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在讨论之前首先要把效率评价的标准摆明，是帕累托还是其他什么标准。没有标准没有讨论的必要。

这种在军阀割据状态下的当权者行为，可以用奥尔森的坐寇理论来解释。应该承认，当时的军阀割据状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而军阀割据也确实在不同程度上获得了经济上的发展。最典型的就是东北的张作霖，应该说当时的经济、政策保护还是比较到位的。但是军阀割据状态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难以提供远期的有效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长期投资的进入，总是处于不够稳定的状态，难以形成长期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因为这样的增长要求一个完善、稳定的制度保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9:06:55编辑过]

楼上几位，你们对中国历史不是很熟悉吧？

你们知道周朝（封神榜以后）吗，周朝后期，又称春秋战国时期，就相当于联邦制。春秋五霸治理他们自己的领土就治理得很好，战国七雄在某些时候也治理得不错，但最终都没落了，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三国演义也是军阀割据。

足以表明，产权独占在不可转让、不可交易的情况下大部分是低效率的。军阀割据是无效的制度。

占了山西的阎西山应该算发展当地经济的典范吧.但军阀割据肯定会增加地区间贸易的成本.

最早,他通过发行信用货币,将流通中的金属货币回收,得到了第一笔启动资金.随后的发展相当迅速,例如当时的太原兵工厂是中国三大兵工厂之一.但山西基本是小而全的工业模式.有一次,为了修一个什么工程需要炸药.结果阎把买炸药的钱投资搞了炸药厂,收益还相当丰厚.

可惜的是,世人只记得嘲笑阎的窄铁轨.

9楼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就一定更有效吗？人民的生活更加安康了吗？

毫无疑问，中国在秦的统一下，减少了市场的交易费用，但是伴随而来的却是对私人产权的更大侵害。结果只能是一个短命王朝。

中国几千的分分合合，说明了没有一个王朝解决了私有产权的保护问题，其中既有王朝的代理人各级政府官员，所有民间的盈利行当，如果私人不能与官结合，成为官僚资本，就一定会被官府没收；同时地方官员与各地黑邦相勾结，进一步对那些没有官场背景的私人小资本加以侵害。这种官府和社会腐败到了极顶之后，就面临着改朝换代。

显然，很多人还是把军阀割据与国家分裂视为同一物。在历史上很多时期，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大家放眼世界，最早的美国联邦和当代欧洲联邦，都与这种军阀割据状态很相似。但是，美国联邦最终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欧洲联盟正在走向一种新型的联邦制。难道中国的军阀必定是一些非理性的群体吗？这些军阀之间一定要进行混战吗？

另外，美国社会历来允许人人持有枪械，但却没有进入霍布斯丛林状态，而是实现了乌姆贝克式的强权确定产权，社会保持了稳定。难道中国人有了机械后，一定会沦为土匪吗？

呵呵，当年就有“联省自治“的口号，还颇有市场。

我在一定程度上同意楼主的看法，也有一些保留。具体明天再来谈，呵呵

问题是什么样算军阀？如果是军队私有，则必然导致军阀间的兼并战争，因为理性自利会驱使强者兼并弱者。

就中国历史来说，军阀割据时期的战争概率远比中央集权时期要高得多，统一也是民众的选择，显然更有效。当然了，封建中央集权也一样是低效率的，十代明君抵不住一代昏君，一次失误全盘皆输。

现有美国和欧洲情况与中国不同，

1、它们的军队领导和联邦长官都是代理人，中国军阀却是统治者的，产权不可转让；

2、欧盟还在筹建中，是否能成还不一定，欧盟不可能建立统一的军队而让各成员国不保有军队，就无法保证欧盟宪法的高效实施。

就中国现状而言，如果能够实现民主，不如切实落实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民选制度？

很好的选题，列入“制度的历史分析”，奖励楼主金钱、经验各50，魅力30。

奖励发言用户淡泊、克力捞、临崖吹风金钱50，经验30；奖励EVERSONIC金钱和经验各50。谢谢其他版主、助理，就不奖励了哈。

我觉得讨论军阀问题是有意义的，核心其实就是军阀割据时期是否当地经济仍有增长。因此，以下几个问题也许是需要厘清的：

1）史料。找几个代表性割据地，看当地经济是否有增长。当然，不能忽略人口减少的代价。 2）逻辑。不同的军阀统治方式（如流寇、坐寇），会带来不同的政策和后果，这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3）时间。军阀经济是一个均衡的状态吗？如果不是，我们是在多长的时间段里考虑这些问题？制度研究的时间维度还是很重要的。

力量只能以力量相对峙，暴力只能以暴力相抗争。这是强权界定产权的基本逻辑。民主从来不是靠讨要来的，没有暴力对皇权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后胜利，没有美国黑人坚持不懈的斗争，也不会有他们的解放。也许可以称为另外的是德国人和日本人，他们是在外界竞争压力下，通过容克地主自发的资本主义化和皇帝自发的维新运动，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度；然后通过发动全民族的对外战争，才真正建立起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国民意识，实现了民主化。（德国的容克地主可能更象一批小军阀，他们在德国实现国家统一之前拥有很大的权力；可能正是由于德国是由容克地主主导的中央集权，才没有导致德国的中央集权对本国民众的鱼弄，他们充分利用了这种中央集权的力量发动了普法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形成了具有高度团结精神的德意志）

中国几千年来的中央集权，都是由一些鱼肉百姓面对一种绝对的集权暴力。其中秦始皇的政策达到了极致。这才有了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的对帝王的忠告，水能载舟亦能复覆舟！老百姓只是任帝王玩弄的水，在平静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力量的。当然，帝王们也不能玩弄过头了，否则激起千层浪，可就不好玩了。所以，在一个绝对中央集权的国家，最后完全取决于帝王将相的玩弄百姓的技巧。

百姓是没有能力对抗一个中央集权体制的，结果就有了各种不同规模的寇和黑邦，他们威胁和勾结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无法顾及的地方活跃着。这样，更加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

只有这些军阀才有可能是对抗中央集权及其导致的坐寇的力量。

从广义上说，现有世界各国也算是军阀割据，欧洲近几十年来相对平静，只能算是局部暂时现象，确实与欧洲各国实力对比有关，而世界其它地方仍然各种大小战争不断。

就世界范围的军阀割据而言，各国都有大力发展经济的意愿（美日等国发展得比较好），受楼上几位提示，我觉得中央集权有点象计划经济，军阀割据倒象市场经济了。

但世界各国发展经济的动力或原因是建立在“称霸全球”和“落后就要挨打”等逻辑之上的。就好比市场中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和胜者通吃原则必然导致兼并战争，而不是共同发展。

军阀割据仍然是小范围的中央集权。兼并战争是为通过武力征服达到更多的要素垄断。

我想中央集权能否这样实施：以民主选举保证政权的可流转性，以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稳定性作为全国人大对政府领导层的考核指标，以财政分红作为政府领导层的管理激励，来达到社会发展的目标。把国家看作一个超级大企业来分析是很合理的，分红是最好的激励方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4 18:28:42编辑过]

我想军阀与坐寇和流寇还是有区别的。寇是与民和官都是对立的，是在官和民的暴力能力很弱的时候才能得以存在。尽管所有国家都有这种寇的现象，但是寇还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典型的一种社会现象，主要是因为民太弱、官无能造成的。

而军阀事实上是一个地方民的保护者，是官的主人。官只是军阀的代理人，民是军阀的纳税人。军阀的据地类似于一个国家，至少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联邦。

军阀之间在力量对比太悬殊时，就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就象两次世界大战一样。当然，如果军阀出现了不理性行为，或者由于信息不对称，也可能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如果有理由假定军阀也可能是理性行为人，关键在于军阀之间如果消除信息不对称问题和避免军阀之间的力量对比差距过大。或许现代社会国与国之间不断加强的沟通和谈判，小国或军事弱国之间建立的各种战略联盟，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两个问题。

是不是需要动用吴思的<血酬定律>了?

"军阀显然是控制政府腐败和地方黑势力的有效力量，“

瞎说吧。

看一下奥尔森对常驻的匪帮和流窜的匪帮的分析。军阀之间有竞争，不稳定，很难达到制衡，在中国只会最终走向国家分裂的道路。

显然，楼上还是先入为主地把军阀与匪帮和寇等看成是一个层次上的东西。我已经强调过，匪帮或坐寇和流寇等都是政府和民众的对立物，只有在政府无能和民众无力时才能存在，而军阀是一个控制一大片地区（一个省甚至几个省）的军事力量，在这样一个大片地区内，政府和民众受到军阀的领导，政府成了军阀的代理人，民众成了军阀的纳税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阀控制区与国家最为相似。匪帮和寇只是在纯粹经济学意义上（即收取保护费这一点上）可以与国家的职能相提并论。因此，才会有“冯玉祥率领二十万北洋大军围剿白狼”而受欢迎的历史事件。

楼上显然没有看到军阀之间的竞争为什么会不稳定，难以制衡的原因。正因为有不稳定，才有两次世界大战；正因为不稳定的力量最终可以通过联合与沟通走向制衡，才有现在安宁的欧洲。显然，雄居各方的军阀并不是没有可能走向制衡的，事实上当时各军阀之间已经走向一种均衡，老蒋的力量最大，但也无法消灭阎、李、张等一批军阀，所以他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军阀联盟的道路。如果我们可以假定军阀可能是理性的，这种联盟最终应该有可能向有中国特色的联邦制国家过度的。

但是日本侵略破坏了这种军阀之间的力量平衡，导致老蒋的独裁统治，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随之而起，长期居于农村的“流寇”成了力量强大的“坐寇”，最终只能是蒋家王朝走向灭亡，由农村的“坐寇”取而代之，再一次走入中国的历史大循环。今天，我们“哀之”必须要努力“鉴之”，避免这种大循环的历史重演。但现实是，官僚资本正在形成，各种地方恶势力的“寇”不断出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我至今不知道有什么力量能够有效地控制这种官僚资本与“寇”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壮大，因为奥尔森告诉我们，作为人民的“大集团”是无力的，而官僚资本和“寇”的小集团却有很强的力量。请智者们提供一个满意答案。

千万不要再让“后人而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