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转型制造业看到未来

东莞厚街镇相关负责人说，厚街镇几家代工企业前几年选择“走出去”，不过，去年又搬迁回来了，因为这里有东莞经过30年形成的上下游配套的产业链，在厚街造鞋、制家具，从皮革、钉子、设备、油漆、木材，一应俱全，更让企业感到政府服务意识较强，企业增资扩股，政府帮着跑手续。

东莞的技术创新之所以在全国领先，更重要的是创新制度的红利释放。推行三年多的商事制度登记改革，持续激发出东莞市场主体的活力。

东莞市工商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东莞市新登记市场主体12.3万户，同比增长7.7％，总量突破71万户。其中新登记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0.4％，总量达到25.6万户。这两项指标均位居广东省地级市第一位。

我们了解到，东莞一些企业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由于普遍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企业对转型升级存在信心不足的情况，因此制度环境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晨风集团董事长尹国新曾直言，中国各级政府应该扭转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像德国一样以制造业为根基，致力营造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让从事制造业的企业能看到未来。

吕铁亦表示，东南亚虽然具有低成本优势，但市场规模和要素供给有限；印度虽然同时具有市场优势和要素优势，但受制于体制掣肘和基础设施短缺，短期内还不能形成对中国制造业的替代。中国制造业的战略方向，在于发挥既有的市场规模优势和产业体系优势，加快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创新驱动发展的格局，在良性的市场竞争过程中逐渐形成中国制造业自身的独特竞争能力。

基于经济史的比较研究显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很可能在于模块化架构下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市场规模+产业体系+独特能力”是中国理想的三维竞争优势框架。当前，关键是通过体制建设形成第三个要素，即独特能力。

国务院参事汤敏等一些专家提出，在企业转型升级痛苦的过程中，东莞政府还亟待克服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制度弱点。还应通过普惠性的政策降低绝大多数企业的运营成本，提升制造业行业的各类标准，严打假冒伪劣制造企业, 让创新者有力前进、山寨者寸步难行。

我们了解到，东莞的中小企业众多，中小企业从银行直接获得融资升级设备存在一定难度。广发银行东莞分行去年推出“机器换人技改前贷”，专项用于设备按揭贷款；推出“五金模具特色行业设备贷款”，专项用于支持东莞市重点行业设备抵押贷款；“机器换人技改后贷”，专项用于企业技改后经营性流动资金缺口补充；并申请支持东莞智能装备制造企业的“智能装备企业贷”。同时东莞还采取融资租赁、股权投资基金等资本运作方式帮助技术更新。

在融资租赁方面，东莞通过“省市共建专项资金”，来撬动金融机构支持制造业智能装备升级。广东省财政每年拨款1亿元主要用于中小企业设备融资租赁贴息补助，东莞市财政每年匹配1亿元主要用于设置融资风险池。东莞将通过融资租赁补贴、融资租赁风险补偿和融资租赁业务奖励等多项措施，推动中小企业设备升级。

调研了解到，从全国产融情况看，金融抑制以及创新激励机制缺位等现象普遍，制造业企业发展不仅面临高税费和整个生产与流通环节的高交易成本，而且深陷高额的贷款成本和无融资渠道的困局。

张友伦表示，目前最艰难的是融资，除了自有资金就是民间融资，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低迷，民间融资萎缩，通道不畅，即便发私募基金，但基金一时看不到项目进来，也不愿意投，资金到项目落地之间的空当没办法跨越。希望金融部门能对民营企业拓宽融资渠道，设计金融产品鼓励企业去国外并购高端制造业和高端科技企业。“寻找德国高科技企业并不难，难的是前期融资，资金不到位，好项目也难以引进。”

目前的现状是，私营企业没有资金实力搞研发，引进技术政策环境和融资渠道不通畅，国有企业有实力，但是按照中国技术研发的流程走，从立项、研发、临床试验到推广非常漫长，如今制造业周期犹如过山车，这样的程序无法匹配。

因此，张杰表示，“中国制造2025”最应该强调的是制度革命，而不单是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也不光是财政补贴多少，而是制度和环境的营造。否则“中国制造2025”的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同时张杰提出，产业生态链的整体转型升级是关键问题。大中小微企业如何协作，使整个产业链向中高端推进。企业单打独斗很难成功，只有月亮企业带领星星企业的整体配套，上下游链条协作提升才是出路。

另一个趋势也在东莞呈现：机器人慢慢占领工厂，东莞制造业的人才结构开始嬗变——低技能、高危险的一线普工岗位需求降低，机械调试、维护和控制的技术性人才走俏。

东莞巨冈机械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光景说，现在找高技能技工很头疼。学校毕业的大学生短期不能用，必须进行二次培训，在社会上招聘，大多数是农民工，只适应劳动密集型的流水线工种。高技能蓝领工人一时不好找。

在东莞，有近800万外来人口，他们被称为“新莞人”。他们是东莞产业转型升级的主力军。近些年，针对企业的人才需求，东莞市启动了新莞人培训工程。

在日本，蓝领工人收入甚至超过白领工人，技术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率都在98％以上,远远超过大学生,这也使蓝领工人有着不断钻研的动力。日本的普通学前和学校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孩子对技术钻研的兴趣。因此，采访的许多专家建议，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还无法与转型升级中的制造业契合，中国的教育制度亟待改革，应引导和培养蓝领工人的精神和价值观。

据人社部统计，中国技工劳动者1.5亿，仅占城镇就业人员的39％，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19％；高级技能人才3762.4万人，仅占技能劳动者总数的25.2％，占就业人员总量不到5％。

不过，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在东莞调研后表示，2亿多农民工不能一下子成为科技知识分子，中国制造业产业大军的主力军仍是农民工，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要有的，转型还不能操之过急。

2015年关闭的诺基亚东莞工厂进入2016年，昔日诺基亚生活区已被改造成热闹的聚大电商产业园。这里能容纳100家左右电商企业，涵盖家具、电子、服饰、通信等行业。

中国制造业转型已经走到十字路口，企业在彷徨间寻找定位，政策上亟待营造转型升级的大氛围。如何度过转型爬坡期，让制造业成为托举中国经济最强的支柱，是摆在与制造业相关的企业和政府面前的共同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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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莞惠一体化助推产业升级

文︱焦建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已显出苗头。

因产业利益相通，在珠三角“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在此之前，相对长三角和京津冀，珠三角面临的主要考验之一，是城市群自主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协同性差，因此拖慢了其各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

故在一体化方案设定之初，深莞惠经济圈就被寄予了为珠三角建设世界级都会区进行产业升级及城市间协同发展探路的多重期待。

“创新能力最强的是深圳，它就要扩大自己的服务半径，半径大了，经济体量大了，服务对象就多了，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的地位也会更加巩固。其他城市可重点利用深圳的服务，互利共赢。”此前广东一位主要领导对三地合作提出如是建议。

来自政府规划、企业自动产业转移等多个层面的合作推动多年后，深莞惠三地之间正在逐渐搭建起这种全新的“前店后网”升级平台：以往城市间单纯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继而推动各地产业发挥比较优势，协同发展。

企业、金融间的合作之外，作为宏观层面的政府间协同合作效果如何，将是决定深莞惠三地产业升级合作效果的关键性因素。“合作牵涉到更多的利益和敏感因素，是否能步调一致、协调共进，值得高度重视。”深圳市的一份政府报告提醒称。

虽然考验重重，但深莞惠之间的产业互动趋势仍在持续加速。“广东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极的话，区域协调发展是一定要突破的。”深圳市市长许勤称。

缘起

地处珠江口的东岸、总面积达1.56万平方公里的深莞惠三市，渊源颇深。它们原本同属惠阳地区。1979年，成为特区的深圳与惠州分开。1988年，东莞、汕尾也均设市脱离。

为减少城市间盲目竞争，广东从1989年起进行第一次城镇体系规划，相继提出相邻城镇整合发展建议及珠三角经济区设想，珠三角一体化启幕。

在1995年的珠三角现代化建设规划中，则提出了“城市群”概念。东部深圳东莞、北部广佛、西部中山珠海江门三大构想出现。

十余年后，借国家级《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称《纲要》）获批，珠三角一体化的宏观构想，被广东层面分解为具象的“深莞惠”、“广佛肇”、“珠中江”一体化，并呈“品”字形分布在珠江口上。

三块之一的“深莞惠一体化”，自此进入实施阶段，建立合作框架的尝试持续至今：

2009年2月，三地签署紧密合作框架协议，提出多项重点合作内容：发展规划、产业发展、区域创新、交通运输、能源保障、水资源及城市防洪、信息网络、环境生态、社会公共事务、加强与港澳合作。

在此基础上，以《规划一体化合作协议》、《社会公共服务一体化合作框架协议》、《交通运输一体化补充协议》及《界河及跨界河综合治理专责小组章程》等细化规定逐步签订为标识，三地合作进入拓展、深化阶段。

2014年10月，汕尾、河源按“3+2”模式参与承接辐射转移，深莞惠经济圈扩围。“汕尾、河源加入，将使深莞惠经济圈区域面积翻番，经济总量接近全省40％，发展空间进一步拓展，珠三角与粤东北之间要素通道进一步打通。”当时深圳一位主要领导分析。

对广东来说，形成并壮大上述“抱团式”发展模式，源自如何应对外来竞争——随长三角、环渤海等城市群迅速崛起，珠三角创新力度不断被赶超——发挥“传帮带”精神，有利于广东整体经济实力提高。

具体到深莞惠三地，经济圈合作则被赋予了“1+1+1>3”的期盼：惠州土地面积占整个珠三角的21％，但开发强度只有10％左右，开发空间较大。相较之下，深莞则建设用地紧缺。

互补性因此得以体现：三市各自的产业优势和条件（深圳技术、东莞产业、惠州土地），通过调整优化，形成区域内新的合理产业分工，打造上下游相互配套完整的大产业链条。从而对三地的产业升级，均起到推动作用。

曾参与这一体系规划的一位深圳市官员，则指出了这一合作框架的最理想状态：

一是推动形成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资源优化配置、产业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培育新兴产业群；二是统筹三市高新技术产业带和高新园区规划建设，推动现有产业园区整合、链接和功能提升，并研究探索合建产业园区，形成不同功能分区；三是依托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共同打造先行先试实验区；四是共建重点区域经济走廊。

“到2015年，区域协调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区域要素自由流动和资源配置优化整合的体制机制基本形成；到2020年，形成更加完善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成为全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深莞惠区域协调发展总体规划（2012-2020）》，对深莞惠经济圈提出了两个阶段性目标。

一体化升级中

一系列与三地产业升级相关的宏观协同性规划目标，均已进入了深浅不一的落地生根阶段：

对深圳来说，拥有多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是其核心竞争力。 近些年来，深圳在四大支柱产业的基础之上，陆续重点发展了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了四大未来产业，形成了一大批明星企业和产业集群。

但以其有限的土地，已经很难在大型制造业项目的数量上与其他地方一争短长。

在资源整合规划中，深圳应吸纳莞惠的优势资源，出让本市的经济效能、成长经验、资金等，换取深圳内部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提升。

“将其一系列研发成果落地，是深圳的内在需求。”广东省政府参事陈鸿宇称，“在深圳发展的人力、土地天花板日趋明显的今天，莞惠有供给，一旦实现一体化，深圳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增多，产业布局能更合理地安排，产业发展也有更多的选择。”

而对莞惠来说，它们则都看重了作为华南产业创新及金融中心的深圳对周边地区的强大辐射带动能力：自从2013年广东省将对汕尾与河源的对口帮扶对象由中山调整为深圳后，仅中兴通讯项目带动的关联产值，就有望五年间再造一个河源。

一方面，其大量的传统产业将通过深圳的科技创新成果提质增效；另一方面，深圳的金融产业规模，亦能够为当地创新提供破解瓶颈的渠道。

东莞的积极性，已经在部分临深片区得到体现：包括樟木头、清溪、塘厦、凤岗等地，近年来不断采取措施对接深圳产业。

以凤岗为例，通过实施“揽月”和“造月”计划，重点招引深圳的优质企业和高端产业；且出台了《创新驱动发展扶持奖励暂行办法》，设立1000万元专项资金，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同时，还以“莞深同城”为主题开发房地产项目，为深圳客商投资营造环境。

东莞市内资经济促进中心数据显示：东莞主动承接周边地区高端产业转移，精准招商效果明显，其中在主动对接深圳先进产业溢出方面，2014年引进符合自身产业发展的项目共158宗。

对于惠州来说，因其发展相对落后，深圳对其产业升级的互补性帮助较多；另外，因两地的领导多有渊源，亦使得莞惠的合作度亦较高。而在积极承接深莞两地信息制造产业转移的同时，惠州亦招商发展了一些不依靠两地的重化产业及汽车零部件产业，产业根基正在日渐扎实。

随着深圳产业向东莞、惠州扩散的加快，深圳的技术随之向两市扩散，三地产业分工及企业内部经营要素分置协同效应，也已显出苗头：深圳华为、酷派等品牌将生产落户东莞；TCL通讯研发在深圳、生产放在惠州；比亚迪惠州产业园生产的电池，会被运到深圳基地，成为新能源车动力电池。

此外，因其近年来在科技创新上面的大量投入，东莞也开始为深圳的产业升级创新提供反馈机制：东莞和全国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了20多个新型研发平台。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它们已累计服务了珠三角2万多家企业，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深圳和惠州。

因利益相通，在粤港“前店后厂”模式诞生30多年后，一种名为“前店后网”的产业升级互利趋势，正在深莞惠三地间显出苗头。

“以往腾笼换鸟的核心，是传统产业在珠三角地区内的扩散，而‘前店后网’则是构建起一个开放性的区域产业及创新体系。城市之间的订单转移模式，逐步转换成技术、资金、科技成果的全方位互通有无。”陈鸿宇说。

在资金合作领域：因广东自贸区于2015年成立，通过前海片区涌入东莞、惠州等地的深港资金，也正在日益增多。

“虽然东莞制造业的日子仍不太好过，但投资于服务业的港深资本已填补进来，整体而言，形势还不算太差。”近期刚刚到东莞等地调研过产业发展的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称。

我们亦从当地一些投资界人士处获悉：因深港资金组团进入东莞，东莞本地的富余资金，亦开始重新回流本地产业。它们不会直接投入本地项目，而是相信深港等地资金的眼光及投资经验，愿意组团进入。

窗口期

形势趋暖之时，各方对地区间宏观层面合作的需求亦在增强。

“深莞惠三方，经(济)热也要(行)政热。”这是许多周旋三地生意人的共识，否则经济内驱力再强，也会耗损在行政区划固有壁垒带来的摩擦上。

接受采访的多位人士均表示，相比于广佛一体化而言，深莞惠一体化的进展仍有较大提高空间。

广佛组合已形成第二及二、三产业间的结构性互补：佛山偏重白色家电等轻工业，广州则自2000年之后开始造船、汽车等重工业，两地产业多互补、少竞争；且因临近广州这一华南的商业贸易中心及交通物流枢纽，佛山的运输、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依靠广州。

相较之下，在深莞惠“的‘前店后网’合作中，微观（企业产业链自发调节）合作较多，中观（深圳金融市场、风投对莞惠企业对接）开始增多，宏观（政府间产业协调机制）则有待加强”。常年关注深莞经济发展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称。

在现实中，三地的利益合作与冲突往往交织在一起。“各种会议、合作不少。都知道深圳是个富矿，但突破不易。”陈鸿宇称，“松山湖曾请院士研发机器人，但当地无法给其配齐助手，深圳也不愿意为其组建团队，导致项目的进展很慢，因为成果很难计算。”

此外，“相对于深圳的一些边远地区如龙岗等地而言，东莞与其接壤的凤岗发展并不差，可能还相对较好，这会令其产生一种我其实亦有产业根基，为什么一定要做你的跟班、服务于你的心理落差。”本身是东莞人的林江分析称。

深圳和东莞的关系因此变得微妙起来：深圳有现代金融业、创业板和发达的物流业，而东莞多年前就提出打造“珠三角新兴物流城市”的目标。

为避免可能的竞争，林江建议：深圳的金融机构可以进驻东莞，寻找并培育中小企业，推动中小企业上市。而东莞企业则可以依靠深圳金融机构的辅助上市融资，再把企业做大做强，甚至可以引进深圳先进的物流企业，促使东莞物流的发展。

广佛肇“一体化”的经验，或可为深莞惠“一体化”提供部分经验：佛山顺德获得了英德市北郊的清远华侨产业园的25年土地使用权，英德方面下放了属地管理的审批权限，承诺25年内按5∶5的比例与顺德共享产业园的税收、GDP、工业产值，以实现共赢。

此外，为提升三地间宏观合作的可能性，目前各方希望推动两个层面的合作：一方面，增加多层级领导机构的通盘考虑与决策；另一方面，则是要继续努力突破既有观念、行政区域的束缚，将视野转向更为广阔的区域，以拓展更为广泛的“发展腹地”。

一种更为激进的建议，近年来亦在被广泛讨论：在2014年省“两会”的政协广东省第十一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致公党广东省委提交提案称，不但要合并深惠莞，更可合并广州佛山、潮州汕头、湛江茂名等，“只有这样，广东才能一方面大幅度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又为广东未来发展增强后劲，缩小区域发展差异”。

这份建议主要希望解决的问题是：一、广东地级市过多规模过小；二、行政区划严重阻碍行政效率和经济发展；三、以城市合并带动城镇化。而在大深圳统一领导及规划之下，就彻底地解决了土地资源配置等一系列问题，大深圳有可能再次迎来高速增长期。

就在原有三市协调机制尚未落地之时，随着汕尾、河源加入，珠东五市经济圈框架初成，培育城市一体化的有机生长机制，也正在变得愈加复杂。

因在珠江东岸产业走廊上增加了汕尾及河源，深圳的产业转移及成果落地的选择，已获得了更大的空间。

“惠州、汕尾及河源三种选择之外，即将于2019年左右开拓的深中通道，也意味着给东莞与深圳合作的窗口期正在日益缩短。”林江说。城市之间的密集竞争与合作，将为制造业升级带来什么样的未来，犹待观察。

附：

德国工业4.0喊得那么响，其他国家在做什么？

本文摘编自微信公众号“南周知道”，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如果把第四次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追逐游戏，第一梯队的各玩家都有什么样的杀手锏？他们的出招模式有何不同？对于中国工业的发展有何借鉴？让我们先从这场游戏的规则制定者开始一探究竟。

一、规则制定者：德国

杀手锏：工厂智能化

路径：自下而上，传统工业的智能改造

要理解德国工业4.0路径，可以追溯到这个概念提出的背景。在工业2.0及之前的世界工业变革中，德国一直是世界工业化领导者、行业游戏规则制定者。然而，从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工业3.0以来，德国曾经一度落后。由于整个欧洲的互联网底子极为薄弱，作为以实体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德国天生缺乏信息技术的革命土壤。

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带来的刺激，以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制造业的“底层翻身”，德国只能从自己的优势领域开始革命，先发制人提出工业4.0战略。

基于德国工业的优势与弱势，其4.0战略路径必定是传统工业向信息技术化发展的“自下而上”路径。简单说来就是传统工业制造的智能革命，借助信息产业将其原有的工业模式智能化和虚拟化，定义智能工厂和智慧生产，抢先建立“游戏规则”。

智能工厂什么样？我们可以从一个刹车部件生产车间里看到它样貌。

在流水线上，每一个装有原材料的盒子上都贴有射频码，也就是这盒零部件的“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可以在不同场景下进行不同的“对话”：与机器对话，在流水线生产中，告诉机器下一步应该做什么；与仓库对话，盒中的零部件用完后，在特定环节通过盒子上的射频码识别进入网络系统，自动向供应商提出新的订货要求……这种高自动化原材料输送系统，是庞大的智能工厂中的一小部分，它可以实现生产流程可视化监管，从而减少库存，降低消耗，提高效率。

二、玩家二：美国

杀手锏：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

路径：自上而下，通过信息产业带动工业发展

同样以汽车制造业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美国路径与德国路径最大的不同，在于工业革命的驱动力。“工业4.0”的美国版称为“工业互联网”，顾名思义，美国希望在各种工业环境下建立互联性，充分利用它强大的互联网能力，带动工业的发展。

举特斯拉的例子，它的安全极速可达每小时297.7公里，百公里加速只需3.2秒，续航480公里。然而这样一款酷炫的车型其实是“拼凑”出来的，它的材料和零部件分别来自14个国家的不同供应商。

不同于德国努力打造智能工厂，优化制造流程，美国却把自己的制造业外包出去，它通过“互联网”建立中枢系统，支配其他国家为其供给“血液”和“营养”。这就需要一个IT技术极为成熟的国际网络生产管理系统来支持全球化的生产，通过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保证所有生产线持续不断的标准化生产。

举个简单的模型为例，如果要做到甲厂生产的螺丝恰好可以被乙厂的螺丝刀拧进丙厂生产的螺母，那么每一颗螺丝的尺寸就都需要完全符合标准。特斯拉的动力系统中7000多块电压完全一致的圆柱型小型锂电池的生产正是根据这个模型。生产线上大量的传感器和软件，以及大数据分析，可以实时测试每个电池组的电压，然后自动的调节电流，以确保电压完全一致。

这一工业资源的智能整合，其内涵大大超过了制造过程本身，是美国工业互联网的一大特色。

三、玩家三：日本

杀手锏：能源与效率

路径：延续德国模式，加大社会创新力度

在美德两国火拼下，日本制造业也不再低调。

实际上，日本的产业竞争力一直居于世界前列，甚至一度赶超德国和美国。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发布的《2012-2013年世界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报告表明，日本以0.5409的工业竞争力指数排第一，德国和美国分别排第二和第三。这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在发展的转折点选择重点发展工业制造，而非重点发展IT产业的决定有关。

面对工业4.0的压力，日本重新将IT、物联网、大数据在制造业中的作用写进了《日本2015版制造业白皮书》。由此看来，日本工业的发展路径与德国类似，但它更走出了自己的优势。

日立（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水本真治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日本工业的发展趋势总体看来和美德等国都是一样的，而日本的特色是利用工业4.0手段进行的社会创新，从改善社会基础设施切入，通过完整的工业解决方案，最大程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效率。”

在日前开幕的第17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记者了解到日立为了推进智能物流业务，开发了智能物流模拟系统Cyber-PoC。在现场展示的该系统在苏州的模拟事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利用循环取货和共同配送的核心功能，可以提高供应链效率，降低城市能耗。通过Cyber-PoC智能演示道具，可在事前设定不同条件进行模拟，让效果直观呈现。

首先，日立智能物流系统Cyber-PoC会根据多家客户每天不同的供应链需求，定制一张原材料供应商的最优取货路线图，以及当天卡车的装载方案。然后，对应的卡车会到第一个供应商处装上准备发运的原材料，按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到第二家、第三家，以此类推，直到装完所有材料再运送到各客户工厂处。

在高度共享与连贯的网络中，如果制造商的生产计划有变，将会实时反馈至系统，确保卡车可以迅速调整取货方案。并且，系统会实时显示配送路况，卡车可以灵活调整取货路线，避开拥堵。

这种高度集成的智能物流系统，实现了“高频少量”的运输模式，进而减少了供货不及时的风险，降低配送延迟率；同时，大幅减少了车辆数、驾驶员数，并且避免了单线模式的空载返回的情况，降低了总体成本，减少尾气排放。在日立集团公司的智能物流试行中，以循环集货为前提，智能物流可以令运输配送路程削减42%，配送成本削减10%-20%。

不仅在工业制造领域需要物流，在一个供应链日趋全球化的时代中，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生活物资在流通、交换，因此智能物流系统是社会创新的基础与保障。而如何通过工业4.0触及更广泛的民生问题则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社会创新是否可以达到新的深度。在这点上，日立在民生领域的发展版图也成为了日本工业的缩影。

在医药领域，医药品生产管理系统“HITPHAMS”可记录从原药生产到之际制造工序的完整信息，提高实现优质、可靠的以药品制造；食品工业领域，数字综合监控系统“HIDIC-AZ”可为食品加工企业提供智能型的监控解决方案；在智能硬件制造领域，日立糖尿病康复伴侣系统可为使用者提供个性化服务（饮食、运动指导等），提供与医生以随时沟通的管理平台……

从日立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制造业社会化发展的决心。我们可以大胆地猜测在未来生活的每一秒钟，各种需求都可能被积聚起来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实现最有效的生产供给。

无论路径如何，德国、美国、日本这些工业第一梯队上的玩家都看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反观中国的工业化发展，那个在世界印象中只会生产衬衣袜子的时代已经远去。从中共十六大第一次提出“两化融合”的雏形，再到2015年国务院公布《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业的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但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它所存在的诸多基础问题：制造业大而不强，自主创新能力弱、产品档次不高……而不同于美德等国从工业3.0到工业4.0的渐进式发展，我们需要实现从工业2.0到4.0的跨越式发展。这一过程难免痛苦，有些问题只能“边跑边调整”，并不断从美、德、日等工业强国的发展路径中获得一些借鉴。

来源：财经（ID：mycaijing）    转载：自国家财经周刊

我国的制造业PMI近几个月一直都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