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中国也在为保持8%的GDP增幅而不懈努力，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绝不只是如何尽快复苏的问题，而是如何解决改革开放三十年所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问题，这些矛盾能否妥善解决，决定了未来30年的发展。

这些矛盾都属于经济结构上的问题，具体可分为：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间的问题、需求结构上的问题。这三大矛盾相互强化，日益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本次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因其激化了中国内在的矛盾而显得异常严重。

下面我们先来详细剖析一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这三大矛盾：

1.       城乡二元结构。所谓二元其实就是城乡的隔离，这种隔离起因于城乡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的差异以及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首先，农村地区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赋予了农民以生产经营的自主权，但承包经营的实质是一种土地租赁，农民只是在租用归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此产生的负面作用是：一方面农民因其土地权利的租用性质而不愿意进行虽能使土地增值但收益期长且初始投入量大的投资，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即便农民愿意进行这类投资，但迫于自身财力的限制而无法实施，由于农民对土地并无产权，因此也不可能采取土地抵押贷款的形式来完成融资。同样，因为农民对土地并无产权，其无法获得土地转让中本应包含的增值收益，若无其他因素影响农民几乎不可能愿意转让其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利，这就限制了土地的转出，另外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要求农村土地以农户家庭为单位进行承包，每块土地面积很小，而土地需求方对土地有一定的规模要求，二者难以匹配，这恰恰又从需求面遏制了单个农户的土地转让；此外，由于集体所有制导致了产权的模糊不清，一些官员借此赚取暴利，加剧了分配的不公平和贪污腐败现象。可见，中国接下来的农村改革必须围绕农村土地制度问题来进行。第二，农村地区至今未建立像城市这样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成为了农民的唯一保障，这不仅成为是农村储蓄率过高的主要原因，同时也进一步抑制了土地的自由流转。第三，在城乡之间实行的分割式户籍管理制度，导致了农民即使进入城市工作也无法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及相关待遇，亦即无法真正实现城市化，从而造成中国经济无法享受城市化过程中的好处。

以上所说的既是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成因和表现，而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收入分配问题、粮食安全问题、需求结构问题则更为棘手。首先是农村地区居民收入相对于城市而言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且差距不断拉大，这主要是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农民家庭为生产单位，实质上属于小农经营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这种模式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率的提升，但是它也给生产率的提升设置了天然上限，而生产率如果不能进一步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不可能实现，因为历史和实践经验已经证明通过财政补贴或农产品提价来促进农民增收或者会带来更严重的负面效果、或者难以为继、或者二者兼备。本来，土地的自由流转和集中可以催生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但是之前所述的种种制度限制，使得市场机制完全无法发挥其在生产要素配置中所应起到的作用，农地自由流转也自然难以实现，在当今城市快速发展，农民进城务工的大趋势下，耕地转让无法顺利进行的结果将不仅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还将是大量土地的撂荒，耕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即便自由流转得以实现，由此带来的大量失地农民迫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和城市高生活成本所带来的天然屏障又很难被城市所接受，社会的稳定性将受到极大的挑战，不利于发展。其次，农业生产率除了会对农民收入产生影响，还会对整个农产品供给产生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无论是工业生产的发展，还是居民消费升级，都将对农产品的供给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从中长期看，如果不能解决这些体制上的问题，那么农产品尤其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日益严峻。最后，农民收入的相对较低和处于高位的农村储蓄率，都将制约中国目前急需开发的消费需求，从而迫使中国经济不得不继续保持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模式，从长期来看，这种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这一点，后面还会提到。

2.       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关系的问题。市场经济的主体本应该是私人部门，政府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和建立、完善制度，而不是直接的过度的干预市场。但是中国却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方面官员利用手中权力寻租设租，破坏市场自身的激励机制，从而造成市场的低效率。另一方面，过度地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左右市场决策，以其财力和权力主导投资；这既导致了大量社会财富以财政收入形式向政府集中，挤占了可供私人部门支配的社会资源，也抑制了私人部门消费的增长，近年来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上升及财政收入增长率始终高于GDP和工资水平的增长率；之后，政府再以财政支出的形式对资源实行分配，又催生了大量“面子工程”，更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投资的膨胀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难以改变；除财政收支以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左右社会资源的配置，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或控股股东，政府可以相关投资的直接或间接受益者的身份参与收益的分配，结果是这些现象也成了增强政府权力和财力的手段；尽管政府手中掌握大量社会资源的后果并不全是负面的，但是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配置资源势必导致市场激励机制的缺失，从而不利于经济效率，尤其中国处于发展上升阶段，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的经济资源都极为有限，政府低效的资源配置难以支撑中国的长期发展，所以各类结果性矛盾的存在与政府强大的控制力相结合已经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一个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不断强化的恶性循环。更为重要的是，政府作为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与其他利益集团一样，不希望发生那些可能动摇自身利益（包括弱化其权力）的改革。例如，当前的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作为很多地方的龙头产业，为当地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因此当各大城市的房地产行业出现败相之时，政府为保全自己的收入来源而对房地产行业极力维护，但政府显然不想自己来承担救市成本，因此其采取的政策多为放宽购房政策等，由此将拯救楼市的成本坦给了消费者；而已经超出大众购买力水平的高房价也是与房地产商和政府这类既得利益者不可分割的，在当前经济难以见底的局势下，降价未必能够增加销量，因此短期内房地产商并无降价动力，而地产商的业绩有直接影响当地政府的税收状况，所以政府并不能因房价降低而获得财政收入上的更多好处；而且价格的高涨源于过去几年经济的过热发展和少数阶层的投机炒作，这种价格本身就不正常，一旦下跌，未来即便经济好转，想要回到当前水平也是非常困难的，从长远看，降价不符合开发商的利益，因而也不能给政府带来好处。可见，房地产市场中，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的微妙关系是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的一大障碍；而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在财富分配、经济职能和利益分割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也正是中国改革所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3.       需求结构问题。需求结构上的问题其实就是发展模式问题，是由前两大矛盾所产生的主要后果，这里之所以专门提及需求结构问题，是因为它会直接影响经济健康状况，从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的增长能否延续。结合中国的实例来看，近几年的高速增长所依赖的是投资、出口两大需求，而本应其最重要作用的国内消费却迟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甚至，从总量角度讲，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都在不断下降。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日益扭曲，且越来越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来看，净出口占GDP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对外依存度的上升，自主性的降低，这不利于中国经济的稳定，此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极大冲击也正是通过中国对国际贸易的过度依赖而产生和加剧的；国内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上升，可能造成两种结果，即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这是因为，从长期看，收入增长与投资是成一定比例的，如果实际投资超过这一比例的上限，那么产能过剩和资源浪费就无法避免，而且如前所述，中国的相当一批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都是由政府主导的，由于并非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更加缺乏经济效率，甚至只是为了满足政府形象的需要或其他非经济目的，因此更容易形成资源浪费和产能过剩。同时，中国由于多种原因，迟迟无法提振消费比重，因此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这亦成为高投资的合理借口），也就是说，中国的庞大投资并非为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而是为了保证总供求均衡的无奈之举，甚至可以说，GDP的高速增长其实是投资迅速膨胀的结果和表现，而非激发投资的动力。在保持高投资的背后市政府强大的控制力，任何一个处于市场竞争中私营企业都会遵循市场规律，尽可能提高效率，因此它们绝不会进行那些低效率甚至过剩的投资，为了维持均衡经济均衡，这些过剩甚至浪费的投资大都由政府支持或主导，如前所述，这导致了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矛盾。

中国需求结构扭曲中的另一环节——消费不足有源自何处呢？原因可归结为两点：农村消费不足和城市消费不足。之前在城乡结构问题中已经提到，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和社会保障的缺失是制约农村消费的一大原因，而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有非常大，因此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消费需求的制约是极其显著的。尽管，近年来大量农民工进城打工，使得他们的收入水平较以前有所提高，但是由于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无法享受城市保障待遇，城市化过程所应激发出的消费需求量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未曾产生，这又是制约消费的一大原因。下面还需要强调的是城市居民的消费问题，尽管和农村居民及农民工相比，城市居民收入水平要高很多，但是城市居民的消费潜力也并未得到全面开发，这主要是由城市生活成本较高引发的储蓄率偏高所致，子女教育、医疗卫生、购买房产构成了城市居民的主要储蓄动机，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医疗教育等费用的日益高涨，由此产生的储蓄也不断增长，如果城市居民收入不能实现更大幅度增长的话，将很可能加剧储蓄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可见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现状是各种因素长期以来共同积累的结果，对其进行改革绝非易事，而当前面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又使得中国依赖外需的增长模式已经无法继续，之前的论述也已证明投资拉动型的增长方式正逐渐走向绝境，不可能再长期依靠，所以开发消费需求成为了唯一的选择。总体上讲，当今中国在走完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辉煌历程之后，又重新回到抉择的时刻，到底是继续利用政府主导的投资来维持短期的发展，还是孤注一掷，力求开发国内十三亿的消费市场，这将会成为接下来几年中国经济的最主要问题！

相对于这些长期矛盾的化解，保持短期经济增长并不是一件难事，中国政府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力度已经足够，而且最近的货币供给、贷款增量等金融数据和钢铁价格、发电量等实体经济数据已经向好，尤其是货币和贷款数据，它们的转向意味着经济中各类交易正在回转，交易状况的好转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复苏，而且这仅仅是在四万亿刺激方案刚开始实施时产生的效果，可以预见，随着政策的进一步到位，各项经济数据都将转好，由此又会带动社会预期的向好，因此中国经济能在今年上半年止住放缓趋势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正如温总理所说，中国经济完全能够保持8%的年增长，同时成为全球第一个复苏的经济体。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中国经济真正脱离困境，上述三大长期矛盾若不能妥善解决，恐怕几年之后中国仍旧会面临内需不足的危机，而且到时的危机可能远比当前的更为严峻。因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化解成本会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城市生活成本的提升、城乡居民的对立程度加剧等变化而不断提升，这些变化又是随时间的推移加剧的，所以如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几年之后中国经济可能无法承担解决该问题所带来的高昂代价——这是经济规律本身所带来的追加成本。其次，此次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实施，其实也是一种权力集中的过程，它意味着政府直接承担或间接主导了更多的社会投资，这一方面使得政府找到了进一步干预经济的理由，从而社会财富进一步向政府集中，贪污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经济效率更加遭到削弱，另一方面，扭曲的结构被再次强化，而不是缓解——这是政府错误调控而施加的成本；这巨额的改革成本，将会阻碍改革的实现。更大胆一点说，如果当前中国不能把握住机遇，毕其功于一役，那么未来可能会付出社会动荡和政权易手的惨痛代价。

诚然，无论是改革城乡二元结构，还是扭转需求模式都绝非易事，但也并非毫无办法。

我认为，中国要想解决这些长期问题，必须从创造城市消费需求和吸纳农村劳动力入手，之后逐步放松城乡管制，促进城市化的顺利进行，最后再利用城市化过程中所创造的需求来不断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把中国经济导入良性循环，一举解决城乡结构需求结构的矛盾。具体方法是：首先，削减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即压缩房价、减低医疗教育成本；其中较易实现的是压缩房价，即可通过政府投资，大批量供给廉价房给城市居民，具体可效仿新加坡模式，将城市廉价房建设纳入基础设施建设，采取由国家立项并承担部分建设资金、开发商通过竞标获得项目并负责筹资和建设经营的模式，既可保证建设效率，也限制价格，由此压低城市居民的居住成本，释放储蓄；另外，对于当前开发商的库存商品房可实行政府以较低的谈判价收购，并委托开发商加以改造，将其转型为廉价房，由政府一更低价出售给购房居民；对此前在高价位时，贷款买入房产的居民可能的违约现象，由政府提供适当担保，以保证银行系统的正常运作；以上三点协调了居民、开发商、银行系统之间的利益关系，解决了房市硬着陆所带来的恶果。同时可利用房地产行业的产业链带动上、下游行业的发展，这不但能为刺激城市居民消费需求造出一大障碍，而且也解决了短期内相关行业的需求问题。此处还需强调的是，在释放城市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时，政府应设法将这部分需求导向同时具有附加值高和劳动密集型两大特征的行业（如旅游业、零售业等服务业），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创造就业岗位、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时，提高其收入水平，为下一轮刺激需求、转移农村劳动力奠定基础。第二，利用房地产行业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吸收失业农民工，并承诺为其提供城市户口和房产，并将其纳入城市社保体系，这为农民工真正实现城市化、市民化提供了保证，也使保障性住房市场拥有了源源不断的需求刺激，实现所谓的“供给创造需求”，还能够降低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其消费需求。第三，为农民工提供免费甚至带有一定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或教育服务，激发其积累人力资本的意愿，同时带动相关服务业的发展。这将有助于农民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有助于他们附加值高且劳动密集的产业就业（这就要求政府必须通过政策刺激并保证对这类行业的需求；如前所述，可以尝试在开发城市居民潜在消费需求时，设法将需求增量导向这类行业），获取较高的收入，以对冲因城乡生活模式和消费结构的差异而产生的较高的生活成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农民工之所以会进城务工，源于城乡收入差异和生活成本的差异，其中生活成本的差异体现在同等收入在农村地区可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平（主要因为农村地区的居住成本和食物成本低于城市），所以要想实现农民工真正的城市化除了提供各种保障之外，还必需为其积累人力资本，提高收入，以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品不会因移居城市而降低。第四，要求农民工在享受以上待遇的同时，必须放弃其对农村土地的各项权利，以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和集约化经营，农业生产率的提升。第五，在农业上实施现代化生产模式，即建立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企业专门经营农业生产和销售，使农业生产进一步走向市场化，采取雇佣制，将剩余的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并通过这些农业企业将雇佣农业工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完成社保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覆盖。同时这一举措可以起到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业人口收入，并由此促进国内消费的作用！以上五点措施环环相扣，既能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又将促成投资拉动模式向消费带动模式的转化，同时还充分地利用了政府的权力和财力，因此它们将会使经济走入良性循环，相信其效果将远胜于当前四万亿刺激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