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学界风气和学者担当

近几年来，社会上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齐声讨伐和批评，把20多年来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种种失误，特别是分配不公、贪污腐败等归罪于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一些学者也加入了这个行列。批评者群情激烈，义愤填膺，网上的支持投票占压倒多数，一方面反映了一种社会情绪，另一方面也是炒作的一个绝好题材。
自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把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推到社会变革的风口浪尖上，经济学成了显学，经济学家也成了时代的宠儿。一些人头脑膨胀，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忽视了经济学的局限，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于是招致了社会性的惩罚。这些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经济学家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因为，经济学家虽然为改革开放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其在实际决策中的作用终究有限，这类言说也过分抬举了经济学家，不适当地拔高和夸大了经济学家在实际决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且不要说当代的中国，就是最开放最民主的国家，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没有这样的殊荣和神威。这也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和我们民族的某种劣根性，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明君、贤相、清官、顺民，现实也没有摆脱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思维模式，遇有内忧外患，不敢直指当权者的失误，却总要找几个垫背的，今天经济学家就成了这样的冤大头。其结果虽然使某些经济学家的声誉受损，但损害最大的仍然是经济学本身乃至知识生产的发展。人们对经济学的误解和误读加深，知识生产的制度结构和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和扭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果说9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出现了一批比较优秀的理论著作，那么，最近几年，笔者评论中提到的那些比较好的理论著作的确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稍稍有点成绩的经济学家很快就离开了学术事业不再从事理论研究，整天出没于论坛会场，暴光于各种媒体，研究生也把做学问当作入仕的敲门砖，有多少人在真正研究和思考问题，进行知识积累和知识生产，说来让人报愧。难怪作为知识生产和学术工作，经济学出现了凋敝和萎缩的现象，随着各种各样快餐文化的兴起，一些快餐“学术”也到处泛滥，没有积累，没有像样的作品，更出不了名家大腕，也与传世之作无缘，遑论问鼎诺贝尔。
社会上的讨伐和批评既有好处，也有负面效应。好处是它尤如一瓢盖顶的凉水，可以使经济学界和经济学家头脑冷静一下，认真地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和存在问题，认清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和局限。坏处是一些人将此看作是发财和发迹的大好时机，凭着炒作的本领成为引领潮流的“英雄”和一夜暴富的“商人”。先行者斩获巨大，名利双收，效法者络绎不绝，一批跟着一批，连港澳和国外也鱼贯而入。这既在情理之中，也符合经济学的逻辑。不过，严肃的学者千万不可混迹其中，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应当清醒，这种讨伐和批评即使有百分之百的人投票支持，也只是一种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而不是严肃的学术批评，虽然是必不可免的，但对于知识生产的进步和学术事业的发展基本无益，甚至有害。因为，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是以怀疑对方的人格和能力为依据，以脸谱化和标签化为手段，这就从根本上革除了平等对话和理性讨论的余地和空间，有悖于学术批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势若水火，根本没有什么交集，既无对话和讨论的基础，也无话可对，无论可讨。但是，在目前的制度条件下，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不仅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受到权力的支持和纵容，不仅混淆了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道德评判和学术评价的界限，而且往往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代替学术批评和学术讨论，使整个社会形成一种不思和反智的趋势和潮流。
在这种不思和反智的潮流中，出现了一种声音，值得深思。有人放言，中国只有五个经济学家，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三等九流。笔者无意加入这种争论，因为它不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只是想借此讨论一个与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有关的根本问题。即什么是经济学的理论，什么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平，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
前已指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水平不高，与世界水平还有明显差距。能够在诸如《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学季刊》、《经济学展望》等国际一流刊物上发表文章，当然是一种很高的水平，不要说在这些刊物上，就是在二流刊物上，国内能够发表的文章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与国内从事经济学教学研究的人数很不相称。但是，这能否作为评判中国有没有经济学家的主要标准和唯一标准。我看不能。因为，这会引导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走偏方向。笔者的“大作”肯定上不了这些刊物，也无意挤进这类经济学家的行列，但绝无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心态，而是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把自己的佳作拿到这些杂志上去发表。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经济学虽然有自己的一整套研究范式，其科学化的程度也相对其他社会科学高了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训练还差得很远，本人也许还没有入流，但经济学终究是一种经验科学。离开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实践，经济学也不过是“经济学家”的“科学”游戏而已，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由于国外的环境相对宽松，经济学的研究也一直按部就班，不断前进，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前人都有所涉及，有所挖掘，有所创造，开拓的空间不大，突破的可能更小，于是，很多职业化了的教授学者，为了能够出现在这些刊物上，以便保住教授的饭碗，专门找那些细微末节的问题大做文章。这决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能研究，而是说这不应当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面对中国转型的经济现实，很多重大问题还没有进行过真正像样的思考和研究，甚至连问题都还没有正确地提出来，更没有拿出一个像样的理论解释，从事这样一些问题的研究才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类研究暂时不一定能够上这些刊物发表，但却值得中国经济学家为此穷毕生精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仅仅是个水平问题。可惜的是，对于中国的问题，外国的经济学家只能隔靴搔痒，中国的经济学家又无多大兴趣。笔者以为，只要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范式，在这些问题上能够下真功夫，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提供出可供实证和检验的理论解释，即使暂时上不了这类刊物，也有资格称作是中国的经济学家。愿中国多出些这样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著作，这是中国的大幸，也是中国经济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