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的时候天地变色，鬼哭神嚎。大概古人早已预料，人类会为这自我虚设的符号上演无数悲剧。确实，大概没有一种动物会为了性与食物之外的东西打架，当然，伟大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会把人类任何行为的目的都归结到性与食物之上，但我觉得，所谓屁股决定脑袋之类的话，是对人类的侮辱。

二十世纪人类有很大一部分的悲剧是由主义引发的，或者是与各类主义相关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等等，甚至还有不知所云的半糖主义，人们在“主义”二字之前拥有非凡的创造力，各式各样的主义层出不穷，在语言之巴别塔中冲突征战，混乱不堪。

黑格尔说人类的诞生来自于为声名、为一面旗帜而发的血腥之战，唯有经历了看似极度愚蠢且不理性的血腥之战，人才为真正的人。因为这样的血腥之战表明，人类拥有了自认为比生命更珍贵的东西，超越了生命自我保全的本能，因而从普通的动物界中脱离，而成为更高贵的种类，我个人以为，这些让人类高贵的东西，或者说让人类在其他动物眼中看起来愚蠢无比的东西，就是人类所尊崇的价值，它们是人类灵魂的主宰，是人类头顶的上帝，也就是所谓的主义。

很明显，所谓主义者，就是关乎信仰、价值、上帝、以及灵魂的东西。它们是和理性无关的，是一种盲目的信仰，是无法用逻辑证明真伪的，就好像耶稣教你：别人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贴过去让他打；爱你的邻人等等，这些是上帝的命令和要求，没有为什么，只管照做，做了就是上帝的好儿子，不做就是恶棍。我们所有的道德、信仰、宗教都是这类无理性甚至蛮横的教条和命令，至于神学家们对上帝律条的论证，不管如何精密，都只是一种高级的诡辩。

所以，要证明一种价值的正确性、真理性是毫无意义的，虽然有无数的神学家都试图为上帝的律条寻找足够多的逻辑支持，但这是徒劳而多余的，因为价值和真理是两条平行延伸的直线，永远不可能有交点。

因此我们大概可以这样定义神学，就是一种为人类所尊崇的价值寻找论据支持的学问，这是一种诡辩的学问，它的野心是价值，也就是主义。而科学可以定义为追寻世界真相的学问，它的野心是真理。真理和主义永无交集，这是由它们所关心的东西所决定的。

真理和主义是如此的泾渭分明，但是人们却常常将二者混淆，就好像神学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为它的上帝披上科学的外衣。所谓“科学的信仰”，根本就是一个极度矛盾的短语，是完全的扯淡。因此，我想在此下一个显的有些鲁莽的论断：一切和主义相关的科学都是值得怀疑的。

但这类自称为科学，却和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学问，却在经济学中非常常见。尽管经济学中有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划分，却并没有使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幸运地避开这个主义的陷阱。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是科学吗？在一个没学过经济学的人看来，这个问题就好像问基督教是不是科学一样好笑。因为我已经不厌其烦地重复：主义和科学永无交集。如果一门科学，或者自称为科学的东西被冠以主义二字，就已经表明了其科学立场的倒塌，甚至是对其科学立场的背叛。若一个科学家最高的追求是真理，他的学说又被冠以主义二字，那么这算的上世人对其科学追求失败的宣判。若一个科学家在主义的道路上怡然自得，还以自己是某某科学的主义者为荣，这就让人不解了。

为什么研究经济的人那么多，单单为伟大的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学问冠以主义二字。事实上，他们的研究都有算得上严密的逻辑基础以及丰富事实依据，而弗里德曼，更是以实证研究闻名，他的名著《美国货币史》，是经济实证研究中的典范之作。我在想，这是和这两派经济学家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相关的。在历史上，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都极大影响了现实世界的经济政策，两派经济学家的建议，往往化为现实的政策在全世界推行。所有的人都希望改变世界，这无可厚非。当一门科学有机会改变世界的时候，掌握这门科学的科学家往往就有了背叛其科学立场的冲动。

杨小凯先生说：“今天，经济学的地位大致处于化学炼金术的水平，它最严谨的部分还因太简单而远离现实，所以急于应用它，做一个模型就一定要讲它有什么实际用处，无异于强迫一个还不能生产长生不老药的化学家炼长生不老的灵丹一样”。但是炼金术士永远是不甘寂寞的，他们日夜渴望国王的召见，即便国王会服药升天，他们也不惜铤而走险。事实上，声名是最智慧的人也无法克服的一个诱惑，闻达于诸侯，改变世界，这几乎是所有人都有过的梦想。

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我们要观察它可以有无数个角度，但任何一个角度都是管窥一豹，只能考察极其有限的范围。而一个模型和学说，就是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这个观察角度是有价值的，因为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这个模型帮助我们洞察了这个角度范围内的情况。但是我们若要统观全局，一两个模型是远远不够的。因此，一个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模型，要化为现实的政策行诸当世，就冒了极大的风险，因为“其他条件”在现实世界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模型耐以正确的前提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因此谦卑是必要的，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时刻小心，因为他那只在纸张上正确的模型化为现实的政策，将与无数人的生活发生现实的联系。一个实验室的实验失败会毁了一个实验室，浪费几千万美元，而社会实验失败，就将影响无数人的幸福，甚至以无数人生命为代价。

我想，凯恩斯与弗里德曼的学问之所以被冠以“主义”二字，是与他们在推销自己学说时的态度相关的。他们在改变世界这样辉煌的梦想的引诱下，失掉了一个科学家该有的谨慎与谦卑。一个经济学流派，往往极其大胆的将自己的结论退至极致，就好像弗里德曼的建议：货币供应量应按固定比率增长，凯恩斯主义者更是凭借其浩大的声势，在总统的顾问办公室占据了长久的时间。

经济学的教科书就是一大堆争论，这些争论正好表明这个世界的复杂以及人类理性的无奈，越是武断的语气，越显得人类是如何的可笑。事实上，一门力图洞穿世界迷雾的学问，还不足以成为我们的信仰，如果这样的学问成了某某主义，只能表明，在这个上帝已死，不再令人着迷的世界，我们是多么渴望新的上帝，多么渴望被迷狂与虚妄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