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过去二十年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昙花一现的企业。凭关系 、凭机会的企业几乎把做“正当生意”从商业字典中挤了出去。从学而优则仕，到捞而优则 商，似乎这个社会只能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 21世纪的中国，什么样的企业将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7月12日由《经济观察报》 、新浪房产邀请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就此话题进行了 研讨。 必然的历程 记者：今天这个话题的产生，是因为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发生了许 多值得关注的事情，除去联想并购IBM，和最近大家关注的中海油并购尤尼科等，地产里面 有华润、首创纷纷到美国推售物业。业界有赞叹声，但更多的似乎并不乐观，应当如何评价 这些跨出国门的拓展行为？ 张维迎（北大管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过去我们只通过出口产品或者给外国企 业做代工走向国际，如果未来没有来自中国的跨国公司的话，我想中国在国际上不可能有真 正的地位。当然走向国际，不同的企业做法不一样。联想是一种做法，收购一个品牌；海尔 是一步一步地打造自己的品牌。联想本身这个并购我觉得是一个很惊险的跳跃，如果联想不 去做，中国还有哪些企业可以做，我想联想在承担一个很大的历史责任。 中海油并购尤尼科，由于中海油为垄断性经营，包袱也不是很重，利润较高，并购 成功的可能较大。而联想面临的挑战可能就更大一些，比如人力资源的储备问题是不是足够 ，任何一个企业在走向国际化的时候首先就是人力资源的储备，你有多少人才，在你的文化 熏陶下的人才，懂得国际交流的语言，懂得国际交流的规则。IBM计算机在联想手里能不能 比在IBM手里成本更低，或者价值更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从经济角度，可能就是联 想的一个负担了。国际并购成功的例子很多，失败的例子也很多，索尼公司走向美国，收购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早期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但是现在又在证明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关 键是你要能挺得住，挺住的话就会有辉煌的一天，不要因为短期有一定的问题就否定它，我 觉得媒体更应该抱着负责任的态度评价这件事。 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最近我也在想，国内经济的发展，分这样几个历程 ： 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就是卖东西，这个在中国长期的乡镇企业也好，民办企业也好， 这是最初的国际化，台湾当初也是一样，就是向全世界卖东西，而且规模越做越大。 第二个阶段是在卖东西的基础上怎么样就近生产、研发，接近目标市场，而不是尽 量便宜，把东西运过去，例如华为，他们不仅卖东西，还把服务和研发搬到那儿，接近客户 。 第三个层面，通过上市或者资本，通过海外上市，这个阶段的国际化就要求非常高 了。在这之外又发展出一些更高阶段的国际化的做法。比如渠道和品牌的并购，这就是联想 、海尔现在做的工作。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种就是用全球的资源，特别是用国内的资源和全球战略、国 家利益结合，像这次中海油的并购行为。 每一个阶段可能要求团队，包括观念和公司组织是不一样的，房地产呢，我们叫“ 全球观，中国芯”，有国际化的专业能力，而且是结合本土需求市场的工夫。比较全世界最 好的十个房产公司的年报和中国最好的十个房产公司的年报，我们发现一个现象特别有意思 ：国际上的公司是总部负债低，项目公司负债较高，但我们是反过来的，总部负债比较高， 项目去进行权益融资，结果项目没有承担风险，总部承担了很多的债务风险，但是合并上来 的利益很少，所以就出现了很多这样的公司，高负债，低利润，高风险。 最近说房地产公司到全世界卖房子，我们不能评论别人对不对，但是效益上一定是 本土的客户、本土的市场占决定性因素的。 制度问题 记者：制度安排对于企业而言，越来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对于这个问题目 前国内企业是何状况？ 冯仑：柳传志有一个讲话，他认为一个企业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叫基础建设，凡企 业都是一样的，就是像盖房子，你要有董事会，要有一个基本的管理架构；第二个层面是你 在行业里制定的战略，比如你是做电脑的和房地产的，这两种战略是不一样的，得加进自己 的特点。第三个层面他认为最简单的就是怎么卖东西：不管人啊，绩效啊，这些都是具体的 ，叫平衡记分卡还是叫别的什么，这个每家自己选就完了。 我认为现在中国的企业，普遍尚在第一层次，而且第一层次的活儿还多数没做好。 现在还谈治理结构、改制，问题在于刚才说的第一层次你都还没有达到，还不太像个商业机 构，谈何治理结构呢。 从长远来看，这个基础的制度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速成是很困难的。我最近去了 台湾，发现一个情况，我们见的人都是台湾企业家的第二代，或者叫1.5代。所谓1.5代是指 ，他们从年龄上是第二代，但是家族事业只是他们事业的一部分，有一部分是自己创业的。 所谓第二代就是他们百分之百继承了上辈的帝国。他们从小就在经历商业训练和培养，而我 们这一代的企业家，前半段基本在忙活别的事情，上山下乡，思想教育。我们刚从草根阶段 脱胎出来，马上要规范化，还要面对国际市场，所以需要想的事情就特别多。 张维迎： 中国的企业普遍来讲，基础制度的建设都没有完成，现在又必须面对新 的问题，一方面老总忙着改制，和地方政府打官司，人家这边百分之百的精力花在怎么开发 新产品，怎么销售自己的产品，你的竞争就处于很大的劣势。对未来，你技术上有没有优越 性，原来我去人家那儿拿，现在人家不给你了，或者已经拿光了，剩下的你靠什么跟人家竞 争？还有我们过去的商业环境很不规范，政府控制多，中国的企业家习惯打游击战这方式， 实际也养成很多坏毛病，现在让他改掉这些坏毛病需要很长的时间，比如融资的问题，好多 人就说这些事能搞定，这个搞定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这个银行有关系，那个银行有关系。 而不是我可以使银行给我借钱，我做的这个项目是不是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在国外肯定是 你要去银行贷款，你得拿什么贷款，凭什么人家给你贷款，不是要搞定这个事，这种坏毛病 是很多的，这是一代人，当然他们现在也在慢慢改变，思维方式也在改变。 我是特别赞同中国私募市场，过去我们不让私募，要么你上市。我们上市公司的治 理结构不可能完善，因为公司的治理结构是一个文化，还要形成一个思维方式，我是老总的 话，我这个钱是老总的钱，我的权限责任是什么，权限边界是什么的，这个都是通过私募锻 炼过来的。就是你在结婚之前得有一个谈恋爱的过程，即使这样的话结婚之后还有不顺利， 我们现在就是不让谈恋爱直接让你结婚。 冯仑：现在整个手段，由宏观调控转为微观管理，再防止萎缩再找补，这几年这样 一个过程，实际上造成了一个状况，最后调控的结果很难是优胜劣汰，而是谁运气好，谁会 见风转舵，真正有长期战略的公司反而不一定能生存。这个过程政府信用的损失，和企业经 营的连续性的损失非常大，完善市场调控的具体方法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我是比较赞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如果没有资本市场的一个完善，创富模式就很难出 现，中国现在在资本市场上没有一个完善的体制的时候，就不大可能出现美国这种创富模式 ，而只能有德隆这种模式，一边表面上卖产品，实际上大量的从金融企业想尽各种办法融资 。 你比我创造多的利润，一个是你垄断，一个是你创造这个东西值这个，客户满意。 我们当然是鼓励后面一个，假定房地产，大家都做经济适用房，成本公开，利润公开，你说 这个市场会是什么样，毕竟有些客户要住好的房子。宏观调控要减少市场的摩擦，而不是加 大障碍，使市场摩擦更多。市场呆滞了以后，私人财产也得不到保护，未来市场投资积极性 也得不到保护，最终消费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护，因为市场不供应了，消费者的利益最终受 到损害。 张维迎： 还有一个我补充一点，在国外，我筹集来资金，我很快就可以创造出价 值，这个价值可以足以制成我自身循环。但是中国的很多企业，我筹集来资金还不足以创造 很多的价值，所以要去再融资，香港的很多企业不再去融资。另外一个，政府其实需要创造 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企业能多赚钱，才说明客户满意，消费者对他满意。如果倒要表 扬破产的企业，就不好了。 可能的方向 记者： 那中国的企业该怎么走？ 冯仑：最重要就是检讨自己，刚才我们讲的，企业这个制度有三个层次，你开始做 基本功，另外公司要对自己的扩张发展速度做一个切实的安排，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快 变化。股票能不能发出去，治理结构透明不透明，财务透明不透明，团队职业操守怎么样， 这些要做得非常好。 张维迎： 企业还是需要真正练好内功，一个企业做得比较扎实一点的话，抗风险 的能力就比较强大一些。 一个问题是由于短期宏观调控或经济波动引起的，另一个是长期趋势性的问题，现 在更关注长期形势性的问题，假如没有经济波动企业能不能活下去？企业的管理的能力、人 力资源的储备等等，这些没有宏观调控，也必须要加强。特别是国际化，我真的特别担忧中 国好多的企业，如果不能在基础的方面做一些东西，还有科研的投入方面做一些东西的话， 我觉得很担忧，包括房产，在其他的行业就更不用说了。 有些企业像华为，华为是中国企业里我们值得歌颂的一个企业，这么多年有相当一 部分收入都不断用于研发，这使国际大的电信公司都害怕它，国际大的电信供应商就承认华 为有一些独特的核心技术。所以我还是抽象地讲一句话，就是企业有没有宏观调控带不走的 东西，这是我们每个企业要反复思考的东西，凭什么人家要买你的东西，房地产企业要搞清 楚，有些人在买你的房子，什么理由，这个理由存在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