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强迫储蓄”行为。国内的消费拉动的确必须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由于我们大部分年份的经济的发展主要靠占人口少数的城镇人口来推动，可以说城镇居民在这种不断的“消费——发展”良性循环中，以基础设施和社会福利为依托的生活水平在不断的完善和提升。这种方式类似于美国的消费拉动型经济，但并非过度消费，而是一种量力而行的消费拉动，或是说一种自发演进过程中的理性消费，并未超越合理的积累消费区间。相比之下，农村的收入结构中，虽然工资比重不断上升，但由于劳动力技能和产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农村居民相对城镇居民绝对收入的下降并且差距逐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开放之初农村居民的“强迫储蓄”行为依然得以显现，不过原因发生了较大变化：由消费品短缺变为预防不确定性，或是说自我储蓄以补充社会福利制度的缺失。在我国这种高度分工的社会中，依靠作为生产要素土地的传导使得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命题也已经被冷酷的经济数据频频证伪。
囿于可观察的视野的局限性，我无法客观的评价我国农村社会福利制度的建设的最新发展情况。然而，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作为“强迫储蓄”反方向的诱致性力量，是否能够真正达到挽救国民经济发展于危难之中？我们在这里仅仅从一个细微的角度来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在A村里有很多剩余劳动力，为了尽可能的改变自己及后代的生活水平，他们决定进城务工，并在农忙时返乡，协助家庭的农业生产。于是，他们就成为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农民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的大部分工资所得将带回家乡。到这里，我们可以停下来了，因为很多问题已经出来了：
1、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留下了许多群体，其中一类用我们想在的流行语来说，就是留守儿童。于是，产生了教育和培养青少年的问题。如果就教育资源的公平性而论，农村无论是教育资源还是教育环境，都处于劣势；就父母的收入公平性而言，逐渐扩大的收入差距足以使得越来越成为必需的教育的相对价格更加昂贵。这里其实出现了这样一个值得密切关注的问题：究竟是注重起点公平、过程公平还是结果公平？如果选择第一种，则必将导致农村和城镇居民由于收入的局限性为下一代的负担必将出现苦乐不均。在收入及消费结构既定的情况下，青少年的问题将造成其父母事实上结果的（收入）不公平。在此约束条件下而产生的教育过程的公平性，我们也可以从农村的升学率中得到我们需要的答案。同样，我们可以将此过程反过来推理，仍会出现不可避免的难题。可喜的是，义务教育的终于开始实现免费教育，虽然这语法上来说是个地地道道的病句。
2、同样由于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农民的收入结构的比重已发生了重大转变，我们可以据此认为其对经济的敏感性增强。在其平均劳动技能给定的情况下，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工的经济脆弱性在这种收入方式下特别是在城市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放大。这种脆弱性，使得原本由于收入低的面临的风险以数倍于收入的几率迅速扩大。而我们在城镇中耳熟能详的五险一金和附加在我们城镇户籍上的超额福利资源，使我们有理由对这种脆弱性的放大保持一种理性的、冷漠的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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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这样一种观点：若要促进农村消费，就得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消费安全感，只有这样，农民才愿意消费，消费得起。若收入和消费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并且消费的不确定性远大于收入的不确定性，在传统理论中的农业黑箱决策，其实在现实中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投资行为：投资生产、投资生活、投资下一代……
或许，没有更多的人像现在这样关注农民的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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