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届与上山下乡 　　刘小萌 　　老三届对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是熟悉的，对四十岁以下的人来说又是陌生的。老三届给人的印象是：诚实、热情，但是他们崇拜、热衷于毛泽东，毛泽东的一句话在他们心里就是一万句，他们积极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上山下乡，最终把青年人的政治热情转变为盲目、狭隘、偏激。这段历史是很值得我们回味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从几十年风雨中经历了不少挫折、走过不少弯路的民族来说，时时聆听历史的回响，从中汲取教训，尤为显得重要。本文选自《中国知青史》。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曾是新中国教育出来的最成功的一代。 　　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所倾注的狂热，至少在初期，丝毫不亚于对红卫兵运动的参与。这不仅与“文革”前城市青年的普遍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照，而且为以后的历届中学生所罕见。这种现象的产生，与他们所受的系统教育和“文革”初的特殊经历是分不开的。 　　他们是从建国到“文革”这17年教育成败得失的集中体现者。在他们身上，这种教育中积极的、进取的一面，与盲从、狭隘等消极的一面，都表现得非常鲜明。国内外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学者，多认为“文革”期间红卫兵种种异乎寻常的表现与17年的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认为这种教育是引发“文革”动乱的重要原因。今天的人们，也仍在从“老三届”学生的人生道路中，不断反思17年教育的利弊得失，希望从中探索可资发扬或引以为戒的经验教训。 　　无论对17年教育（这里主要是指政治灌输和品德培养）持肯定还是否定态度，有一点是为人所公认的，那就是它曾经成功地塑造了一代甘愿为革命理想而奋斗，而献身的青年。这种理想，首先是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这代青年从呱呱落地时起，耳畔回旋的便是对领袖的颂歌。入学时学写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万岁”。近乎胎教的灌输，对他们以后的成长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以阶级教育、革命教育为主的前提下，17年教育注重培养的是青年的集体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品德和勤奋、刻苦、勇敢、向上的素质。“老三届”中很多人在经历“文革”及以后上山下乡的种种人生困厄和磨难时，能够以坚忍的意志和互相扶助的精神与命运抗争而不甘沉沦，与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有很大关系的。 　　但是，17年教育的两重性，也使整个国家乃至受教育者本身尝到了苦果。首先，对雷锋等英雄人物献身精神的宣传，是与对领袖的盲目崇拜联系在一起的。随着学毛著、背语录成为时髦，随着新闻媒介把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绝对化，青年学生对领袖的情感被愈演愈烈的个人崇拜所扭曲，最后发展到如醉如痴的狂热地步。再者，关于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育，同“反修防修”、“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原则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生们的政治热情被引上歧途，蜕变为一种盲目、狭隘、偏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60年代上半 期，整个思想理论界极为封闭，政治观点日趋偏激，青年学生除了被动接受之外并无鉴别、思考的余地，在“反修防修”、“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做世界革命的促进派”之类豪言壮语的背后，隐蔽的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类文化价值的极端无知。这直接导致了“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种种暴力和破坏行为，对尔后兴起的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另外，17年教育关于集体主义的宣传是与对青年个性的压抑联系在一起的。在革命理想主义化身的雷锋身上，突出宣传的是“甘做革命螺丝钉”的思想。从本意上说，把个人比作社会这架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立足于本职工作，努力为人民多做贡献，是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把它加以极端化的导向则使事物超越了“度”而变质。当年风行一时的名言“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便是扭曲个人与集体关系的一个“杰作”。而“文革”中倡导的“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的口号，则是“螺丝钉”口号的发展。 　　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的一代青年学生，早在学校时期已不甘寂寞。毛泽东对毛远新、王海蓉等人发表的抨击“旧教育制度”的几次谈话，很快在部分中学生中暗暗流传，其立论的新鲜大胆，使青年人的心激动难抑，他们中的敏感者已经嗅到了“山雨欲来”的气息，预感到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平地而起。 　　1964年、1965年前后，有关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已经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的中学内小范围地展开，一些干部子女组织起独立于学校党、团的小组织。 　　1965年，北京市西城区曾发生一起“四六八学潮”，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事件。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在全国范围已掀起高潮，教育部门也抓了不少忽视德育的典型，提出一些问题。这引起一部分学生的关注。北京四中、六中、八中的部分学生以干部子女为主，进行了串联，组织了罢课，给中共中央写了“进言书”。主要要求有两条： 　　一条是真诚地希望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对毛远新的谈话无疑是一个公开的号召。毛指出：“阶级斗争是你们一门主课，阶级斗争是一门必修课。”“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处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青年学生完全接受了上述观点，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愿望十分强烈，并戴着“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观察周围的事物，发现“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社会每个角落，也存在于学校中。于是要求向中学派“四清”工作组，要求亲身参加“四清”运动，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 　　“进言书”的第二条，是尖锐批评现行教育制度，认为它是在鼓励学生为分数、为考大学而学习，而不是为革命而学习；培养的目标是“学而优则仕”，是成名成家，而不是引导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由于教育方针有问题，造成学校中不讲阶级路线，地主资产阶级子女、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因学习好受到老师的赏识，在学习和入团等方面都受到照顾。这些青年学生强烈要求在学生中推行阶级路线，并在学校建立类似于贫协的阶级组织。“四六八学潮”是极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一场骚动，实际上是红卫兵运动的一次预演。 　　一年后“文革”狂飙乍起，率先冲锋陷阵的就是“老三届”中高干子女组织的红卫兵。红卫兵运动并非事发偶然，某种意义上说，它正是17年教育之树结出的一个硕果。而不久上山下乡运动的发起，则是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无论是充当毛主席的红卫兵，“像勇敢的海燕一样”在“文革”风暴中翱翔，还是自告奋勇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安家落户，“老三届”学生矢志以求的都是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因为谁都知道，毛泽东曾就培养接班人途径做过明确说明，即这样的接班人只能在群众斗争中产生，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1967年11月，当北京千余名中学生报名奔赴内蒙和东北时，就有人向《兵团战报》记者表示：“内蒙、东北是反修前哨，环境最艰苦，阶级斗争最尖锐复杂，也正是需要人去改造，去斗争，只有在艰苦的环境里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接班人。” 　　不过，许多学生当初未必认真思考过，“接班人”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实际上，毛泽东所指的“接班人”，并不是普通的工人、农民，而是可以信赖的掌权者，是领导干部。所以他的关于接班人的五条标准规定：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以后的日子里，尽管培养“接班人”始终是大肆宣传的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但它对青年人的吸引力却消失殆尽。事实一清二楚，绝大多数青年下乡后只是充当简单劳动力，真正能成为“接班人”的却寥若晨星。 　　对毛泽东的迷信与崇拜，也是“老三届”学生积极卷入红卫兵运动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精神动力。前文提到，青年学生这种人格上的缺陷在“文革”前已经铸成，“文革”的到来，只不过给它提供了恶性发作的机会。在这方面倡导上山下乡的“造反派”学生领袖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在运动初期，他们都有过一段受“迫害”、身陷囹圄的经历，只是由于毛泽东力挽狂澜，才使他们在政治上获得“新生”，一跃成为令人钦佩的“革命造反派”。这种颇带戏剧性的变化无疑增加了他们对毛主席感恩戴德的深情。所以，红卫兵报纸在报道曲折、何方方等人主动下乡事迹时，总是会画龙点睛地提到：“是毛主席解放了曲折”，是“毛主席把何方方等革命小将从白色恐怖的深渊里解放出来”。 　　的确，以他们为代表的“造反派”学生对毛泽东的热爱最初也是比较抽象、比较概念化的。一旦毛主席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为他们平反后，才真正从内心感到他的英明、伟大，才会发出“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才觉主席亲”的感慨。这种个人崇拜，不能不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色彩。因此，当他们认定上山下乡是毛主席指出的“最革命道路”时，便会毫不犹豫地跨出关键的一步。其实，即便是普普通通的学生，当他们主动申请到边疆落户时，又何尝不是把这视作向伟大领袖“献忠心”的具体行动。一位署名“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毕业生在诗中这样写道： 　　红卫兵，志气大，千难万难咱不怕， 　　主席思想来指引，天大困难征服它。 　　树雄心，立壮志，誓在边疆把根扎； 　　祖国需要是理想，主席指哪哪安家。 　　红卫兵，心最红，紧跟统帅毛泽东； 　　一字一句不走样，一言一行无限忠。 　　天不怕，地不怕，为革命献身没有啥； 　　哪有困难冲向哪，最最幸福只是它。 　　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存，又往往与“文革”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文革”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文革”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胎脱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眩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文革”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文革”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处世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文革”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文革”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文革”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文革”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8月8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打倒刘少奇已经成为定论。随后的几天，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两件过去没有的事情。一件是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开始抢购毛泽东著作：另一件事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作为毛主席的客人陆续云集北京。 于是，毛泽东决定8月17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代表。毛泽东的这个决定是因为第二天的天安门广场上要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不过，他老人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当然谁都没有想到，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也还是没有想到。8月31日第二次接见完之后，《人民日报》头版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9月15日．还是没有排队，第三次接见的报道是以《毛主席又一次接见百万革命小将》为题的。然后是10月1日国庆节毛主席检阅150万游行大军。从第四次接见就开始明确了，《人民日报》的通栏大标题是《毛主席第四次接见150万革命小将》。这是10月18日，文中提到短短两个月的时间毛主席先后四次接见。到11月3日，接见却变成了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人民日报》解释说：这是连国庆节也算在内的。这就是说，第四次实际上是第五次。只有从第六次开始才算真正排上了队。以后，就第七次第八次就顺序下去了。后来算下来，大概是平均12天接见一次。 毛泽东一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第二次接见选择在下午5点 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时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这时，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966年8月31日。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师范大学住了很多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记得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毛主席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三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 “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 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有一名红卫兵回去还没觉得什么，第二天一起来，感觉脊背痛得很，到医务室一看，医生吓了一跳，说你怎么受得这么重的伤？是不是让人打了？他自己也奇怪，一想，才明白，昨天集中精力看毛主席，后面的人激动地用拳头捣他的背，他竟一点也不知道。 由于这次接见比较混乱，以后接见红卫兵，或是把人群安排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或是由群众**146**的队伍通过天安门的方式。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工作人员在历史博物馆的小会议室开了会，由国务院的同志安排毛主席接见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等。会一散，工作人员就来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候，长安街已经用白粉划出了很多方块，每个方块都有一位联络员，负责对自己这个方块的红卫兵进行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长安街上拥，要听从指挥，并让大家交出水果刀一类的危险品。等待接见的队伍都编成了连排班，还选好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下午5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8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下来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0月1日，这一次接见了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146**，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前面的人不走，后面的人又往前拥。工作人员嗓子都喊哑了。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146**，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那一次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鸡蛋、四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直到毛主席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甚至还看见毛主席张开的嘴里微微发黑的牙齿，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146**。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跟前五次相比是最多的一次。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有一位红卫兵形容当时他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片小小树叶，身体轻飘飘的，头脑晕晕的，在几十万人组成的人海中拼命挣扎，挤过来又撞过去，全身汗水流淌，既高兴极了又非常紧张，因为一不留神就有可能被挤倒在地永远爬不起来。当时有不少人被挤倒在地，也有因为激动流汗过多中暑倒地的。有的被救出广场，也有的还没被别人拉出来就被踩在脚下，所有的红卫兵都一样，嗓子喊哑了，汗水流尽了，鞋被挤掉了，衣服也被撕破了，最后被从东面倾泻而来的人流挤出了天安门广场。很多年后他说：“如果我还有力气坚持下去，我会继续站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看毛主席，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见到毛主席更具有吸引力的了。” 每一次接见完，天安门广场上都要拉走一车一车的鞋子，踩烂的手表每回都有好几十块,据说还有不少金条。在毛主席第六次接见红卫兵的第二天，一位原名叫尹本顺后来因为文化大革命改叫尹向阳以后一直叫尹向阳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寻找他被挤掉的鞋袜。金水桥边的警卫战士让他到中山公园里去找。见到一座小山一般的衣物，他吓了一跳，要找自己的鞋袜，还不是大海中捞针？于是，在管理小山般衣物的工作人员指点下，他随便找了一双鞋袜。他看见那衣物山里，还有手表、钢笔、钱票等，足可以开个世界上最大型的遗物展览会了。 11月11日的第七次检阅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和1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主席的问题。这第八次，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主席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用环城这个方案，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负责保卫的人员主要怕出事，不敢开慢。 第八次是在连续两天算作这一次的，这是接见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或者可以说，连北京的老百姓都见了。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被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总理先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了，就说得快了一点。八次检阅，每次都是周总理亲自布置。

“老三届”学生是新中国的同龄人,中国现在是他们的舞台,所以我们了解他们的历史,我们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他们还是当年的红卫兵吗？

红卫兵养成的政治常识是有惯性的.

那就是:强国!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对了还有造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