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千多年前，中华大地上曾出现了与诸子百家并立的商家(亦称“治生者”或“货殖家”)，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货殖列传》里面，就有对这些商家详细的记载与整理，里面他举出范蠡、子贡、猗顿、卓氏、程郑、宛孔氏、师史、任氏等十几位历史上名人的致富之道，以及对国家社会的影响，来强调财富和德业事功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的范蠡、白圭到明清各大商帮，再至近代民族实业家，从先秦古书《范子计然》到明清诸多商书，中华商道一脉相承，造就了无数商业奇迹，成就了无数商业巨子。期间，有以国家事业为重的，通商是为了国富民强，如姜子牙、管仲，以及提倡“实业救国”的大清实业家张骞;有社会责任感，有爱心，能肩负历史使命的，如支持孔子事业的子贡，赞助秦修长城的巴清;有着非凡商业智慧，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商业才俊，如范蠡、卜式、盛怀宣。他们创造财富的观念和为商之道，都善于“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而这种治商能力对个人成就而言“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致卿相”，他们还洞悉人类在创造财富中的迁善本质：“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在商业活动中又非常注重智、勇、仁、强等这些基本的商业素养，两千多年来这些思想已成为了中国商业文明的活水源。中国古代商业体系至始至终都贯彻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非常注重个体与整体的相互关系，内在修为与外在王道的和合，也就是古人常说的“天人合一”或是“内圣外王”的境界。他们会从自然、社会、国家、人文等角度来看待个体在其中的位置和关系，通过充分考虑与各方的关系的前提下，来决定个体的适宜行为。他们很多的商业行为与定式，更多是站在自然与社会、国家层面的高度来考量，遵循人文基本的道德来运作商业，体现出一种符合生态发展的整体商业发展观，这或许就是古代富商巨贾所追求和遵循的合一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