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危言：谁应该以骄奢淫逸为耻？

叶楚华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的政府官员，只有这个群体才应该以骄奢淫逸为耻，老百姓没这个必要。现代经济基本上都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马克思老早就说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就是因为东西卖不出去。如果老百姓都有能力骄奢淫逸，不愁内需不振，根本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问题恰恰是老百姓口袋里没钱，骄奢淫逸不起来。但是官员不能骄奢淫逸，不能用纳税人的钱去骄奢淫逸，“以骄奢淫逸为耻”只能用来要求官员，不能也没必要用来要求老百姓。自从前段时间周久耕抽天价香烟事件之后，这几天听到一个怪闻，一是南京当地官员从再也不敢抽九五之尊香烟，二是据江苏省烟草管理局内部人士透露，1000元/条以上香烟明年或将不许再卖了。这第一条是可以理解的，政府官员戒除奢靡是很好的，然而第二条则比较邪乎，政府有什么权利规定市场上1000元每条的烟不许卖？难道老百姓的骄奢淫逸也要你管吗，没有骄奢淫逸何来经济增长，每天吃喝拉撒的基本消费只能带来经济的零增长（日复一日地简单重复嘛），只有骄奢淫逸才会带来正的增长，这是很简单的道理。老百姓骄奢淫逸是老百姓的自由，这种自由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这是濮阳县委县政府综合办公大楼。这座办公大楼落成已有两年多，至今仍欠100多万元的工程款未付。  

纵观历代王朝兴衰，盛世衰败多始于皇帝之奢侈炫耀，盛世亡于炫耀，这是中国历代的一条铁律，皇帝和统治集团的奢侈炫耀是导致封建王朝周期率的重大原因。看看清朝是怎么衰败的，清朝从成为一统天下的中央政权，到康乾盛世，直至发展到极盛阶段，大约用了140多年，以后走了下坡路，到灭亡不过100余年。实际上，乾隆皇帝1800年春天死去，40年后，1840年6月鸦片战争的炮声响了；又过了72年，1912年2月12日，又是一个春天，满清皇帝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宣布退位了，其间不过112年。从清代的两个皇帝的南巡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炫耀对于促成王朝灭亡的作用有多大。清朝康熙和乾隆的南巡，一个开启了盛世，一个终结了盛世。康熙把南巡看成是正常的政治举措，主要解决的是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因此，康熙南巡，强调俭朴，不讲排场，不事铺张，康熙非常重视治理黄河，兴修水利，优礼士子，蠲免赋税，利用南巡的机会，治理水患，安定社会，了解民情，争取人心，大大有益于国计民生。因此康熙的南巡是“生产性”和建设性的南巡，它促成了盛世的到来。与此相反，乾隆的南巡则更多的是“炫耀性”的，他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糜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出行时，乾隆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三十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六次南巡，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乾隆六次南巡，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二千万两。这些花费，朝廷虽然不向民间征派，却交由商人承办。这些商人，多是两淮盐商。他们为讨好皇帝，不惜巨额花费，有的建造行宫，有的修桥铺路，有的购置珍奇宝玩，有的采买山珍海味，有的请来戏班，排演各种吉庆大戏。有的仅仅承办一次差务，就耗费白银十万两。商人大把花钱，乾隆乐得享受；乾隆赏赐官衔，商人得到实惠，变相买官鬻爵，双方“皆大欢喜”。浮夸风愈演愈烈，造成国库空虚，因此清朝自乾隆之后不再南巡。

在这些王朝兴衰的史实面前，我们可以看到，制度、行为上的政治炫耀，是封建王朝生命周期律的具体原因和实际作用因素。考察历史可以发现，中国专制王朝许多都是亡于盛世后不久。这种有规律的现象也是由政治炫耀的规律决定了的。经济学上的荆轮效应就可以解释之，荆轮是一种在上坡中能上滚不能下滚的特制轮子，荆轮效应本是指消费者习惯了奢侈消费后，当收入减少时，其很难再退回到以前的低水平消费中，用俗话讲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专制王朝的皇帝也一样，在盛世中习惯了奢侈炫耀，过几年若是遇上天灾，年景收成不好时，皇帝却不能有丝毫收敛，仍然大肆挥霍，大造形象工程，大肆炫耀武力，如此一来，百姓不堪重负，起来造反。这就是专制王朝往往亡于盛世的原因，简言之，盛世亡于炫耀也。要彻底消除这种政治生命周期，最重要的就是从制度上革除政治炫耀，即政治要实现去炫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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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至尊”停产后，官员抽什么烟？

据报道，南京江宁房产局、南京市房产局等南京多个政府部门因周久耕事件被推到了舆论风口浪尖上，南京官员也因为此事在穿戴等各方面悄然进行了改变，“九五至尊”烟、“江诗丹顿”表突然都不见了。
这就让我纳闷了，抽什么烟、戴什么表，本是个人的偏好和权利，官员不一定都有高收入，但作为公务员，肯定不是低收入群体，象南京等江浙一带大城市，官员年收入超过10万是很正常的，公务员的配偶往往也在机关或教育、卫生等收入较高的企事业单位工作，如果一家两口的年收入超过20万，那么抽1500元一条的烟、戴价值十万元的手表，是很正常的，对于有关部门所说的“江宁的科以上干部抽（九五至尊）这种烟很普遍”的说法，我是一点儿也不怀疑的。既然有钱，你就只管大大方方地象周久耕一样抽着戴着炫耀着就行了，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如果说原来是“很普遍”地抽，现在因为在网上曝了光，就突然“很普遍”地不抽了，那只能说明“普遍”抽这种烟的“科以上干部”，烟的来路“普遍”不正当，所以也就“普遍”经不起媒体的拷问。
更邪乎的是，据江苏省烟草管理局内部人士透露，1000元/条以上香烟明年或将不许再卖了。这就更叫我纳闷了：一种高档烟，作为一种商品，仅仅因为官员们突然都不抽了，就没有了市场，难道官员奢侈消费的规模竟大到能决定一种商品的生死？进一步地了解“九五至尊”的来历，解开了我心中的疑问：据南京卷烟厂工作人员透露，“至尊”南京在2006年面世，当时售价为100元/包左右，一出来就闹得沸沸扬扬。业内人士透露，随后“九五之尊”作为“至尊”南京的升级版，是南京系列烟中最高档的，目前售价为150元/包，平时很少生产，一般都用作送礼，成为某些特殊身份的象征。不仅南京，武汉等市也曾曝出“1000元/条”香烟供不应求，消费者多为公务员的消息。如果说烟厂工作人员的解释还缺少旁证的话，两年前在沪宁高速公路上被称作史上最牛广告牌上“九五至尊”烟的广告词，已经把这一切都解释得明明白白，这句广告词是:“至尊南京，厅局级的享受！”
放在今天这个特定的语境下来解读，这句广告词至少释放出了三层寓意：第一，“厅局级（官员）”就是一个享受高档奢侈品的群体；第二，“九五至尊”这种烟，原本就是为“厅局级（官员）”和能享受“厅局级（官员）”待遇的人而生产的，与普通消费者无关；第三，周久耕们之所以要抽“九五至尊”，所追求的远不止是高档烟所带来的感官刺激，更在意的是“九五至尊”的身份标识，即“厅局级的享受” 所带来的心理满足和精神愉悦。
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只要官员们停抽，烟厂就得停产，也明白了为什么周久耕在开会时要把“九五至尊”的烟盒摆放在那么显眼的位置上——假如一个抽“九五至尊”的人，总是把烟盒藏在口袋里不为人知，就失去了“厅局级的享受”，那么烟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既然这种烟不能见光，就已失去了原本很高的附加值，那么其市场生命也就终结了。
可是，没有了“九五至尊”后，官员们抽什么 烟呢？你总不能说做了官的人就不准抽烟吧？如果说抽150元一包的不合适，那么抽多少钱一包才是合适的呢？
近日有多位抽烟的网友在网上讨论时说：完全自己掏钱买烟的人，月收入3000元的人，一般抽5元一包的烟；月收入5000元的人，抽10元一包的烟。也就是说，抽烟在一个人工资中所占的份额一般在10-15%左右（按一天抽2包计算）。依此类推，即使年收入10万元的官员，也只抽得起30元一包的烟，那么，抽“九五至尊”的周久耕们，其实际收入应该在每月3万元以上，年收入在40万以上，为什么都是“以上”呢？一是因为还有江诗丹顿表、凯迪拉克车作参照；二是因为我不知道南京市场上还有没有更贵的烟，比如“省部级的享受”、“国家级的享受”等等，如果没有的话，说明“九五至尊”已经封顶了，那么，周久耕们的实际收入有可能被低估。
官员的月薪没有3万，不等于官员家庭的合法收入就一定没有3万。如果官员家庭每年的合法收入是50万、100万、1000万，那么，他肯抽天价烟、戴天价表、买天价车，既无损于官员形象，又有利于拉动消费。
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知道官员的家庭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