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只能创造实物利润

    实物利润指的是投入1单位的实物，产出多于1单位的部分。

    货币利润指的是投入1单位的货币，收入多于1单位的部分。

    自然经济中的货币是内生货币，比如金银，它来自金银采掘业的产出，它与一般性行业的产品进行交换，没有系统性的债务。后期的私人纸币，也就是借据，或者一般性的银行发放的承兑票据，是以个体的信用为基础的货币，同样也没有带来系统性的债务，因为债权与债务相等，整体货币性债务为零。

    但是，在商品经济中，分工由自然经济的平面分工转变为立体分工，即含有了中间加工级产业，并且商品种类与行业大量增加，货币需求增加，金本位破产，而私人票据与小银行的信用不统一，交易成本高，且通胀风险大，于是经济客观上要求社会公认的借据出现，这就是中央银行发行的现代货币。

    现代货币在解决了流动性短缺与交易成本高的同时，也带了系统的债务性，即央行创造的基础债务，因为借贷者要向它还本付息。

    它使市场经济的个体生产目的发生了重大转变，即自然经济的生产目的是追求实物利润，库存即为财富；而商品经济的生产目的却是货币利润，实物利润只是手段，库存并不是当然财富，它必须要转化为货币利润才可。

    由此，自然经济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同为最终需求，但商品经济中，投资需求转变为中间需求，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

    市场本身可以通过劳动力、土地、原材料、技术、管理、稳定的社会环境等生产要素，生产出更多的实物利润，也就是所谓的供给增加，但是它却无法生产货币利润。

    这就导致了市场的系统的危机，即实物利润利润无法实现其货币利润。

    实际上，从会计原理上一目了然，会计原理最重要的不是复式记账，而是现金流。

把市场的经济活动分成两条线，一条是实物线，一条是货币线，其中实物线代表了供给，货币线代表了需求，前者的目的是实物利润，后者为货币利润。

    以现金流的角度看，企业贷款进行初始投资需求，雇佣工人，向上游产业发订单购买中间加工品，最终该贷款被分成消费需求与派生的投资需求，即消费需求小于初始投资需求，是其一部分；而最终需求只有消费需求，即它承担了初始投资需求的货币利润实现使命，但这是不可实现的任务。

    为此，只有借贷：消费债、企业债。

    即通过商业银行形成衍生债务，它的形成主要以抵押信贷形式形成。

    前者形成次贷危机，后者形成如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4万亿天量债务。

    如果不借贷，而是实行自由主义的优胜劣汰，那么相当于失败者给优胜者提供了货币利润，而随着失败者的倒闭退出，市场只能寻找下一个失败者，由此导致末位淘汰，企业数量单调递减，直至最后一家，此刻，它的竞争力最强，产品最优，但已经没有了货币利润补偿者，于是它也只有无可奈何的倒闭。

    这就是大萧条的真实写照，它是上个世纪初的演出。

    如果对外竞争，那就是重商主义的追求顺差，以本国的实物利润去换取他国的货币利润，结果导致逆差国通缩，百业凋零，或者负债累累，从而引发贸易战争，乃至世界战争。

    斯密直接否定货币利润的存在，他把实物利润看成利润的全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当时的货币还是内生货币，债务性并不明显。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将实物利润混同于货币利润，即认为资本家只要在厂内生产了实物利润，市场上就存在增量的货币购买力，他把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割裂开来，没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能实现货币利润的只是少数优胜者，它的货币利润来自失败者。

    凯恩斯发现了大萧条时，生产要素普遍闲置，于是提出了要ZF扩大开支，甚至赤字，来使社会企业走出流动性陷阱，这的确能从极度萧条走向繁荣，因为有了投资，就有了消费，客观上起到了经济发动机的作用。但是，由于并没有改变投资必然亏损的内在机制，因此，它无法避免ZF投资导致的普遍过剩与效益低下。同时，它也没有给派生的投资需求找到真正的出路，只能投机炒作，绑架经济，抬高生产生活成本，而企业又面临消费不足，于是只能限产保价，实业增加，结果需求进一步减少，于是继续减产，滞胀形成。

    中国ZF导演了4万亿ZF投资，结果产生了国企债台高筑，不死僵尸。

    美国与日本的凯恩斯主义则通过国债发放国民医疗、养老金等形式补偿市场，造就了天文国债。

    目前，美国以消费债为主，日本以国债为主，中国则以企业债为主。

    凯恩斯的贡献在于他开始跳出微观重农主义的牢笼，由实物利润转向货币利润，即为社会企业寻找价值补偿方式，但重复投资的方式必然失败，不管是ZF还是企业。

    弗里德曼通过大量的实证证明，货币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它反对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要求平均货币供应量，在危机时大力宽松，就能避免大萧条的重演，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后的量宽政策，就是伯南克遵循该教义的结果，它的确修补了系统的裂痕，逐步恢复至原状，但是美国的国债却是越积越高，债务上限不得不一再上调，成为债务悬河。货币主义的缺陷在于只关注到货币的流动性，而忽视它带来的债务性，而正是该债务性，导致了经济的繁荣与衰退，也就是经济周期。

    吴敬琏指出中国的4万亿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债务高涨，因此极力反对继续扩大投资，主张供给侧管理，要去杠杆，去僵尸，提高效率，转型为消费型经济。

    林毅夫则指出单纯依赖消费，经济无法增长，必须要扩大投资。

    两者针锋相对，各执一词。

    事实上，投资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没有投资需求，就没有消费需求，也没有实物利润；

    另一方面，有了投资需求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因为宏观投资必然亏损，亏损导致债务负担加大，企业倒闭破产，经济衰退，即投资需求能带来实物利润，却不能带来货币利润，是非充分条件。

    目前要做的，不是否定投资，也不是扩大投资，而是对投资需求进行价值补偿，即从市场外部增加货币利润，以促进实物利润实现货币利润。

    这就是新宏观主义的储备需求——央行购买准公共品。

    它是对外汇占款制度的优化，把过剩产能转变为社会公共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