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主义最终需要凯恩斯主义买单

由于商品经济外生的债务货币，导致它不同于自然经济的中性货币，它的投资需求已经变化为中间需求，由于消费需求来自投资需求，因此，单纯依赖消费需求是无法投资需求带来货币利润的，尽管有实物利润，这就是所谓产能过剩、天量库存、企业倒闭、老板跑路、工人失业、资本过剩、也即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与马克思的经济周期。

对它的解决方式，人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其一是自由放任派，即斯密式，它们拒绝承认有经济危机，因为在他们眼里，供给自动创造需求，危机的原因是交换比例问题，市场可以自行解决，这就是所谓萨伊定律。

事实上，该流派根植于重农学派，分工与交换尚处于低级阶段，投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自己享用，库存即为财富，也即追求的是实物利润，货币以金银等物权货币为主，辅之以少量的债务货币，但它们本质是私人借据，都属于系统内生的，不产生系统性债务，货币中性，交换为消费需求之间的交换，均衡是可以达成的。

但当经济水平发展到商品经济，货币变化为系统外生货币，产生了系统性债务，这就是央行创造基础债务，企业家乐观预期，增加信贷，于是商行创造衍生债务，经济繁荣；后来，随着债务增加与资产泡沫，导致生产成本增加，债务危机显现，经济由加杠杆转向去杠杆，衰退来临，这就是经济周期。

大萧条击碎了自由放任派的梦想，他们寻求转向。

这就是供给主义，他们根本性的主张，仍然是系统改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生产过剩不过是生产的错误，那些企业就是僵尸企业，必须坚决地破产倒闭，因为他们失去了竞争力，代表的是落后产能。

于是，在创新、创业的号召下，大批的企业倒闭了，整个社会变得纯洁而富有竞争力了。

但是，他们发现，在末位总有一批僵尸企业，于是，继续清理倒闭。

最后，只剩下一家，它的竞争力没用了，再也找不到僵尸了，而它的销售收入仅仅来自于它的工资支出，亏损是必然的，结果，它也无可奈何的倒闭了，整个社会清零了。

供给主义表现在国家层面上，就是重商主义，因为它通过提高自身竞争力，来抢占市场，获取顺差，实现自己的利润诉求。如果是小的经济体，可以维持，但对于大的经济体，意味着逆差国的债务天量累积，是不可持续的。当这个经济体成长为最大时，再高了竞争力也无施展空间了，于是只能内部倾轧，不可避免地陷入衰退与死寂。

这有前车之鉴。美国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采纳了所谓供给主义，减税、放松管制、大规模私有化，但结果科技进步并没有如期而至，因为企业朝不保夕，没有能力创新，税收也没有象拉夫曲线一样增加，而是带来了巨量赤字，也就是非凯恩斯名义的凯恩斯主义。

在中国，有人以国人去日本买马桶盖来说明产出结构性问题，事实上，国与国之间的产业差别是客观存在的，不能祈望每个国家都能自给自足，否则，国际贸易就是没必要的。

其二是凯恩斯主义，即通过国家增加财政开支，建设基础设施，来给社会企业创造利润空间，保证就业水平，它的结果是滞胀和国债危机。

第三阶段是消费主义，即通过增加消费信贷来刺激消费需求，结果是次贷危机。

由上可以看出，在商品经济中，宏观投资必然亏损，而三种解决的方案本质上并没有对此作出清晰的判断，因而，不能对其进行根本性的价值补偿，也即这种内在的不平衡仍然发生作用。

自动均衡派否认现实，在自然经济中徘徊不前；

供给主义换汤不换药，企业承担宏观投资的角色，最后还是要依靠凯恩斯买单；吴敬琏、余永定认为需要财政赤字保系统风险、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反思赤字与债务率；

凯恩斯主义也没有改变投资必然亏损的事实，不过将亏损的对象由社会企业替换成国家了。消费主义则是让消费者补偿宏观投资者亏损，这当然会造就消费债务危机，即次贷危机。

对于债务危机，目前的流行做法是资产证券化、债转股、再贷款，前者是债务转嫁，后者是依靠长期通胀对冲。

经济界由于对此缺乏清晰地认识，把投资性亏损归结于ZF寻租、贪腐、产权不清等微观层次，事实上，ZF投资只是社会选择的一种方式，但人们把政治的不满撒向了经济方案。

比如，奥巴马是民选总统，他的每一项决策都需要向每位选民询问吗？都能让每位选民满意吗?阿罗不可能定理告诉人们，没有真正让所有人满意的政治。

以此看来，人类的经济方案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都没有找到真正的对供求失衡的价值补偿方案。

新宏观主义的方案是央行购买准公共品，社会免费使用。当经济有实物利润时，央行购买实现了对消费不足缺口的价值补偿，并激励了社会成员的贡献，打开了束缚人类生产力的枷锁，通向了可持续富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