但是经济现象

还有就是楼主说的激励用电

有很多原因啦！不过我发现文化的原因其实还很重要的：

举了例子，假如有一个人用大功率电器（电量浪费），根据中国人的文化，更倾向于发生：其他人都跟着用这种大功率电器，而没有人会去劝止。

所以在一起的人越多，电力浪费越大，个体根本无法享受平均带来的节约。

那怎么才能消除这种浪费呢？直接衡量每个人的电量交易成本比较高~

呵呵同意这种看法。心理因素。。。

1，固定成本很少，而实际的变动成本是大头，所以分摊并没有大幅降低平均分摊成本

2，就消费习惯来说，新人一般是先模仿，然后加入自己的个人消费，所以大家实际没有节约，反而因为个人的不同固定成本的分摊，远不如个人消费的增加

第一点,一般来讲,宿舍人越多,界定每个人的实际用电量越难,越倾向于选择均摊或固定比例交纳电费.

第二点,当人数增加时,对于每个人,其电费的边际成本下降了,于是有多用电的激励.

本文来自: 人大经济论坛(http://www.pinggu.org) 详细出处参考：https://bbs.pinggu.org/thread-388488-1-1.html

你自己不是想出的答案了嘛

价格越低，需求越大

确实存在这种情况~

是“公地悲剧”表现形式。

公地悲劇

公地悲劇不應照字面的意義解釋，而應視為一種比喻的概念。這個詞彙是一種現象的簡稱，並不是對這個現象精準的描述。「悲劇」一詞不應依常理視之有悲 劇性，也不應被視為一種歸咎原因的譴責。此外，Hardin 對「公地」一詞的使用也常被誤解，這導致了哈丁後來認為他應該將他的論述標題改為——「未受規範的公地之悲劇」。公地悲劇一文著重於解釋經濟、發展心理學、博弈理論和社會學領域。有人將此視為「意外行為」的範例，伴隨著個人在複雜社會系統中的互動所導致的悲劇結果。

Hardin的論文一開始便將注意力集中於無法藉由科技工具解決的問題之上（也就是不同於只需要自然科學上的科技研發與改變，而不需要人類價值觀或道德標準改變的問題。）哈丁聲稱這樣的問題來自於人口的成長和地球資源的使用。

哈丁特別提及地球資源的有限以及有限資源為所謂的「生活品質」所帶來的影響。如果人口成長最大化，那麼每一個個體必須將維持基本生存之外的資源耗費最小化，反之亦然。因此，他認為並沒有任何可預見的科技可以解決在這有限資源的地球上如何平衡人口成長與維持生活品質的問題。

[编辑] 牧場理論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哈丁轉向尋求非科技或非資源管理的方法。他舉出一個牧羊人與牧場資源的假設性例子以解釋他的論點：牧羊人應該極大化他的牧場，並且儘可能的增加他的羊群。而每增加一頭羊，皆會帶來正面與負面的影響：

• 正面：牧羊人可以從增加的羊隻上獲得所有的利潤
• 負面：牧場的承載力因為額外增加的羊隻有所耗損

然而，牧場理論的 關鍵性在於這兩者的代價並非平等：牧羊人獲得所有的利益，但是資源的虧損卻是轉嫁到所有牧羊人的身上。因此，就理性觀點考量，每一位牧羊人勢必會衡量如此 的效用，進而增加一頭頭的羊隻。但是當所有的牧羊人皆做出如此的結論，並且無限制的放牧時，牧場負載力的耗損將是必然的後果。於是每一個個體依照理性反應 所做出的決定將會相同，畢竟獲得的利益將永遠大於利益的耗損。而無限制的放牧所導致的損失便是外部性的一個例子。

由於這樣的個體行為是可預見的，並且將持續發生，因此Hardin稱之為「悲劇」：「持續進行，永無休止的悲劇」。從哈丁的假設出發，可以發現追求自我利益的行動並不會促進公共利益。

在哈丁的理論中， 他舉出一些公有資源的實例，如空氣、海洋、河流、魚群、國家公園、廣告甚至是停車收費器。此外，他的主要論述更在於當地球資源成為所有人類的公地時，人口的成長會帶來如何的影響。

公地悲劇一文還指出針對公地問題舉出潛在的管理解決方式，如：私有化、污染者付費、管制與規範等。從他原始的牧場理論出發，哈丁認為應該將公有地加以分類與規範。他反對以良心作為管理公地的規範，他認為以良心作為規範反而有利於自私的個體侵害他人的權益。

至於如何避免過度消耗公地，哈丁以恩格斯的論述做出結論，他認為「自由是需求的確認」，他表示若將自由狹義的解釋為任意的自由，將使公地悲劇理論更加完整。但Hardin相信，若能在一開始就確認資源之為公地，並對其有所覺醒，了解公有資源是需要受到規範的，那麼「人類將能保有並且培育出更珍貴的自由」。

除了資源使用的主要論述之外，此篇論文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他明確的處理和道德相關的問題，並將其投稿於科學期刊《科學》。而期刊為這篇文章所 下的標題為「人口成長所帶來的問題並沒有科學的解決方法，而需要一個基本的道德延展」。公地悲劇直到今日仍存有爭議。有些爭議起源於個體是否永遠如 Hardin所言的自私。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爭議來自於將Hardin的意見實踐於真實情況中。有些專家甚至認為Hardin的作品提倡公地的私有化。進而導致了原本由當 地機構管制的公地被圈管或私有化。表面上這樣的措施看似保護了資源，實際上卻忽略了預存的管理通常不公平的盜用資源，並且隔離了原本就存在於資源所在的 （通常是貧窮的）人群。

當哈丁的論文聚焦於不受管理的資源而非公有管理的資源時，他的訴求卻是不合時宜的。諷刺的是，對於Hardin想法的誤解通常來自於他的牧場理論。 大體而言，Hardin清楚的描述如何控管公有財產以避免資源的過度消耗。但他對於公有資產的定義與管理方式常常被誤解為提倡私有化的論述。而相對於公地 悲的論則通常被視為「反公地悲劇」意指：理性的個體浪費資源。

[编辑] 歷史上的公地

哈丁的論文為「公地」一詞提出了一個假設性的類比。在這個類比中，牧羊人使用牧場是基於個體的自由行動，而沒有群體的管理與監督。然而，事實上歷史 上的公地並非公有地，且多數不對外開放，所謂的公眾其實掌有極小的權利。只有那些原本就存在於資源之上的人們才算是共享者，也才能擁有多數的權利；而每一 個共享者都有自身的權利，但公地本身並不是資產。

這些由共享者擁有的權利是無法被交易買賣，也無法被拋棄的，也就是不能讓取的權利，因此，在這樣的系統下，這樣的權利反而被視為資產。在中世紀時的傳統英國村莊裡，這樣的權利提供了共享者得以在公有地上放牧的權利、以及可以使用非摧毀性的方式來囤積柴薪等。

根據史實，多數的英國公 有地專為其上的共享者保存，公有地上的共享者對公地的使用權則受到當地傳統的限制。以Hardin的牧場理論為例，傳統英國公有地的使用其實是有所節制 的，牧者必須限制其放牧的數量。這樣的限制可能和同一個村莊的所有權或開放性的牧場數量有關。如此的管制回應了人口和經濟的壓力；進用公地的權力通常是被 管制的，以避免公地被消耗。在國會圈管土地的時期，許多英國南方莊園裡的勞動者和貧窮的人們擁有放牧公有地的權力，而公有地的「圈管」確實對那些透過使用公有地放牧和使用其他資源的小地主造成影響。儘管歷史學家對於公有地圈管對英國小地主和勞動者的重要性與影響是有所爭議的，但他們卻同意並沒有證據顯示公地的使用是無法自我維持的。

9876543210

原文作者：方化雷

"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此诗句因为其情凄婉、其恨绵绵而流传千古，尤其是引申而来的为人作嫁几乎成了一则尽人皆知的成语。与之相对转嫁则意思与之恰好相对，即自己不付出成本，而尽享收益。损人利己而已。

"三个和尚没水喝"说的也是转嫁成本，即相对于三人，水是一种公共物品，于是每个和尚都只想 喝水，却想要别人去挑水，结果便无水可喝了。所谓公共物品，指的是一种物品无竞争性，也无排他性。无竞争性指此种物品可供多人消费，一个人消费并不会减少 另一个人的消费。如电视节目，多一个人观看，并不影响别人的收看效果。非排他性则指此物品你一旦消费，也无法禁止他人使用，或者禁止别人使用的成本非常之 高，比如公海，公海中的鱼人人均可以捕捞，要想全面封锁海面去防止别人的捕捞，成本之高无法想象。于是对于公共物品这种产品，人人皆知都出于自身利益极大 化的考虑，指望别人去做，而坐享其成，因为公共物品一旦提供出来，他也可同样消费。总之，在市场上公共物品的提供是缺乏的。

对此，有没有解决办法呢？经济学家林达尔提出，一旦我们知道了某种公共物品相对于每个受益人 的效用，则只要这些效用的和超过或至少不小于生产公共物品的成本，只要由政府出面对每个受益人收取相当于每个受益人效用的税收，则最后靠这笔税收，公共物 品可以提供出来。不过还是存在问题，因为如何能知道每个人的效用呢，毕竟这只有他本人知道，如果别人去问他，他极可能虚报说此种公共物品对他效用很小，仍 想将成本转嫁到别人身上。为了使人说真话，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了一种方案，称为克拉克机制，也叫克拉克税。为了更简明地说明其思想，下面以一个例子来 说明。一个大学宿舍要购买一台电视机，宿舍中住了三名学生Ａ、Ｂ、Ｃ，三人显然要合伙购买。电视价值３０００元，我们假设Ａ、Ｂ都愿支付５００元，Ｃ则愿 意支付２５００元，或许他更愿意看电视，也可能他更有钱。因为三人评价之和３５００超过了３０００元，所以电视应该购买，因为收益大于成本。不过如何能知 道每个人的真实评价（效用）呢，这确实是个难题，克拉克机制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让三个人平均分担成本３０００，每人必须支付１０００，然后要求三人报告自己的效用，你 可以说谎，不过在下面的机制下，那对你没好处，还不如说真话对自己更有利。让三人都了解克拉克机制的动作，三个人报告的各自的效用减去每人必须负担的成本 １０００，得到每人的净效用，即每人从购买电视得到的净收益，然后把三个净收益加起来，如果是正值，即表明从整体来看是有收益的，购买；如果是负数，即说 明总成本还抵不上净收益，则不购买。不过还没完，在这三人中我们要找那些损人利己，转嫁成本的人，假如先找到Ａ，看Ａ报告的自己的效用加上Ｂ与Ｃ的净效用 之和，改不改变总净效用的符号，即改不改变最后电视的购买，如果改变了，则Ａ转嫁了成本，或者说对Ｂ与Ｃ造成了伤害，使二人的净效用难以实现，所以我们要 对Ａ损害别人的行为收税，税收额为Ａ对他人的总损害，即他人净效用的总和，以此来打击他说谎话，损人利己的积极性，从而促使其说真话。与之相似，可以再分 别考察Ｂ与Ｃ，如果有转嫁成本的行为则对其收税，这种税即称为克拉克税。

具体到本例中，Ａ如果真实地报告自己的效用５００，从而净效用为－５００，此时，给定Ｂ、Ｃ 都说真话，从而净效用之和为－５００＋１５００=１０００，显然Ａ的报告加上去不改变电视购买与否，从而Ａ不是一个关键人物，不用交克拉克税，因为此时他 未对别人造成损害。不过如此最后Ａ的净效用是负数，购买电视相对于他实在是不利，于是他有积极性说谎，比如说谎报其效用为－５００，则其净效用为 －１５００，此时－１５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０小于零，从而最终不能购买电视了，对Ａ有利。Ａ此时显然损害了Ｂ与Ｃ，使其净效用之和１０００化为泡影， 于是对Ａ要收取１０００元的克拉克税，从而Ａ最终所得为－１０００；显然比说真话最后得－５００更差，索性还是说真话好些。对于Ｂ，因为与Ａ的地位完全对 称，从而结果与Ａ一样。对于Ｃ，给定Ａ与Ｂ都说真话，如果Ｃ说真话，报告真实效用２５００，其净效用为１５００，此时Ａ与Ｂ净效用总和为（－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０，为负数，两人总意愿是不买，Ｃ的净效用加上去，改变了符号变为５００大于零，从而Ｃ损害了Ａ与Ｂ，因为二人本来不想购买，但因 Ｃ的行为使得要购买了，Ｃ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必须付出税收１０００，则Ｃ最终所得为５００。如果Ｃ说谎夸大个人效用为２６００，为了使最终能买成电视更保 险一些，则净效用为１６００，给定Ａ、Ｂ说真话，Ｃ仍是一个关键人物要付出克拉克税１０００，从而最终所得仍为５００（为什么不是600？），虽然费力说 谎，却并未使最终处境变得更好，何必呢？不如干脆说实话。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出Ａ、Ｂ、Ｃ在知道克拉克机制的动作后，理性的选择显然是每人都说实话。

下面再看一下与之类似的拍卖，尤其是二级密封价格拍卖，也称维克瑞（美国经济学家，１９９６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拍卖。比如拍卖一幅名画时，让每个人把愿意出的价格写在纸上装入信封交给拍卖人，所有信封打开后，出价最高的人得到名画，但实际支付的 价格是次高的出价。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仍是说实话。比如，一个人的真实估价是五万，如果说实话，出价五万，次高出价是四万八，他得到二千元的 净收益；如果他说谎出价四万五，则净收益为零，不如说实话。如果他夸大出价五万五，而此时另一人出价五万三，则他要损失三千元，所以说实话要比说谎好。其 实二级密封价格拍卖宾质上仍属于克拉克机制，其中具有最高评价的人为关键人物，他所支付的克拉克税为次高评价。

克拉克税的历史渊源是庇古（法国经济学家）税，即当一个人的行为对别人造成损害时，要由政府向之征税，补偿别人，以此来矫正市场的效率。

acting appointment/all apart/go Dutch/to pay one's own expenses?

买电视与买电似乎还有些区别。

电视的数量与总成本是固定的；而电的单位成本是固定的，但数量是不确定的。

楼主要想要达到的状态应该是：任意时间段里，每个人都能用相同的单位成本使用到自己想使用的电量（“AA制”）——但是，“均摊电费制”不能实现这一点。

任意时间段里，每个人想使用的电量，是但不只是单位成本的函数，还要受到许多不确定的外生影响（比如突然课业负担加重）。

如果一种机制不能甄别（任意时间段里）每个人的实际用电量，个人以为是失败的。

只要宿舍里住两个人但只有一个电表，就难以甄别了。

现实中可能使用的电器太多了：灯、手机、电脑、照相机、热水器……

类似于缴纳了税收的公民，国家就相当于其中宿舍，这样，就可以理解成公共产品了。在这里，人们对公共品的消费，通常会导致公共用地的“悲剧”，即market failure。从这个角度想，我更倾向于用Coase的观点，即使其产权清晰化，在宿舍中，可以集中一个人（舍长）控制用电，实行收费制。多用者多缴费，少用则少缴费。但其中的一个困难是，如何衡量每个人的用电量呢，因为要引进电表，则有增加了so-called“the cost of transaction”（交易费用）？

期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