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中国不要热衷于“中国老大”——中国并没有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量“（一）

       二对新周边关系与秩序的构建

    当今，中国是在一种全新的形势和关系架构下开始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进行周边地区关系和秩序构建的。中国还处在复兴的进程之中，尽管已是亚洲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但还很难说是最强的国家；尽管中国的综合实力在大幅提升，但美国的霸权地位并未有根本性动摇。中国并没有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经济力量”，更不能为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证。周边地区国家的情况相当复杂，存在多种力量的博弈。因此，中国对周边区域的认知定位还在形成过程中，需要时间逐步梳理和清晰；对周边地区关系结构和秩序构建的努力，也需要在参与中逐步发挥作用和提升影响力。

(一)把东盟作为构建新关系的“试验田”

    中国与东南亚接邻，陆海相接相通。二战后，东南亚国家相继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转换。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构建新关系是沿着“双轨路径”进行的：在把发展与东南亚各国双边关系作为基础的同时，充分利用东盟这个平台，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综合新关系，而后一个方面的努力是中国构建周边新关系与秩序的重要尝试。

    历史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近代，东南亚地区被殖民分解，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性质发生变化，传统的关系已无踪影。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开始与东南亚国家重建双边关系，但受到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个进程反复曲折。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首先与越南、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老挝建交。60年代，因印度尼西亚政局变动，发生反华事件，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中断。70年代，因越南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中越两国断交，并发生了战争，与老挝的关系也在此期间恶化。柬埔寨因国内政局变化，在70至80年代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出现大的波折。第二批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是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泰国(70年代)，建交以后没有出现大的波折；第三批是新加坡(11)和文莱(90年代初)，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老挝的关系也恢复了正常化。可以说，直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才算走向真正的正常化。尽管此后的关系并非完全顺畅，比如，近年来因南海问题，中国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关系变得紧张，但是不会出现像以往那样的大反转。

    东盟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东盟从小到大，逐步成为东南亚区域整体发展利益的代表，构建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对话与合作关系，这是东南亚地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2)

    东盟成立之初带有很强的反共意识，而当时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是其活动的支持者。(13)但是，随着环境的变化，中国与东盟也找到了新的利益结合点。从中国方面来说，主动放弃支持东南亚国家内部共产党革命的政策，支持东南亚地区的稳定、发展、合作与和平；从东盟方面来说，把创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放在突出位置，利用区域合作解决冲突和矛盾，反对越南的扩张政策。由此，在制止越南扩张、推进地区和平上，中国与东盟(越南不是成员)找到了利益与合作的契合点。(14)

    在东盟实现包括越南在内的扩大后，中国把东盟作为一个可以与之构建新关系的区域组织。以往合作的基础加上新的形势发展，促使中国以积极的姿态发展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15)中国积极参加东盟倡导的“10+1”和“10+3”对话，率先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率先提出与东盟构建自贸区和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且与东盟签署旨在稳定南海大局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等。显然，中国力图利用东盟这个区域合作机制，构建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区域新关系。在南海争端升温的情况下，中国提出南海“双轨思路”，即主权争端由当事国谈判解决，而维护南海和整个地区稳定则依靠与东盟合作。这表明中国对东盟作为区域合作组织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其在中国的周边关系与秩序构建中的特殊性给予了特别的重视。(16)

    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综合关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也从对东盟的关系中体验到了“区域性构建”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的构建，特别是区域秩序构建并不很顺畅。首先，东盟实施大国平衡外交，不希望把与中国的关系拉得太近。在很大程度上，大国平衡主要是东盟利用其他大国平衡中国。其次，中国与东盟的几个成员在南海存在争端，而争端往往成为疏远与中国关系的重要因素。尽管中国与东盟之间完成了自贸区谈判，但东盟并没有想与中国构建一个统一的区域合作组织，保持东盟的自主性和主动性是东盟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个底线。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一种功能性机制构建，即着眼于推动双边的市场开放和加强经济合作。其实，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来说，东盟作为一个整体还有一层含义，即利用集体的力量与中国这个大国打交道，以此取得与中国实力对比的“均衡”。从中国的角度来说，只要东盟不成为“反华基地”，而是“稳边、兴边”之地，中国就会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及其在区域合作中的领导作用。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间仍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与一些国家存在领土领海争端，中国ZF还是把发展与东盟的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首要和优先方向”，对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抱有信心”。(17)

    从中国方面说，有了东盟，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就有了一个新的大平台。为此，中国重视东盟的整体地位和作用，积极发展与它的关系，让它成为发展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支柱，成为拓展综合利益和维护安全的重要战略依托。从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的角度来看，在周边，还没有一个地区像东盟那样有能力建设经济、安全与社会文化共同体。因此，中国重视东盟的地位和作用是理所当然的。不管出现多少波折，中国都要做出不懈的努力，使友好与合作的基础不可逆转。比如，2013年，正是南海争端升温之时，中国还主动提出要搞自贸区升级版，与东盟构建命运共同体，继续谈判制定南海行为守则，签署睦邻友好条约，这足见中国对东盟的战略意图是着眼于长期发展的。(18)从这个方面来说，东盟是中国构建周边新关系与新秩序的一个“试验田”。

  (二)对东亚合作的倾注与调整

    东亚地区在中国的周边认知中有着特殊的地缘情结，中国对于“10+3”有着清晰的区域观认知。(19)当东盟于1997年邀请中日韩对话时，中国从一开始就表现得非常积极。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对东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东亚区域主体性”的认知。从地缘上，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在内的地域，对中国来说才是东亚，是一个连成一片的共处区域。因此，中国对推动东亚合作表现得非常认真和务实。比如，在1998年“10+3”领导人对话会议上，中国就提议成立央行和财政部负责人的合作机制。此后，中国积极推动发表《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支持“东亚展望小组”的研究，主动提议牵头组织进行关于东亚自贸区的可行性研究，积极支持以金融货币合作为宗旨的“清迈倡议”，推动“清迈倡议”框架下的货币互换机制多边化，建立东亚外汇储备库以及成立东亚宏观经济办公室，并担任首任主任等。

    显然，在中国的地缘区域利益和战略思考中，东亚地区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特殊的意义。(20)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沿海地区先行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由此，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地缘东亚地区对中国的发展和综合利益都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参与和推动东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但是，东亚对中国也具有很强的政治与战略意义，中国希望逐步推进东亚地区合作的整体框架和组织结构发展。(21)

    近代以来，东亚地区关系变化和力量对比是中国衰落的一面镜子，中国的利益从这里被剥夺，中国从这里被入侵，战争在这里发生……而在改革开放后，也正是在这里，中国打开了走向世界的大门，构建了经济发展的市场平台(贸易、投资、服务)。然而，构建一个合作的东亚遇到了三大障碍：一是力量的对比和竞争，这主要表现在“守成的日本”和“上升的中国”之间。日本惧怕中国获得主导性影响，竭力阻挠中国所推动的区域合作议程，同时，它通过拉拢更多国家参与东亚合作进程，平衡中国，化解所谓“东亚地缘区域之困”。(22)二是东盟坚持中心地位。尽管东盟希望借助更大的区域合作框架来扩展自己的利益，但又不愿意被更大的区域机制融化掉。因此，东盟坚守自己构建以“东盟+”为架构的“轴—辐”对话合作机制，对于推动东亚的制度化建设则比较谨慎。三是美国的干预。出于对东亚合作机制排除自己、损害自身主导地位的担心，美国要构建由其主导的区域机制(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推动扩大的东亚对话机制发展，并直接参与其中(如东亚峰会)，以此增大其对东亚合作走向的影响力。

    出于多重力量的作用，以“10+3”为主渠道的东亚合作进程一波三折，实际上形成了多层机制并存的局面，这与中国起初对东亚的区域定位和战略设计大不一样。(23)这种形势迫使中国对东亚的区域合作进行重新思考和政策定位。出于地缘综合利益上的考虑，中国当然不会放弃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努力，但对重点和方式进行了调整，其中，把务实性的功能构建而不是整体制度性构建作为重点。

    随着中国越来越重视整体周边的大区域关系和秩序构建，其对东亚地区的认知和战略定位也发生变化，即把东亚作为周边大地缘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基于周边大区域的视角，“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东亚搞不成的事，也可以在别处推动，也许能够成功。由此，中国开始超越“东亚中心”的地缘区域认知，以新的大周边地缘区域认知和战略来进行区域关系和秩序的构建。

   (三)创建亚太的相容性区域空间

    就中国的区域认知来说，亚太是一个新概念。亚太之所以成为一个区域，一是经济上的联系，二是安全上的联系。从经济联系来看，亚太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对外开放空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市场和外来投资的主要来源。从安全上的联系看，亚太是中国主要的安全与战略关注区域，尤其是需要处理好崛起的中国与守成霸权美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亚太作为一个区域，既要为中国经济参与提供平台，又要为中国处理政治与安全关系提供空间。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是中国经济参与的主要平台。中国之所以积极申请加入APEC，主要原因包括两点：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进程不顺利，希望加入APEC获得参与机会。第二，1989年因国内政治风波遭到西方制裁，中国希望通过加入APEC显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并以此突破西方的制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对APEC的区域意识和区域定位并不强，主要还是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把它作为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演练场。(24)APEC实行自主自愿和协商一致的“APEC方式”，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不支持强推市场开放，更愿意循序渐进。比如，加拿大在2004年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倡议，美国2006年正式提出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中国表示了保留态度。(25)但是，在美国领衔TPP谈判、把中国排除在外的情况下，中国则转而推动FTAAP。2014年，中国承办APEC系列会议，成功使启动FTAAP进程成为共识。(26)应该说，把FTAAP列入APEC议程，这是中国对亚太区域性认识的一个转变。

    尽管APEC是一个经济组织，主要的议程是推动亚太地区的市场开放与开展经济和技术合作，但它也具有很强的政治含义。它所提供的区域对话与合作框架，也成为开展外交活动的场所。比如，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出现波折，在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是APEC领导人会议、部长级会议提供了打开关系僵局的机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最大，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中国并不是美国主导体系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在亚太区域关系和秩序整体构建中并不占主动。中国实现国家复兴需要稳定与和平的外部环境，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至关重要。为此，中国的主要战略是拓展安全与战略空间，让太平洋“容下中美两国”。(27)从这个意义上说，APEC也是中国处理复杂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平台。(28)

    当然，如何看待亚太，学界存在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中国的战略主要还是塑造大国的战略均势，以均势来稳定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29)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地处亚太，在此有重大利益，应该在地区事务中发挥规范性作用，提出有引导力的理念和有吸引力的模式。中国的亚太战略应该是在各个层次发挥重要作用。(30)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处在不断扩展的亚太地区的地理中心，成为吸引力的中心和亚太地区的“地缘中心国”。(31)不过，从中国的地缘区域认知来说，很难把亚太塑造成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亚太地区是中国地缘利益的一个交汇点，也是处理大国关系的一个焦点，但是，中国难以通过区域性秩序构建来实现目标。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力图利用好这个区域平台来实现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利用区域机制拓展战略和利益空间。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