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的幻觉(一)—减少农民
在研究农民收入时，研究者不得不面对中国农民数量问题。目前，中国城市化率为40%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农村人口依然接近8亿，但是农业占GPD份额已经降到14%以下，农业产值份额与农村人口份额严重不匹配。鉴于此，似乎可以得出“农业人口数量过大，是制约农业持续增收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尹成杰，2006)。
有关农民收入的大量研究使得许多学者得出，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减少农民。蔡防等(2006)指出“减少农民是从根本上提高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气
朱平国(2005)认为“只有减少农民·”一才能实现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气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同一个蛋糕，分的人少了，自然每个人分到的就多了。本质上说，这是一个除法问题，只要学习过小学数学的人都会明白的。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个结论得到许多人的认同。但是，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它有着内在的逻辑矛盾.这个分析是典型的新古典比较静态分析。在考虑一个因素的影响时，经济学家总是想当然地假定这个因素的变化不会影响模型中的其他参数。
这个命题能够成立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一是“蛋糕”不变;二是农民减少;三是农民减少不会影响“蛋糕”大小。
首先，假定第一个条件成立;其次，通过一些措施也可以让农民减少，即第二个条件也是可以满足的。但是，在满足第二个条件的过程中，我们破坏了第三个条件。如果农民从农村转移出去，他必然会带走他的私人财产。尽管在现有土地制度下，他不能带走土地权利.随着农民转移出去，他的劳动报酬也转移出去了。以上两点都意味着，农民减少必然减少农村总收入。因此，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
由于迁移存在制度性的障碍，各种歧视性政策使得迁移具有强选择性，即只有那些人力资本很高，甚至具备一定物质资本的迁移者才能够克服制度性障碍，才能够通过这种筛选，实现稳定的就业转换(蔡防等，2006)。因此，迁移出去的都是农民群体中收入较高的，人力资本较高的。减少农民不但不会提高农民平均收入，反而有可能降低。
从本质上来说，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只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农民收入才可能增长。在对四川、浙江两省农民收入差距进行实证研究后，焦必方和邓定兵(200)7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对川浙两省农民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大于100%;人口因素有轻微的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
农民增收的幻觉(二)—调整分配格局
目前，关于农民收入增长，学者们还有另一个非常有号召力的命题:要增加农民收入，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从本质上讲，农民收入增长，固然依靠经济
增长，但更寄希望于国民经济分配格局的调整(张红宇，2005)。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对增加农民收入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这个命题受到广大农民和关心农民的人的欢迎。然而，其实任何人都理解这并不是农民增收的长期办法。在中国历史上，当一个皇朝推翻其前面的皇朝时，都进行了收入再分配，但是农民最终没有摆脱贫困。与减少农民的机制一样，收入再分配并不是其他一切不变，只是分配方法改变了。事实上，分配方法会影响财富创造。
不同的分配方法会导致不同的财富创造。那种以增加农民收入为目的的收入再分配最后只会降低农民收入。
在研究农民收入增长时，我们会发现类似的观点反复出现。事实上，我曾经也有类似的想法，但最后我不得不放弃这个观点，因为我无法说服自己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从本质上来说，农民收入增长是农民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也许发表这类观点的学者也是理解，这些并不是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但是
由于在短期能起到一定效果，所以它对“人类本能具有号召力”(哈耶克，1988/2000)。因此，他们放弃了尝试其他的可能机制，转而发表这些大多数人都
赞同的观点。这使我想起了“醉汉与手表”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说，在一个夜晚，一个醉汉将他的手表遗失在路边。他明知他没有将手表遗失在路灯下，但他却偏偏在路灯下寻找。因为在那儿，起码有灯光照着便于寻找(纳尔逊，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