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不消费”是强加给穷人的奢侈罪名　 
广州求心经济研究所2008-12-30　　　

　　针对蒙代尔的“中国发放1万亿消费券”的建议，李稻葵说：我认为，依靠发放消费券的办法拉动内需是行不通的。首先，中国的老百姓不是手上没钱消费，而是不愿意消费。如果发放消费券，只会导致替代效应和对现金消费的挤出效应，所以总的消费不会提升。中国与美国不一样，美国的消费率是很高的，给他10块钱能花8块；而中国老百姓给他10块钱只花5毛，其它存起来。　　
　　就在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一位69岁的老人，自称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进了看守所。这样的一位老人，难道有钱不消费？

　　请看下面这3组数据：（见http://house.hebei.com.cn/system/2008/04/08/010056436_01.shtml）
　　1、胡润百富榜公布：“2006年中国500位富豪的总财富达到了1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6年GDP的6%。《福布斯》公布：“2007年中国400位富豪个人财富均超过15亿元，总财富达到2800亿美元，折合21000亿人民币，相当于中国2007年GDP(234696亿人民币)的9%。2005年前300名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中国7亿多农村人口2年的纯收入，前200名富豪平均资产达1.24亿美元，相当于2005年全国人均GDP14040元的72348.3倍。
　　2、国家统计局2002抽样调查，10%最低收入家庭仅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1.4%，10%的最高收入家庭占全部居民家庭总资产的45%。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存款大户拥有80%的存款，或15%的储蓄大户拥有全部存款的一半。
　　3、据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全国总工会1999年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调查，有8.6%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包括储蓄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仅储蓄存款一项1999年底达59622亿元，整个金融资产在7万多亿元以上）60.4%；其中1.3%最富有的家庭拥有全部金融资产31.43%（每户拥有5000万元以上，据报道，仅深圳市储蓄存款在亿元以上就达24人）；而占43.73%最贫穷的家庭（户拥有5000元以下）只占有全部金融资产2.99%。最富有的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是最穷的家庭359倍。　　

　　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应当扩大政府支出来刺激经济，而经常使用的方法就是投资基建。我们知道，需求不足、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首先是消费需求的萎缩，广大劳动者阶层没有足够的消费力消化企业的全部产出。没有了消费，也就没有投资，于是就发生经济危机。因此，一项政策措施的成败和效率，关键在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提振消费需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们知道2007年工资占GDP的比例为11.32%，这个数据实际上就是基建投资能够转化为工资的比例，实际上，根据笔者的调查，很多大项目经过层层剥皮，工资成本仅仅占8-9%。　　

　　但是，同样一笔钱，如果是按人头平均发下来，我估计会有大约83%转化为消费。《中国统计年鉴》把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分别分成5个等份，然后列出他们的消费和可支配收入。2007年农村人口的消费占纯收入的比例（依收入由低到高排列）分别为137.4%, 91.3%, 80.3%, 71.8%, 61.2%；城镇人口分别为90.2%, 80.0%, 75.5%, 70.6%, 65.5%。把以上两组数据分别做算术平均（因为每组的人数相等），得到：农村为88.4%，城镇为76.4%。农村人口占总人口55.1%，城镇人口占总人口44.9%。再做加权平均，得到：88.4%X55.1%+76.4%X44.9%=83.0%。这就是说，发钱比投资基建，在刺激经济恢复方面具有更高的效率。这对改善投资过剩、消费不足的需求结构，有很大帮助。国家可以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灵活决定分红的数量，灵活调节消费与投资的比例。这项工具比使用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更有效率、更安全，可以做为宏观调控的除了利率、汇率和存款准备金率以外的“第四杠杆”。 　　

　　发钱的效果如何，上面的统计数据最有说服力。有人认为中国人看病、养老、上学要花很多钱，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情况下，他们会把钱存起来，以便应对将来之需。我认为这是城市知识分子等一小批中产阶级的典型想法，而他们占人口的比例很少，他们的这种消费心理并不能代表整个社会，统计数据也不支持这个观点。虽然2007年底的银行存款达到38.9万亿，但大多数的钱在少数人手里，人均存款数没有任何参考意义。中国社会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大，少数富人会存钱，但大多数穷人会消费。有些人说日本2000年发“地域振兴券”并不成功，并以此来反对中国发钱，这也是站不住脚的。日本人当时已经很富，而且贫富差距很小。中国人55.1%是贫穷的农村人口，城市人口的60%，每天支出没有超过3美元，这些人口具有很高的消费倾向，统计数据支持这个结论。　　

　　直接发钱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告诫皇帝说“分生不分熟”，意思是说应该把生食品分给大家，让大家根据自己的偏好蒸、炒、煎、炸，这要比把食品煮熟了分给大家更受欢迎。这就是说，与其让政府包办福利，还不如把钱发到个人手里，让消费者自己决定如何花费，效果更好。或许货币形式的福利比实物形式的福利有更高的效率，更受欢迎。另外，公共产品过多可能导致市场失灵，中国的穷人更需要私人产品，而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例如，政府在人口稀少的地区修建飞机场、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这些就不是民众迫切需要的，民众也很难从中受益，最后导致资源浪费。另外，新闻报道说，由于农村人口的减少，前几年刚花钱为山区修建的学校现在有很多变成了猪圈、鸡圈。　　

　　发钱的另一个好处是，让消费者选择救哪些行业、救那些企业，这样做的好处是优化了资源配置。一个行业、一家企业该不该救，它的规模应该多大，应当让市场作出选择。把钱发给大家，大家想要什么产品，企业就生产什么产品，这个行业自然而然就得救了。而那些生产的产品找不到市场的企业，关了门也是应该的。　　

　　也有人认为应该拿这些钱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办法对民众的好处未必优于社会分红。关键问题是，这个福利体系能多大程度惠及低收入群体？计划体制时代，中国就已建立了国家福利体系，但这套福利体系在福利覆盖方面欠缺公平。它只覆盖了最稳定的国有部门，而没有顾及到农民及城市非国有部门的员工，起了逆向调节的作用。医疗、退休等福利也呈现出这种逆向再分配效应。直到今天，国家福利体系的基本结构依然存在。对于这样的福利体系，再把更多的钱投入进去，未必能给中低收入群体带来多大福利。与此相反，社会分红的办法起码不会让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可以惠及全社会各阶层、各地区。

　　有人认为这项制度会养懒汉，其实不然。在这项制度下，一个人的实际收入包括两部分：工资收入和社会分红。因为社会分红的多少是以生产过剩的多少来决定的，如果愿意工作的人数减少，则生产过剩减少，分红也相应地减少，有些人就会觉得仅靠分红会不够花费，于是就会去工作。反之，如果参加工作的人很多，则生产过剩增加，分红也相应地增加，有些人就会觉得不工作也可以过得很好，于是就会放弃工作去享受闲暇。这是一个自动负反馈调节机制，可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运行。在这个系统中，劳动者可以实现多劳多得。

　　按人发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能被很多人忽视，那就是，发钱就是给企业发利润。办企业就是要赚钱，可钱从哪里来？钱都是从银行借出来的。这样的话，有的企业赚了钱，必然有的企业要亏钱，而赚了钱是企业的，亏了钱的企业无法还银行贷款，假以时日，亏损越积越多，不仅企业要倒闭，甚至还要拖累银行，使银行资产结构恶化。如果有一个渠道，能够源源不断地往市场中注入钱——利润，上面的这种悲惨结局就可以避免。最近个月，中央银行大幅降息，这种办法充其量只能给市场补充资本，而无法补充利润。因此，市场反应冷淡。市场缺乏的是利润，而不是资本。这个时候货币政策就相当于“马用缰绳推车上山”，使不上劲。　
　
　　综上所述，钱都在官僚和资本家等富人手里，老百姓不是“有钱不消费”，而是没钱消费。有钱人已经酒足饭饱，穷奢极欲，让他们继续增加消费的空间已经不大，而且，如果让他们增加消费，实际是浪费人类有限的资源。说老百姓“有钱不消费”，是扣在老百姓头上的屎盆子，是莫须有的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