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出口、投资和消费一直以来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奇迹的取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概括为通过充分利用我国的劳动要素禀赋的丰裕的特征，来满足世界市场的需求。这种外向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实际上采取的是先易后难的发展路径，这是因为相对于培育国内的需求而言，在发达国家步入经济上升阶段时的外部需求相对而言要容易很多。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却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即经济增长的程度和可持续性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影响比较大，特别是当发达国家的经济步入衰退阶段时，其需求必将下降，而这种需求下降的风险将通过国际贸易的传导路径最终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绩效。

   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风险，为了维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中央政府提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宏观调控思路。经济学告诉我们，内需由投资和消费构成，从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来看，消费是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动力，只有消费得以启动，投资所形成的最终生产能力才不至于形成过剩的产能，才会有利润，才会带动就业。因此，扩大居民消费是我国“扩内需、保增长”的中心和重点。那么该怎么样启动和扩大居民消费呢？从目前中央已出台的政策而言，目前的政策更多的集中在降低消费成本，无论是购房交易成本的降低，还是汽车购置税费的减免等。
  效用最大化是家庭消费的目标，在家庭的消费集合中，消费品可以分为公共产品和私人消费品。家庭消费的公共产品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等产品，这些产品都由政府提供，而且消费金额较大。家庭消费的私人产品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产品，这些产品由企业提供。因此，家庭消费行为的实质是在收入约束既定的条件下，通过配置公共产品和私人消费品的数量，来实现家庭效用的最大化。
  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呢？从家庭对这两大类消费品的偏好来看，家庭更偏好于公共产品的消费。造成这种偏好的原因有以下两种原因：一是，中国家庭更多的追求家庭效用最大化，而家庭赋予子女教育更高的权重，医疗和养老的重要性就更不言而喻；二是，这些消费属于“刚性消费”，这些消费没有替代品。这种状况决定了家庭会将收入更多的配置于公共产品的消费，降低私人产品的消费。而且这些消费属于长期性消费，并且这种消费具有时间上的后继性。一个家庭收入分配的重心的演变可以概括为：子女教育——医疗——养老。我国家庭的这种消费的路径决定了如果不优化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那么私人产品有效需求不足的现状将长期存在。
   从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公共产品中教育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正面效应，但是这种效应属于长期效应，具有比较强的时滞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短期的经济增长那么长期的经济增长何以实现呢？很明显，私人产品的消费是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同时也是促进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动力。
   因此，从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发现：第一、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是私人产品的消费不足；第二、导致私人产品消费不足的原因一是由于家庭更多的偏好于公共产品，二是由于家庭收入水平不高；第三、我国启动居民消费的重点应该放在优化公共产品的供给，同时增加家庭的收入，而不应该将政策的重心放在降低消费价格、降低消费成本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