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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9-05

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标准

1、西方学者排斥科学研究的原因

马克思曾经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2]而为了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西方经济学就必然要模糊科学标准,以便把错误的东西说成是正确的东西。只有这样,西方经济学理论才得以借助逻辑上的不严谨来对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艾克纳等人也曾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在较大的社会有关的范围内对经济系统的实际运行作出解释——实际上它对此基本上是无用的——而是为在西方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思想提供支持”[3]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强调每个人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那么,西方经济学家也同样是这样的人。“一种关于学术经济学家活动的行为理论并不假定,这些经济学家的唯一兴趣是为了了解现实世界的经济现象和能够提出解决经济难题的政策方案。……为了在本学科内获得名望。经济学家需要发表的是那些专家们认为价值高的著作。而不必考虑他的作品是否使他远离了他自己的科学抱负。写一些受到专家赞同的著作,就能很容易地实现生活方式的抱负。一个知名的经济学家不仅能在咨询和政府负责的研究机构中,也能在著名院校中占居一席之地。……如果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是正统的新古典学派,那么对年轻的和相对来说不为人们所识的经济学家来说,为了获得声望或任何学术地位。最明智的策略也许是也成为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和循着类似的途径进行研究。这当然是最省事的使事业成功的策略,更不用说一名新古典经济学家还能对如下事实感到欣慰:他的观点不是孤立的。与正统观点保持一致会使著作得到专家的赞同,这对谋取职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在有些成员不是经济学家的晋升和任命委员会中存在着典型的信息效果的现象。如果通常构成这类委员会中经济学代表的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声称某一与他们自己的著作类似的著作具有很高的价值,那么非经济学代表们是难以反驳的。如果候选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未来可能的同行或上级是些误入歧途的傻瓜,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人的敌视。与主流经济学家观念中的经济学家不一致的经济学家处于一种被扫地出门的巨大危险之中,因为他们的观点被认为是无用的垃圾。这些经济学家结果会发现自己毫无用武之地。”[4]

从而,“只有那些已经接受经济学当前的缺陷的人,才能取得作为这个学科的成员的资格,这些缺陷包括它的非科学的认识方法和未经经验证实的整个思想。因此,它有助于保证以经济学专业为代表的社会系统,能够原原本本地再生出自身。”[5]

西方经济学的这套手法,马克思早就在资本家的身上发现过。“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莱塞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奇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奇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尔特市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奇为首。埃斯克里奇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奇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6]

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科学性纯粹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内部的自吹自擂和相互吹捧。田国强曾撰文强调,“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规范性和逻辑的一致性。……现代经济学则按照科学的方法并运用分析工具——通过观察、理论和再观察——来系统地探索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现象,从而它是一门科学,代表了科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7]但是,从田国强给出的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的五个基本组成部分来看,“既拿不出周密可靠的数据做依据,又不引用基本的经济理论,随随便便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的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

在这种排斥异已、拒绝兼容并包的体制中,西方经济学“已经变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更象一种宗教,而不是一门科学。”[8]

事实上,受雇于资产阶级的西方经济学所宣讲的只可能是“虚伪的遁词和空话”[9],只能走上庸俗神学的道路。即使在不涉及意识形态和私人利益的纯学术研究的问题上,西方经济学也无法做到严谨、求实,无法追求和坚持科学的标准,甚至要否定一切科学的标准,以便鱼目混珠。

2、西方学者对科学标准的曲解

“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科学这样的问题比人们预想的要复杂。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科学’一词的理解”[10]。“‘科学’一词可以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场合使用。一种是库恩—拉卡托斯所说的具有一个硬核的总体范式。这种硬核是一个学科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的,也是他们追求‘标准科学’的基础。另一种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谈的科学”[11]。“根据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观点,科学是经验的、可以验证的、综合性的和无价值观念的;而且科学的定义要具有某种逻辑理性的结构和确定的内容。”[12]“尽管经济学现在是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但是它远不是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虽然多数经济学家承认的是后者意义上的科学。”[13]

艾克纳等人关于科学的这两个定义严格来说都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对“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探讨,则不过是要用后凯恩斯主义的新范式取代新古典综合理论的旧范式[14]而已。

就其第一个场合而言,大多数人赞同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的赞同人数加起来曾经远超过西方经济学的赞同人数,西方经济学连库恩—拉卡托斯观念上的科学都谈不上,西方经济学家为什么还死守西方经济学不放呢?库恩—拉卡托斯把科学视为一种范式是不恰当的。这是因为能够成为范式的东西太多,而它们并不是科学的东西。例如,在中国,易经八卦等算命术也是具有大多数算命者赞同的硬核的一个范式。中国象棋是一种范式,国际象棋是一种范式,围棋是一种范式,儿童玩的斗兽棋也是一种范式。把科学定位于范式,实际上就使科学脱离了实际,而成为一种游戏。而把经济学定位于范式,就等于将其定位于一种超脱经济实际的棋类运动,就等于将其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可笑的是,西方经济学这种棋类运动,却偏偏要强调现实世界应当按其棋盘上棋子的运动方式来运行。

至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可以说,一方面,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这样的科学,因为西方经济学从来不认为它的理论假设是可以经过验证的,而其所谓的经过实证验证过的一些重要理论,比如我们将在后面分析的生产函数,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得到过真正的验证。反而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失败证实了西方经济学的失败。

另一方面,凡是涉及人类社会关系的科学都是不可能不带有价值观念的。“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15]

例如,公平与合理是人类社会的主体几千年来一直孜孜以求的,也是资本家及西方经济学者所极力为资本主义鼓吹的。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公平与合理”实际上更具有欺骗的性质。这是因为,经济学中的所谓“公平与合理”都是以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为前提的,其帕累托最优原则就是要维护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在资本主义的现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私有财产与工人对立,工人只有通过出卖自己,才能使自己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维持和再生产其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16]。于是,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只要资本家支付的劳动力价格大于零,就算得上是“公平与合理”的了。

总之,无论是强调价值观念,还是拒绝价值观念,西方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只是为了袒护资产阶级。但是,无论是明里还是暗里,鼓吹绝大多数人应当为极少数人的享乐而受苦的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是科学的经济理论。

为了掩盖西方经济学的反科学性并为了否定一切妨害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科学,一些西方学者主张,经济研究不象自然科学研究那样,可以在严格或较严格地控制各方面条件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经济研究是不可能科学的。但是,艾克纳正确地指出,“当提及经济学应当成为一门科学时,不是指唯科学主义。唯科学主义在忽略本质的同时,也不注重科学的形式。这表现在为术语而术语,为用数学而数学,为使用试验室和‘有控制’的试验而试验。所有这些都是由于难懂的术语、数学语言和‘有控制’的试验被当成是一门真正科学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唯科学主义是包括经济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的祸根。”[17]

3、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科学不等于自然科学,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同构,从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抽象而出的科学的定义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我们认为,只要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不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是其表面现象背后的规律性,同时该学科的研究方法符合一定的逻辑基础,那么该学科就应当称为科学。

具体到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科学而言,其研究的逻辑基础有三个: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数理逻辑。

所谓历史逻辑是指,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脱离不了其所处的历史阶段,各种经济现象的出现也具有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因此,相应的经济理论,必须与经济现象的历史轨迹相吻合,即要符合历史逻辑。

然而,“‘历史经验’不足和统计知识不够的现象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普遍的。历史经验既包括充分占有历史事实,也包括有足够的历史感。”[18]

恩格斯在谈到施米特把价值规律叫作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时指出,“施米特直接宣称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内的价值规律是一种虚构,即使是理论上必要的虚构。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不正确的。价值规律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远比单纯的假说,——更不用说比虚构,即使是必要的虚构,——具有更重要得多、更确定得多的意义。……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19]也就是说,这里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

所谓现实逻辑是指,经济研究中的逻辑过程要与经济事物在现实经济活动中的实际过程相一致,并要符合唯物辩证法。

例如,人们只能先吃完第一口饭,才能吃到最后一口饭。但是西方经济学家们却不这样认为。我们将在后面介绍的西方经济学中的所谓连锁店悖论,其实质就是,先假定吃到最后一口饭,再回过头来决定是否要吃第一口饭。

至于唯物辩证法,其含义非常丰富。我们在这里主要强调三点:

第一,事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但西方经济学家却喜欢孤立地看待问题,为此提出了不少著名的无关论。其中最有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迪格利安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提出的资本结构无关论,又称MM理论。当笔者找出MM理论在逻辑上的致命缺点时,有人指出,这一理论还得到后来才拿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另一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Stiglitz)及其他学者的补充证明。尽管当时笔者尚未见过这些证明,但是笔者仅从对唯物辩证法的信心,就断言,那些所谓的证明在逻辑上都是不可能成立的,问题只在于尚没有发现其中的缺陷而已。结果自然为笔者所言中[20]。而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提出的另一个著名的股利政策无关论,后来也被笔者从逻辑上进行了否定[21]

第二,自我循环论证不是证明。所谓自我循环论证,是指待论证的结论已经事先隐含在论证的前提之中。而自我循环论证却是经济学的主要证明手法之一。上面提到的有关资本结论无关论的许多“证明”就是由此而来的[22]

第三,需要正确把握量变与质变的关系。西方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声称,人都是自私的。但只要革命先烈的“自私”行为是他张五常做不到的,就足以表明他的自私与革命先烈的“自私”是存在本质的差别的。厉以宁也曾把股份制称为公众所有制,并把它说成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但是此“公”非彼“公”。在一家上亿股的公司里,持有几百股的股东与持有几千万股的股东,在各种权利方面绝对存在着的质的而不只是量的差别。

最后,所谓数理逻辑是指,经济学中所运用的各种数学方法必须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大量使用了各种数学模型。显然,在运用数理逻辑进行的经济研究中,数理逻辑应用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理论的成立与否。但是,西方经济学的许多数学模型对数学的应用并不符合数学上原有的各种规定和推导过程[23]。西方经济学不是在应用数学而是在糟蹋数学。

田国强曾把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规定为五个部分或步骤[24]:“(1)界定经济环境;(2) 设定行为假设,(3) 给出制度安排;(4) 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但这只不过表明他所主张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框架,与真正的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的科学分析方法,是不一致的。这是因为,在他这里,既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的理论推导,又没有关于行为假设成立与否的假设检验,而假设检验正是被西方经济学滥用的概率统计学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因此,田国强所推崇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只是算命先生们常用的分析框架而不是科学的分析框架。

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数学是辩证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25]。而西方经济学不仅形而上学地运用数学,而且试图把数学变成形而上学的辅助工具和表现方式。这是西方经济学会在数学的应用上会犯下种种错误的根本原因。

必须指出的是,在经济学研究的三大逻辑中,数理逻辑是排在最后一位的。一旦经济研究的过程违背了历史逻辑或现实逻辑,那么,再多的数理逻辑也不过是“废料进,废料出”,其结论是不可能作为“经济科学”的内容而被接受的,至多是归入庸俗的“经济神学”一类。

而且,许多历史过程只能通过历史逻辑来表达,而无法用数学公式,即数理逻辑来表达。因此,数学方式,既不是表达经济规律的唯一方式,也不是表达所有经济规律都合适的方式。

经济科学的这三大逻辑基础,构成了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是经济理论得以被视为科学的理论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理论只有不违背这些必要条件,才可能被视为科学的理论。按照这一标准来划分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划分结果:首先,经济科学不是一个空集,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理论;其次,西方经济学中背离经济科学研究的逻辑基础的所谓著名理论比比皆是,西方经济学从整体上来看,不属于经济科学这个集合。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

[2] 同上,第16页至第17页。

[3]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8页。

[4]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至第85页。

[5] 同上,第206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0页至第321页。

[7]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8]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8页。

[10]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

[11] 同上,第10页。

[12] 同上,第38页。

[13] 同上,第10页。

[14] 同上,第179页至第191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4页。

[16] 同上,第196页至第197页。

[17] 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苏通等译,《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8] 同上,第48页。

[19]《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3页。

[20]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21] 余斌,《股利政策可能是无关的吗?》,《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第144页至第149页。

[22] 参见余斌,《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耻辱——彻底否定资本结构无关论》,中国商业出版社2001年版。

[23] 同上。

[24] 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25]《马克思数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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