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理论的深化———金融内生理论
在理论付诸实践的过程中, 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始于上世纪70 、80 年代的金融自由化尝试并不如麦金农—肖学派认为的那么有效, 一些经济学家认识到了麦金农—肖理论及其扩展的局限及其政策主张的过于激进。具体来说, 麦金农—肖学派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大致停留在经验式的主观判断上, 对这种关系的刻画较为粗糙, 经不住仔细推敲, 其结果是, 在麦金农—肖理论及其扩展那里, 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过于简单, 启发性不强, 麦金农—肖学派的政策主张很难有效。
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 90 年代金融发展理论家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麦金农—肖学派的观点, 并克服了麦金农—肖理论及其扩展的上述缺陷。一方面他们认同金融发展(包括金融中介体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两个方面) 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又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 他们使上述观点具体化和规范化了, 挖掘更深层次的问题: 金融发展的内生根源是什么? 金融体系是如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内生形成的? 为什么有的国家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 而有的国家则没有? 带着这些疑问, 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家在汲取80 年代中后期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的基础上, 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 并入模型, 对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 的内生形成以及金融中介体(或金融市场)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全新的论述。这意味着, 这些人已突破了麦金农—肖框架, 特别是在信息经济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下, 他们在模型中考虑了更多与现实颇为接近的因素, 如抛开完全竞争的假设, 在模型中引入诸如不确定性、不对称信息和监督成本之类的因素, 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出了规范意义上的解释, 从而使他们的政策主张较之麦金农—肖学派显得更加符合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的实际, 尽管模型的复杂程度大为提高。为了叙述的方便, 我们把这样发展起来的金融发展理论称为“金融内生增长理论”。
(一) 金融内生理论论证了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
该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 随着经济发展, 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中介理论以本西文加(Bencivenga) 和史密斯(Smith) 、施雷夫特( Schreft ) 和史密斯( Smith) 以及杜塔(Dutta) 和卡普尔( Kapur) 为代表人物, 从规模经济、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三个方面分析了金融中介降低了交易成本。而内生金融市场理论方面, 布(Boot) 和塔科尔( Thakor) (1997)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都看作是参与资金融通的当事人的集合。认为金融中介的优势是它可以有效地监督生产者的行为, 从而缓解诸如资产替代之类的道德风险; 金融市场则在信息搜寻和汇总方面存在优势, 这一优势, 使得金融市场得以形成和发展。格林伍德( Greenwood) 和史密斯(Smith) (1997) 则分析了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经济发展而内生形成的。
(二) 解释了内生出来的金融中介体和金融市场如何与经济增长发生相互作用
1990 年代初, 金( King) 和莱文( Ievine)(1993) 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 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 为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最优化方法重新分析金融在发展中的作用。根据最简单的内生增长模型—AK 模型, 得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是通过影响一个国家的储蓄率和资本配置效率而影响其经济增长的。利用80 个国家1960～1989 年间的数据,在系统地控制了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 金和莱文发现, 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 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因而金融发展是因, 经济增长是果。一直以来, 许多金融学家们一直未能找到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 金和莱文等人衡量了金融功能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使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多年后重返主流学术界, 但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 从既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 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 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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