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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证据对新古典经济学和经典博弈论的每一块基石都发出了挑战。 经济学在未来的发展，
势必要求理论的建构与经验检验、 行为数据搜集以及基于行为主体的模型展开对话。
赫伯特·金迪斯

序 言
在近现代经济学的思想发展史上， 曾经产生过三次大的 “革命” 与三次大的 “综合” （蒋
自强、 张旭昆， １９９６）。 每一次 “革命” 都提出了与之前的经济学理论完全不同的研究范式， 而
每一次 “综合” 则把前后两种不同的研究范式统一在一个更大的理论框架中。 这种以范式 “革命” 与范式 “综合” 交替形式出现的理论创新模式， 事实上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库恩，
１９６２）。 就经济学而言， 这种 “革命” 与 “ 综合” 的创新， 既反映了人类经济历史不断前进的
步伐， 也反映了人类思想历史不断深化的过程。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 以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的 《国富论》 （１７７６） 为标志，
突破了自古希腊和中世纪以来只注重财富管理分析的前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确立了以财富生
产分析为主要目的的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 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
启 （１８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 时期， 反映了以机器生产和社会分工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对家庭经济和
自然经济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的革命性替代。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 以约翰·穆勒 （Ｊｏｈｎ Ｍｉｌｌ） 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４８） 为
标志， 对前古典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进行了理论综合， 把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创造
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使之成为经济学并行不悖、 相互补充的两大研究范式。 这种范式
的综合， 发生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结束 （１９ 世纪中叶） 时期， 反映了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完
成， 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社会精英分子可以以更为包容的心态对待人类科学与人文发展的历史
遗产。
肇始于牛顿的近代科学， 催生了近代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 即所谓的 “边际革命”， 其标志
性的人物和代表作分别包括赫尔曼·戈森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Ｇｏｓｓｅｎ） 的 《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
则的发展》 （１８５４）、 卡尔·门格尔 （Ｃａｒｌ Ｍｅｎｇｅｒ） 的 《国民经济学原理》 （１８７１）、 利昂·瓦尔
拉斯 （Ｌｅｏｎ Ｗａｌｒａ） 的 《纯粹经济学要义》 （１８７４） 和威廉·杰文斯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Ｊｅｖｏｎｓ）
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 （１８７９）。 “边际革命” 突破了古典经济学此前以生产投入 （包括劳动投
入） 作为分析对象的客观价值理论， 提出了以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分析对象的主观价值理论， 即
边际效用理论。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 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启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 时期，
反映了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物质文明以后， 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类自
身、 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崭新视野。
近现代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则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创立， 以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的 《经济学原理》 （１８９０） 为标志， 将古典经济学的客观价值论和边际革命的主观价
值论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其中， 古典经济学的要素投入理论被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生
产 （供给） 理论， 而边际革命学派的边际效用理论则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 （需求） 理论；
并以供给函数 （供给曲线） 和消费函数 （消费曲线） 的形式， 统一于以数学 （微积分） 形式表
达的均衡价格理论中。 这种范式的综合， 发生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结束 （１９ 世纪末和 ２０ 世纪
初） 时期， 反映了人类工业文明鼎盛时期现代科学、 技术对人类经济生活极大的促进作用， 以
及现代科学理论的建构方式、 尤其是以数学作为一种通用的科学语言对经济学产生的重大影响，
从而成为经济学理论从近现代走向现代的标志。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革命， 以梅纳德·凯恩斯 （Ｍａｙｎａｒｄ Ｋｅｙｎｅｓ） 的 《就业、 利息和货币
通论》 （１９３６） 为标志， 被世人称为 “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革命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经济分
析的基点立足于个人与厂商的微观分析范式， 第一次确立了以国民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对象的宏观分析范式。 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 发生在整个工业文明由鼎盛转向衰退的时期 （２０ 世纪 ２０ ～
４０ 年代），①反映了 １９２９ 年至 １９３３ 年在美国爆发、 继而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资本主
义经济方式产生的深刻影响， 它是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内部对亚当·斯密以来 “自由放任” 的
古典资本主义制度、 以及马歇尔均衡价格理论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并由此开创了 “ 国家干预”
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
现代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 以保罗·萨缪尔森 （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的 《经济学分析基础》
（１９４７） 为标志， 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分析范式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分析范式整合为一个统一
的分析框架。 该理论以 “充分就业” 为界， 把描述充分就业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微观经济
分析， 把描述未能实现充分就业非均衡状态的经济分析称为宏观经济分析， 从而创立了所谓的
“新古典综合派” 经济理论。 这种范式的综合， 发生在工业文明日趋式微、 而人类新经济形态开
启的前夜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既反映了二战以后世界经济恢复所带来的经济繁荣与文化繁荣，
也反映了全球经济中心与政治的中心由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 —英国向新兴帝国主义国家— — —美
国的转移。 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至今仍然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经济
理论。
现代经济学第四次革命与第四次综合的概念， 由本文首先提出。 第四次革命是指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开始， 并一直延续至今的、 对西方主流经济学 “经济人假设” 或 “理性人假设” 的
挑战 与 批 判， 以 及 以 行 为 经 济 学 （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实 验 经 济 学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演化经济学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计算经济学 （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神经经济学 （Ｎｅｕ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学 （Ｎｅｏ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在此基础上提出的一
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与范式。 这次革命发生的时间， 基本与人类社会进入以 “信息
文明” 为标志的后工业时代相契合。②这一范式革命与转换， 具有后现代主义反理性、 反分工的
鲜明色彩， 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跨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发展的趋势， 是人类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谓
“科学理性” 和 “科学分工” 进行全面反思在经济学领域的体现。
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一个逻辑演绎系统。 该系统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前提出发， 进而推
衍出它的所有命题。 这个逻辑前提就是所谓的 “经济人假设” 或 “理性人假设”。 这一假设最早
由亚当· 斯 密 在 《 国 富 论》 中 提 出， 后 来 经 马 歇 尔 （ Ａｌｆｒｅｄ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萨 缪 尔 森 （ Ｐａｕｌ
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 德布鲁 （Ｇｅｒａｒｄ Ｄｅｂｒｅｕ） 等人的发展， 逐步形成了一套严密的、 逻辑自洽的公理
体系。 但是， 科学发展的历史和事实表明， 逻辑自洽只是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