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穿过飞机的窗户凝视着远方，看了足足一小时四十五分钟，完全惊呆了。穿过高高的云层，与我们的航线相平行，横亘着无边的令人惊异的喜玛拉雅山脉。雪白的山峰，刺破朵朵飘荡的浮云，几乎是在梦幻世界，我感到我突然来到了另一个星球。高耸的大地直冲云霄不间断地向上伸展—而每一座高山都有自已独特的形状和特点，有的孤峰突起，直刺云天，有的簇拥一起，形成峰群；有的山顶白雪皑皑，有的山顶狂风肆虐，一片钢灰色。它们不断地蔓延、蔓延、蔓延......

我就这样来到了“世界屋脊”：尼泊尔——以珠穆郎玛峰、廓尔喀族人(尼泊尔的主要居民）和夏尔巴人闻名于世——被旅行者景仰、神往、高度赞扬的一个旅游地区，在这里你可以远足、欣赏美丽的风景、休养。但对我来说，我计划着远足旅行、看看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我绝没有休养之类的计划。我要和尼泊尔人民战争建立联系，我要和武装起来的游击战士们一起艰苦跋涉，我要亲眼直接观察喜玛拉雅山“脚下”这场震撼世界的革命。

三年以来，我一直在读着尼泊尔共产党（毛派）领导的农村地区持久的人民战争的报导，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我还读到毛主义者几乎在全国的每个角落都建立起组织，自从1996年战争爆发以来有600多名游击队员和村民被政府军打死。很清楚，政府对人民进行了极大的血醒镇压，完全剥夺了人民的权利。然而世界大多数人民对这场战争的情况了解得很少。

我明白这场斗争对于全世界革命者——对于支持反压迫斗争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极其重要、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关于这场革命的消息却很难得到。我们所能得到的极少的消息都是非常珍贵也很吸引人的。这场事件需要深入的、面对面的和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报导。

当我来到加德满都时，城市里的情况已经非常紧张了。定于1999年5月份举行的选举形成了尼泊尔反动政府和人民战争之间斗争的焦点。政府希望通过选举竖立有力、稳定和民主的形象，他们希望加强新议会的力量以粉碎人民战争。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民拒绝参加选举。农村地区袭击警察和政府官员的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大城市里的革命者也在行动。每天我拿起加德满都邮报（Kathmandu Post）几乎都能读到几篇关于人民战争的报导和社论。有关于游击队员被警察打死的消息，也有警察遭到伏击被打死的消息。我渴望到农村地区、到人民战争进行的中心地区去。

到东部地区的路上

一天早晨我终于得到消息：我第一次去农村的旅行已安排好了。我们打算去东部地区，那里人民战争形势正盛。我接到只剩下几小时时间的通知，并告知带一只小包，因为我们将要坐摩托车离开城市。

下午我碰到了我的向导和翻译：西娃。我们和两个愿意带我们到东部地区去的同志联系上了。乘坐摩托车从公路离开加德满都仅仅是我在尼泊尔许多次向死亡宣战经历的第一步！做为一名步行者我早已习惯了容易引起肺病的对人有害的城市交通。而如今，过了许多天在拥挤的街道上躲避着出租车和摩托车的日子后，我又经历了另一方面等量的跌跌撞撞——弯弯曲曲地从人群中穿进穿出，迎着疾驰而来的其它交通工具快速前进，躲避着笨拙的母牛和受惊的山羊。

当我们离开加德满都谷后，我开始——也是第一次看到东部地区的农村是什么样子。很快三四层高的楼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沿着越来越弯曲、陡峭、升高的道路散布的小砖房。黄昏时候我看到了一片片不规则绿色梯级的轮廓，包裹着农民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开辟的陡得惊人的梯田。

气温十分宜人，即使是坐在摩托车上被风吹打着我也仅仅穿了一件单薄的风衣（windbreaker），天色很快暗了下来，但仍然有人地田地里劳作，路上还有许多行人。我们穿过几个在进行庆祝活动的人群，我眼睛的余光瞟到了只有在特殊场合才穿的漂亮服装，我的耳朵捕捉到几秒钟轻快的音乐。驾驶摩托车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有许多结婚典礼正在举行，因为现在是尼泊尔人举办婚事的传统时间。

我们沿着公路停下来，即使到了现在，太阳已经完全消失在群山后面，还有一些儿童在通往山坡的陡峭小路上攀登、玩耍。我们焦急地等到了一会儿。但由于某种原因，我们没有和事先约好的同志联系上。现在天完全暗了下来，我们只好等到天亮再努力和他们重新取得联系。于是我们决定来到附近的一家小旅店住下度夜。吃过一顿标准的尼泊尔晚餐dal baht (扁豆和大米)后，我们到一间舒适的小房间里歇息，我累极了，但又因为在自己是在和人民军队相见的路上，心中充满期望和激动而极其兴奋，我睡不着。

已是晚上九点三十分了，但外面，街道对面，一间小作坊还开着门，一个人正在忙碌，砰砰地把金属镀在铁水壶上。持续不断的金属敲击声有节奏地响着，夹杂着街道上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直至深夜。我们靠近一条车辆不断的主要公路，一整夜，吵闹的汽车和卡车的嗽叭声闯入了我不平静的睡眠。

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嗓音优美行人穿过街道时的轻快歌声就把我弄醒了，不久，街道对面铁匠工人又开始了他有节奏的砰砰声——而现在才刚过早上六点钟。当我出去走到旅店的后厅，我看到我们正挨着一条大河。我周围都是伸向远方的一眼望不到边的高山。当我一边品尝着尼泊尔传统风味的奶茶一边欣赏着风景时，我想到了我面前的奇特经历，也可以说是危险。同志们已经警告我说因为选举，现在是进入人民战争爆发地区的极其危险的时期。我们会小心前行，但不能保证我们不会遇到警察。他们告诉我说，如果敌人——无论是何种原因——发现在我们访问的村子里有毛主义者，他们就会把那一地区包围起来并发起攻击。

进入游击区

我们必须在天黑以后才能进入游击区，所以我们就准备在黄昏前到约定地点和我们的联络人见面。就在太阳正落山的时候，我们在河上游离小旅店有几英里的地方见面了。从这里开始，我们要步行，还要爬几小时的山路。当我们沿着道路停下休息时，白昼的几缕光线还在逗留，一些农村孩子很快围住了我们，脸上充满了好奇。

我们到达了一座强烈支持人民战争的村庄——现在党已指定在这一地区进行发展使之逐步成为革命根据地。人们自豪地告诉我说，因为怕被打死，警察都不敢到这一地区来。游击队哨兵们保卫着这一地区。只要警察一靠近，不论是从任何地区，警察要抓的人和地下工作者就会接到通报离开这儿。同志们知道我们将要来到，已做好工作保证我们安全地到达。

当我们到达我们将要在那里歇息和会见同志们的房间时，天已经很黑了。我们很快地走进房间，受到了两位当地党的领导人的热情欢迎，其中一个是教师，我们将在他家住下。另一个是一个看上去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们坐下来喝着奶茶，他们向我介绍一些他们自已的情况和这座村子革命工作的情况。有人端来一盈煤油灯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点东西。我注意到墙上装着电线，甚至配有灯泡的插坐。显然，这所房子建造时建造者是期盼着这一地区很快就能铺设电路的。但这个村庄，和尼泊尔90%的地区一样，仍然没有通电。

那位年轻的党的领导人告诉我，这座村庄的人民以种田为生，主要种植玉米和蜀黍。大多数农民只有很小的一片地，收获很少，因此他们仅仅能生产出供家人吃上三个或四个月的粮食。剩下的八九个月他们只好找些其它门路谋生。有些人开辟小片菜园，种些西枫柿之类的蔬菜到城里卖。很多人被迫成年累月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到处寻找工作。

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两个弟弟已到加德满都去打工，两个妹妹已参加了革命。高中毕业后，他到加德满都学习法律，参加了革命学生运动，1994年入党。他告诉我：“这时党需要我到农村地区工作，同时，政府的压迫也迫使我离开城市，转入地下。”

另一位党的领导人是一位已工作了20年的教师。他过去在城市里教学，十多年前，他来到了农村。他自豪地告诉我说，他妻子也参加了革命。他有六个弟弟——一个在印度的工厂里做一名石油工人，一个在城市里开一辆货车。他的父母亲也住在这座房子里有他妻子、孩子生活在一起。

两位同志领导着这个大约有两千人的地区的党的工作。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已经十年了，在1996年人民战争开始前这一地区已建立起党小组（党的组成单位）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尼泊尔有许多修正主义的党——他们自称是革命者，但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改良主义者，在很多情况下公开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尼泊尔联合共产党（马列主义）（通常简称UML）1994-1995年的九个月期间在反动政府中实际处于领导位置，过去在这里做过许多政治组织工作。但现在，我听说，这个地区的UML的成员和过去的支持者要么支持人民战争，要么中立，或者离开了这儿。年长的地区党领导人又讲了一些他和UML在一起时的亲身经历。

“1980年，当我还是一个学生时我就参加了UML，追随UML的政治路线，参加了学生运动，我梦想UML能为穷苦人和被压迫阶级做点事情。但它却不这样。他们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路线。1996年以后，人民战争开始了，我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联系上了，我们讨论、交流，我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共产主义。UML过去常说他们实行的是马列毛主义，但当多党制建立起来后，他们并不付诸实施，从他们的自我介绍中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已经丢掉了毛主义者的称号。”

然后那个年轻的同志向我讲述人民战争开始之后这里发生的事情。

“人民战争发动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这里的组织都是合法的，主要的工作就是宣传。人民战争的发动给了人民真正的希望和信心。党和人民军队的小组揭露并处理了坏分子和威胁着我们的告密者。除了斗争还运用强制手段。他们和间谍斗争阻止他们的破坏行为，如果他们还不停止，使用武力就成为必要的了，就这样，人民开始发生变化。

“现在通过地下斗争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必要性是大大增加了，同时还需要不懈的安全防卫工作。人民战争开始后，警察对这一地区的群众进行了搜捕和屠杀，许多同志被迫转入地下。现在我们更有组织纪律性——我们要根据同志们的特长和能力，找到最好地发挥他们作用的办法。组织各处各样的群众团体的工作还在继续，如农民协会、妇女小组、青年团。党现在是在进行地下斗争，群众组织也被迫在半地下状态从事活动。”

1990年以前这儿实行的是称作村务委员会的君主制下的一党独裁体制，他们压迫人民。1990年，反对村务委员会的群众运动迫使政府实行多党合作议会制度。年轻的同志继续解释道：

“1990年以后，多党制建立起来了，人们以为现在他们应该生活得好一点了，机会应该多一点了。但事实并非如此，贫富差距甚至更大了。因为尼泊尔是世界第二大穷国，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危机。这是我被革命吸引并看清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才能实现平等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看到所有的政府官员都在腐败堕落，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和其它许多年轻人一样，这种情况令我沮丧。我看到这些政府官员也不爱国，他们成了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者的仆从。作为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我别无选择，只有参加革命。我渐渐认识到腐败、压迫和种种社会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反动政权的统治制度。若不除去它，我们的任何理想都无法实现。”

这次简短的会谈结束前，年长的同志说他想通过我转达对美国人民的问候：“我想对美国受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说：我要向你们表达我们的声援，强烈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为摆脱帝国主义的桎梏而斗争！我们的运动是一场面国际运动，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们渴望成功。我们正努力奋斗为加强与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共产主义者的团结而斗争！”

持枪哨兵的侧影

同志们告诉我说一支文娱宣传队今晚要为群众举行文娱演出，他们在努力想办法安排我和他们见面、谈话。出于安全原因，文娱宣传队将在天黑后、节目刚好开始前到达，演出两到三个小时。然后，他们就得在黑夜里很快离开，再走上两小时才能上床睡觉。这意味着我们得很晚才能和宣传队见面。经过几个月的筹划和期盼，我对仅仅再等上几个小时就能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进行首次面对面的采访一点也不介意。

那位教师的母亲为我们准备了传统的尼泊尔晚餐，我们坐在地板上动手吃起来。饭菜很香，母亲一直在劝每个人都多吃点。他们笑我不懂得尼泊尔吃饭的习惯，比如饭后洗手的方式：你应当把水倒在手上，让水溅在你的空盘子里，而当别人给我递来一罐水时我把手伸了进去，每个人都笑了。我就不再犯这个错误了。

吃完饭后，节目很快就要开始了。我们走出来，来到漆黑的夜幕中。我们排成一队踏上一条小径。我需要使用手电筒，然而，其它人即使没有任何光亮也能攀上陡峭的石路。他们毫不费力、沿着山路呈“之”字形向上攀登。然而这一切对我来说都很新奇。我发现每走一步我都必须集中精力、扭亮手电筒这样我才能看见我的脚要踏在何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幕里，手电筒的灯光射出一道光柱，刚好能够照着我前进的道路。我尽快地在这一小片光中移动。即使我看不见周围的东西，我急促的呼吸声使我明白我们是在沿着一座大山向上攀登，越来越高。

过了一会儿，我们来到一片高地，人们已经开始聚集在这儿等待演出。只有两盈灯笼朦胧地照着这片地方，很难看清周围发生些什么。但我能辨认出大约100多人坐在地上的模糊的轮廓。其它村民继续爬到山上 。西娃和我坐在离聚集的群众不远的地方，几分钟后有人给我们送来了坐垫。

我们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但我喜欢这凉爽、空气清新的夜晚，自己也溶入了飘荡在越来越多地聚集在一起的村民中的期待的空气里。看上去文娱宣传队还没有完全到来，虽然天实在太黑，我不能辨认出周围不停地移动着的身影，我向黑暗中仔细观察，想更好地看出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个人影正好出现在我面前，近得我伸手就能碰到他。这是我第一眼看到人民军队的战士——是一名身穿制服和军帽的年轻妇女的侧影，肩上背着一枝来复枪。很快，我开始辨认出更多的来到这地方的身影，身穿制服，装备着来复枪。一个战士站在外围，正好在我们后面，站岗放哨。其它人忙着为节目做准备工作。村子里的人们还在沿着陡峭的小径爬上来。当他们到达时，一名游击队员就奉命把灯光照在小路上，帮助人们到达山顶的最后几步路。

当节目在晚上9：30开始后，村民们仍在陆续赶来。黑暗中很难估计出有多少人，看上去大约有200人聚集在这儿观看人民军队文娱宣传队的演出。

和我谈话的那个年轻的党的领导人为演出致了简短的开幕词，然后他要求为烈士们默哀一分钟，所有人都站起来，低下头纪念那些在人民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之后演出有一位丈夫被警察杀害的年轻妇女讲话，她是一个地区的党支部书记，呼吁妇女尤其要参加革命。

接着那支队伍的排长做了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讲话。他阐述了为打败敌人而拿起武器的必要性。同时他也强调打败敌人最重要力量在于人民群众。在这些讲话中间穿插一些文娱宣传队表演的唱歌和诗朗诵，一个传统尼泊尔小鼓敲击出轻快的旋律作伴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尼泊尔人民战争创造出的革命新文艺，令人十分兴奋！他们演唱的第一支歌曲讲的是“烈士们的热血一定会使人民更坚强。”

许多讲话者都强调人民群众为什么需要参加并支持这场人民战争。一位同志告诉大家：“军队会保护人民，人民一定也要保卫军队。”讲话中还有警察和坏分子被杀的战斗消息，以及人民军队最近的伤亡情况。一位同志告诉群众：“他们成群地杀害我们——我们也在开始成群地杀掉他们！”西娃轻声告诉我这句话指的是最近发生在西部地区的一个事件，人民军队杀掉了几个警察。还讲到了其它一些警察被人民军队击败的消息。

另一个演讲谈到群众如何需要锻炼，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调解争端，解决群众的种种问题，公平管理。党还号召群众拒绝参加即将到来的选举——要提高警惕抵抗政府日益加紧的进攻。“反动派会也许会使这个村庄血流成河，你们要做好准备。”

烛光下的采访

当我们晚上11点钟离开的时候演出还在热烈地进行着。下山回去的路途对我容易一些。但我往下走时必须更加小心，以防被路上的石头绊倒。我又一次全神贯注，打开手电筒，这样我就能看到每一步，我争取跟上其它那些简直是在黑暗中非常轻松地跑下山去的同志们。我们又回到了那所房子，走进去躺来。真是奇怪，我一下子就睡着了。

两小时后，快到凌晨一点钟的时候，一位同志的声音把我叫醒了：“同志们，起来，他们来到这儿了。”

我立刻坐了起来，看到那一队人民军队的战士正在走进房间。周围完全是漆黑一片，除了两支小蜡烛，一支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这样我就可以在笔记本上记东西。同志们排着队走进来，把他们的枪支靠墙放下。屋子很小，除了两个当地党的负责人和几个村民，还有大约十几个游击队战士，屋子里满是人。

有几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过来挨着我坐在床上，现在我可以看清她们到底多年轻了。她们漂亮、健壮，大约15到20岁左右。穿着人民军队的制服（缝着很多宽大裤兜的绿军裤，与之相配套的上衣），她们感到很自豪。帽子的顶部是方形的，带着帽檐，明亮的大五角星表明她们来自前线。我对面坐着这个队的队长，是一位我猜大约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看上去很累，但又很开心地笑着向我致意。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向我讲了她们的经历和她们的革命激情。她们几乎都来自穷苦农民的家庭。妇女们先讲，她们谈起她们村里的可怕的压迫和她们怎样参加人民军队的经历。开始女游击队员们似乎有点害羞、迟疑。但随着她们依次的讲述，她们平静外表下的力量和决心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她们具有全世界十几岁女孩的共同特点：她们互相靠近坐着的姿势，说些悄悄话，互相帮忙扎头发。但她们同时也具有作为一个军事组织生活、战斗在一起所形成的团体意识和纪律。我对她们献身革命事业的认真感到吃惊。

农民穷苦的生活条件，封建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政府的凶猛镇压逼使这些妇女走进了革命的队伍。第一个讲述的妇女告诉我说：

“当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就想：我们为什么会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受到如此的压迫？我过去常想：我们怎样才能解决家庭里和社会上的这些问题？就在那时，1995年的时候，尼泊尔共产党（毛派）发起了拒绝参加选举的运动，党的一支文化小组来到了我们村。我开始明白解决我们所有的这些问题、摆脱压迫的办法。我参加了文化小组，后来又入了党。那时父母亲禁止我参加文化小组，但无论如何我还是这样做了。1997年坏分子逼使我们转入地下。现在我就在人民部队的文娱宣传队员工作。”

其它队员被人民军队所吸引也是因为党的文化工作。有些妇女反抗家庭参加了人民军队，也有家人鼓励妇女参加革命的情况。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警察残暴地虐待并逮捕她们家人的经历。一位父亲在从事地下工作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告诉我说：

“1996年元月份，我还在读9年级，警察来到我们村把学校里所有进行文娱演出的同学都逮捕了。老师们也被逮捕了，我爸爸和叔叔早已入党转入了地下。500名警察袭击了我们村庄，几乎逮捕了所有的人——连老人小孩也不放过。我妈妈被捕了，我也被抓起来监视。警察们就是这样凶狠地压迫我们的，后来我参加了党的文化小组。由于穷苦大众受到如此的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妇女受到的压迫，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找到一条把人民群众从这样的环境中解放出来的道路。我发现尼泊尔共产党（毛派）正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就入了党。”

政府以为面对逮逋、酷刑和死亡人民会害怕、退却。而我却开始看到深重的压迫主要起到了相反的作用——迫使人民更忠诚、更坚决地进行斗争。一位老同志从一开始就为党工作，已经工作了12年。他被逮捕投进监牢关了26个月，出狱后他立刻参加了人民军队。还有一位15岁的女游击队员告诉我 他父亲是如何被关进监狱，她叔叔、婶婶和弟弟都被捕了。她说：“别无选择，只有参加人民战争，这样我就拿起了枪。”

最后一位发言的女游击队员是那位16岁的紧挨着我坐在床上的姑娘，她告诉我她们村对人民战争非常支持，她父亲1995年就转入地下工作。接着她讲述了警察的残暴压迫怎样地毁坏了她们村庄。她告诉我：“警察来到我们家恐吓我们，他们在村子里强暴妇女，逮捕了许多人。1997年，警察加强了对我们的压迫，现在村里26家，没有一家留下来的。所有的人都被迫离开，转入地下。”

有些年轻的游击队员是通过革命学生组织参加了党。在被政府逮捕或盯上之后，他们中许多人转入了地下。一个年轻小伙子告诉我说：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政治运动，成为一个地区革命学生组织的书记。我参加人民军队的文化小组，明白通过人民战争是消灭剥削的唯一途径。1998年反动政府向我提起诉讼，控告我谋反。就在同时，党给我提供了一个入党的机会，现在我就跟随人民军队了。我忠实于我们的政治路线，相信正如列宁所说，多党议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所以只有人民战争是解放被剥削群众、把他们从奴隶的锁链下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这就是我参加人民军队的原因。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对最终的胜利有充分的信心。”

另一个年轻人补充道：“我参加了学联，通过学校的文化小组知道了党的纲领。我开始通过公开、合法的方式为党作部分工作。这时政府对我提起诉讼，我被捕了，并被关了15天。反动派给我罗织了许多罪名，现在我是在从事地下工作。参加了文娱宣传队后，在这个排里已经六个月了。”

这个文娱宣传队到过东部地区，向群众举行文娱演出。同时她们也有军事任务。一位同志解释说：“文娱宣传队的队员们还要参加对反动派采取的军事行动。我们侦察出象警察和暗探一样的坏分子，无论何时党一向我们下命令，我们就要调查情况，判断我们在执行任务中会遇到的问题，如果没有敌人我们可以公开活动。有时队员们还到田间和人们一起劳动。有时我们还帮助村民解决村子里发生的问题，例如为争吵的人们讲和、给受冤屈的人们主持公道等等”

和每位游击队员依次谈过话后，一个地区党的书记给我讲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战争的，她说：

“我参加了学生运动，1994年结婚。我丈夫从一开始就参加了人民战争。1997年5月被打死，留下我和一个3岁的儿子。我结婚后，担任一个地区的妇女协会主席。去年5月我被捕了，关进监狱。当我丈夫被杀时，我发誓要沿着他的道路前进。我发誓要接过他手中的枪。现在政府一直在搜捕我，我被迫从事地下活动。”

在文艺演出时是她号召妇女尤其要参加人民战争。当我问起她为什么如此强烈的强调妇女在革命中的作用时，她回答说：

“据说在这个社会里妇女要根据父亲、丈夫和儿子的意愿生活。社会就是这样对待妇女的。资本主义剥削妇女，在财产和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没有给她们以平等的权力。这个问题的原因不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根本原因在于和帝国主义者、扩张主义者勾结起来的反动政府，很清楚，只要反动政府、反动制度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就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就不能消灭各种各样的剥削和压迫。我们只有通过暴力推翻这一政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动了人民战争。到那时我们拥有新型人民政权，妇女才能得到平等的权利。”

文娱宣传队离开的时间就快到了，另一个地区党的书记，一个年青的小伙子，作了最后的发言：“您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了解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我代表参加这场人民战争的党和人民，向您表达衷心的感谢！我们向美国革命共产党表达为共同的目标团结起来的愿望。我们希望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知道我们这场斗争的情况。”

现在已是凌晨3点钟了，文娱宣传队还要在漆黑的夜里穿过村庄，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她们离开前，队长告诉我她们要送我一件礼物。游击队员们站起来，拿起来复枪，挨着床在屋里那一小片地方排成一队。有人下了一道命令，她们文刻立正姿势、肩挎步枪，目视前方。队长走上前来，我也从床上跳下来，向前走了两步，他伸出手来，我看到他握着一把Khukhuri：尼泊尔农民用的确一种刀刃如剃刀般锋利的弯刀。现在被游击队员们用来反抗他们的敌人。他把刀递给我说：“我们愿把它送给你，这是我们人民战争的标志。”我很受感动，我接下了它，讲了几句美国被压迫人民和革命人民要和尼泊尔发动人民战争的群众团结起来这样的话。由于带着这种武器我们不能旅行，有人帮我拿下了，并答应说当我回到加德满都时再送还我。

队员们现在必须得离开了，他们都排成队向我和西娃告别。每一个游击队员都依次上前向我致以革命的红色敬礼——"lal salaam."，首先他们握紧拳头举起右手，然后然后伸出双拳放下，接着向我伸出双手紧紧地握手。象我到现在为止碰到的所有同志那样，她们两手把我双手紧紧握着，充满了自信、力量，十分庄重。当这些年轻的战士向我告别时，我突然想起在人民战争中他们年轻的生命每天都充满了危险。她们如此无畏、如此自信：她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而必将取得胜利。

队员们迅速排队离开了房间，当他们走到外面静悄悄地离开村庄时我几乎不能听到她们的声音。突然，房间一下子空了，更暗了，只有我们床边一点微弱的烛光。我眨眨眼睛，凝视着几分钟前还是挤满绿军装的房间。我对自己说：是的，发生的一切都是真的，刚才几个小时你是在和人民军队交谈。

现在是凌晨三点多了，我们一大早就要离开村庄，于是我们吹熄了最后一点飘动的烛光，躺下来尽量睡一会儿。

日记

3月21日 星期天

昨天《加德满都邮报》头版一篇文章冠以这样的大标题：“七名毛主义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据那篇短讯报导，那一事件发生在Banepa。我一面读着下面的部分，一面想关于人民战争的许多新闻报导都不是那么可靠。“当毛主义分子敲破据守房屋的墙壁向警方投掷炸弹时，炸弹爆炸，毛主义分子全部被烧死。据报道是当警方命令毛主义分子投降后，他们扔出了炸弹。警方说，大火延续了两个小时。”

由于我是在尼泊尔，一星期至少几次能读到关于警方打死毛主义者的报道，同时也有警方或坏分子被毛主义者打死和打伤的报道。每次我读到这一条条新闻时，我都对这些事情发生在哪儿感兴趣。所以今天早晨我打开地图，看看Banepa在哪儿。实际上它正在我们从加德满都到东部地区经过的路上。白天我对这件事没有想到更多——虽然每次我读到这些英勇的同志被害的消息时，对他们的思念一整天都会在我的心头占据一个位置。当我走过报架时，我再次读了一遍那篇新闻报道，对这些烈士的悲痛之情重又袭上我的心头。

傍晚，和我们一起去东部地区的一个朋友来了，他后来又回到过那儿和那儿的人们谈起过 Banepa事件。他告诉我说在那场事件牺牲的人们是我们会见的文娱宣传队的同志。

这个消息给了我深重的一击，我惊呆了，我很快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忆起他们的面容。后来，半夜时分，我们一起坐在床上盘着腿，膝对膝。在烛光朦胧的房间里，他们巨大的影子映在墙上。我集中精神回忆起那些年轻的女游击队员们的面孔：——那位十五六岁的女战士：当她看到她们的家人、朋友遭到警察逮捕、毒打、强暴时离开了村庄，她们的父亲、叔叔、母亲被迫很早就转入地下，就在刚才她们还向我讲述她们的战斗故事。而现在他们中的七位同志：四位男性，三位女性，在拒绝向警察投降之后被打死。烈士们的发生的事情深深地伤害了我，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感情上。我回想起了一位农民妇女给我讲的话：“杀害我们的同志不能阻止人民战争......烈士们的鲜血是革命烈火熊熊燃烧的燃料。”

3月25日 星期四

今天我又得到关于Banepa事件的一些消息，在那场战斗中我们第一次会见的文娱宣传队中7名游击队员牺牲在那里。加德满都邮报报导说他们向警方投掷炸弹后被炸死。但这是谎言。朋友们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包围，拒绝投降，两方互相射击，接着警察就放火烧了房子。当同志们被迫从燃烧着的房子里跑出来时，警察残忍地杀害了他们。朋友们还告诉我说这些同志的遇害是由于一个参加官员竞选的UML成员的侦察和告密。很明显，这是UML背叛革命行为的一个典型例子：直接帮助政府搜寻并杀害革命者。

下午，有人给我送来了在 Banepa牺牲的烈士们的照片。其中之一就是那个十五岁的女孩子，长着一张动人的小脸，那天夜里紧挨着我坐在床上，即使是在昏黄的烛光下，她的双眼也闪闪发亮。就是从这些年青人那儿，我第一次听到了尼泊尔的革命歌曲。他们教我第一次学会“革命敬礼”（"lal salaam."），他们是和我进行第一次面对面交谈的人民军队的战士。这些年轻的同志们生命如此短暂，却给了人们那么多东西。而现在，我深知他们将被人民群众记有心里，永远怀念。我一定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第十部分：枪、鼓和琴 作者：李 奥内斯托（By Li Onesto） 革命工人报 1024期 1999年10月3日 今天早晨，我在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中醒来。我走到外面，发现一个班的同志们围成一个圆圈蹲着，制做手榴弹。一个人在切小木片，并在上面雕刻花纹。有人正在刻、钻，把一块很重的金属敲碎用作榴散弹的小片。另一位同志把这些小碎片收集在一起，并不断地调试发动装置。 在这儿——尼泊尔西部地区，我们和人民军队一起行进，一起生活，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同志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不停地在行动，长时间地行进，大多是在夜间。每当我们到达一个村庄，村民们总要给我们提供食宿。班里的战士们虽然依靠人民群众，但也要自力更生。他们和人民群众关系很好，从不像待仆人那样对待村民。有时我们在夜里到达一个地方，走了一天，已是非常疲劳了。但班里的战士还是迅速地投入工作，收集柴禾，准备做饭。他们总是号召人民参加关于人民战争的对象和目标等政治问题的讨论。 象我们采访过的许多村庄一样，我们到来时这儿的村民们非常高兴。他们中许多人都有儿女在人民军队——他们对待班里的战士象对待他们自己的亲儿女一样。群众把这些同志看作是他们免遭警察迫害的保护者。不仅如此，他们还把他们看做是解决各种问题的革命带路人——给他们政治教育，动员他们与压迫者作战。 人民军队还激励人们学习革命文化。一个文化小组今天早上到达的时候，我还在睡觉。他们立刻开始排练，鼓声、琴声和年轻的嗓音整下午都在村子里飘荡。我一直在急切地等待着安排于今天晚上8钟的文艺演出。所以当我和党的领导同志们的会谈直到晚上10点才结束时，我感到十分失望。我们还没有吃晚餐。然后我们走到楼下，那儿木豆菜和咖里土豆在等待着我们的饥饥碌肠。接着，我吃惊地得知文娱演出才刚刚开始！它延期举行以等待“重要客人”的到达。

我们走出去，来到一片很大的空地上，我看到约有500人坐在地上等待着文娱演出的开始。舞台前面是稻草搭建的屏障，两盈煤油灯摇曳的灯光照亮了“舞台”。天空中布满了星星，但是我们周围的夜色还是墨一般地黑。虽然白日的暖意还在空气中迟迟不退，一阵阵凉爽的微风已开始对周围的温度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我知道我们被包围在梯田、树木和高耸的群山之中。但在这一刻，我们感到自己好象在乘坐着革命庆典的解放之舟在夜色中飘游。 文娱小组由10名成员组成——四位女同志和六位男同志，他们都非常年轻。一位看上去14岁左右，其它看去将近20岁或20出头的样子。他们举行了很了不起的演出，表演了音乐、舞蹈、小品等节目，伴奏着传统的尼泊尔小鼓、吉它和手提琴。不同韵律和情感的歌曲讲述了革命烈士们和游击队战斗的故事。把传统动作和音乐与新的舞姿接合起来的舞蹈讲述了革命英雄的故事。小品让观众们笑的同时也流了眼泪。 一个非常幽默的小品讲的是即将到来的选举，那位伴演尼泊尔议会候选人的演员大吼大叫，在舞台上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对一些农民大吹大擂，做着虚假的承诺。但接下来的小品就把观众带到了非常严酷的现实之中。小品讲的是一个人民军队的游击队员和他父母亲分别的故事。父母亲非常伤心，因为他们的儿子将要离开他们参加人民战争的战斗。他们害怕他会战死沙场。但儿子告诉他们说他必须参加为人民而进行的斗争，请他们不要难过。我开始听到身后传来的轻轻的抽泣声，小品接近尾声时，我环顾四周，看到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对他们来说，这个故事是多么地真切呀！ 演出使大家愉悦，它的由抒情诗、舞蹈和相声表现的主题也有极强的感染力。观众真正度过了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也真切地看到这些文娱演出是如此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给他们增加了集体主义的力量。 在演出中间，节目主持人宣布了捐款者的名单（5至10卢比）。每次宣布之后，群众中就会发了鼓掌欢呼声。这些同志都是非常贫苦的农民，捐款也很少（不到十美分）。但这也是人民群众支持人民战争的另一种方式。这笔钱的一部分还用于资助革命烈士们的家属。 在演出的结束，文娱宣传队表演了一场“歌剧”——剧中唱道人民军队的一个班遇到警察，一场战斗爆发了，一名同志牺牲了。这首歌非常动听和感人，充满了悲哀，但也重申了坚定的信心。那位倒下去的同志的“尸体”被绣着镰刀斧头的戏布包着抬下了去。我再次听到人群中传来了轻轻的哭声。 演出直到凌晨3点钟才结束，但所有的同志都坚持到了最后。 消灭封建文化发展革命文化是人民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军队象这样的文娱小组遍布尼泊尔。 文娱小组是党在发动武装斗争之前进行准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现在仍是党宣传普及它的路线纲领的重要方式。在武装斗争的热潮中新的革命文化发展了——这些文化教育、动员并吸收人民群众参加斗争。 文娱小组来到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进行文娱演出。他们还到田间和农民一起干活，参加人民政权各个委员会的工作，解决纠纷、针对警察和其它反动分子采取武装行动。他们不断地创作出新的歌曲、舞蹈和小品来。 我注意到他们都带着一个小笔记本把各种各样的歌曲和诗词都记录下来。他们还不断地掏出小本子一起相互交流。当我在全国各地旅行的时候我注意到不同地区这些歌曲和舞蹈之间的差别。但我也看出了它们的共同的主题。一些歌曲从一个笔记本传到另一个笔记本，成为流行的曲子。

艰险的艺术

在我们的下一个住所，Man Kumari Bista前来和我谈话。她丈夫Masta Bahadur Bista 1996年被警察杀害，年仅23岁。她告诉我，“人民战争发动后，他就转入地下。他在一个隐蔽的住所藏身。警察包围了那所房子。在他睡着的时候，他们闯了进去，把他打死在床上。他是一个地区文娱小组的很有名的主席。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家和歌手，写了许多革命歌曲。” 我回想起了我在尼泊尔第一次和人民军队的同志们相会时的情景。一支来自东部地区的文娱宣传队——由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组成，他们大多仅仅或者刚超过十多岁的年龄——他们在午夜和我进行会谈。他们向我讲述他们为何要参加人民军队和打败敌人的决心。他们给我的笔记本增添了新奇的故事。十天后，他们中的七位就遇难了。警察包围了她们的住所，放火烧了房子，在她们被迫向外跑的时候血腥地枪杀了她们。 还有许多文娱小组的成员遭到警察的屠杀。政府也给许多进步的革命艺术家制造麻烦、逮捕有时杀害他们。在一个城市，警察到一个文娱小组那里逮捕了15人。其中13人被诬陷为攻击警察，后被迫释放。其它两人释放后又重遭逮捕，接着就被带到另一地区，被诬以其它的罪名。 在加德满都，我采访了Bhaktu Bahadur Shrestha，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发展革命文化的工作。他是尼泊尔人民运动联合委员会（National People's Movem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 (NPMCC)）的主席。该委员会的成立“为民主、民族和民生的事业（ the cause of democracy, nationality and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而战，反对政府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为人民群众的各个方面的事业而战斗。”他谈到政府对艺术的审查制度。他说：“进步的革命的尼泊尔文化蓬勃发展，并与官僚的文化相对立。政府拼命要粉碎它，他们已杀害了民主的舞蹈家、歌手和艺术家，其中有的人是非常有名的。他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普遍的逮捕和袭扰，包括警察对演出活动的袭击。警察和政府得知某某是进步的艺术家，便逮捕并杀害他们。他们就是那些批评并揭露政府的艺术家。一些艺术家宣布他们支持全世界的革命、支持尼泊尔人民战争，他们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一位非常有名的文学家告诉我说，他已遭到100多次的逮捕。当我采访Rishi Raj Baral时，我更加清淅地看到了政府镇压革命艺术家的情景。

Baral博士是位革命知识分子。是Tribhuvan 大学一位著名的短篇小说作家、批评家和新闻记者。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是他阅读并翻译了许多《革命工人》上的文章，尤其是关于Mumia Abu-Jamal的文章。他非常紧密地追随着《革命工人》领域内美国的进步革命文化。他告诉我： “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约有24名文娱积极分子遭到反动派的杀害——包括歌唱家、舞蹈家和作家。尼泊尔掀起了一股革命艺术的浪潮。尼泊尔的革命文化始于1950年，现在由全尼泊尔文化论坛领导——它公开支持人民战争并得到人民战争的支持。这个组织由两个部分组成——写作/文学部和舞蹈/戏剧部。写作/文学部出版了一份文学杂志KALAM（《笔》），我是这份杂志的主编。 “文化积极分子主要来自遥远的地区，作家主要来自城市。大多数革命作家都受到了政府的恐怖威胁。我被捕过3次，去年11月份，今年1月份和上星期。他们闯入我家，没收了我所有的革命书籍和作品，待我就象一个罪犯。他们在夜间来到这里，对我家进行了四个小时的搜索。袭扰我的警察由警察代理检查官指挥。与此同时，其它作家也遭到了逮捕，包括 Sakti Lamsal，他在革命报纸《Janadesh》的编辑部被捕。现在有将近十多名作家仍在狱中。许多文化积极分子被迫转入地下。他们受到反恐法律的指控。我们象罪犯一样，而不是作为作家和新闻记者被捕，受到非人的待遇。许多人都反对这种国家暴政，即使他们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围绕着与镇压革命进步艺术家暴行进行的斗争，我们做了许多团结工作。 “革命作品和文化活动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发行了六盒革命歌曲的磁带，不仅包括加德满都地区的，还包括其它各个地区的。我们的文化阵线以毛泽东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我们的文化积极分子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与敌人战斗。在全国范围内许多革命批评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都被政府盯上了，并受到它的恐怖威胁。我们的革命文化还包括丰富的舞蹈和诗歌，这些舞蹈和诗歌在人民群众中间广为流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1950年起就被介绍到尼泊尔革命文化阵线来。许多革命作家受到这篇文章的鼓舞，甚至有些资产阶级作家也受到了这篇文章的影响，这是我们的基本课程。高尔基、哈佛 福斯特（ Howard Fast）、鲁迅、 Premchand（来自印度）的作品也在尼泊尔革命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六十年代，尼泊尔艺术家还受到在印度毛主义 Naxalbari运动中献身的作家们的影响。” ***** 在人民战争的心脏地区，我亲眼目睹了新的革命文化正获得发展，并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传播。我能看到人民战争的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是如此地提高、鼓舞和增强了武装斗争的力量。我想起了采访结束时 Baral博士给我讲的最后一句话：“人民战争给我们提供了活力，我们也给它提供了活力。人民战争给革命作家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现实，它为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对象、新的材料、新的主题，如根据地、枪支、武装斗争等。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我们曾谈论过枪、游击队、战争，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现实。”

第十一部分:战争中的老师们 作者：李 奥内斯托 革命工人 1027期，1999年10月24日 Binita带着她的儿子，1岁的Nand,准备回到村子里的家中。她给这个难哄的孩子喂了一些饼干，使他安静了下来，然后他就高高兴兴地让抱着，放在Binita胸前的摇篮里（用一块布系着）。现在他已习惯于长时间的旅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开始了了解了Binita，尽管她还不会说英语——而我还不会说尼泊尔语。她丈夫被敌人杀害还不到一年，象所有积极参加人民战争的妇女一样，把孩子随身带着。她负责党在这一地区妇女群众中的工作，并参加我们的会见。 我和随行人员——人民军队的一个班，翻译Pravat，还有一些其它同志今天向另一个村庄进发。我们告别了许多同志。和我们一起旅行的一支人民军队的文化队要离开我们向另一个方向前进。几位我近几天认识的同志要返回他们的村庄。当我们在外面聚集的时候，Binita 走到我跟前和大家一起向我告别，她说的话在接下来的几星期里，引起了其它许多同志的共鸣。“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我们能有幸再次相会。”她说，“即使我们不能相会，我们也总能可通过我们共同的思想而互相连在一起。”　 今天的旅程轻松多了——我们只需走大约6小时，主要是在白天。到达住所后，我们开心地吃了dal baht、咖哩土豆和牛肉。那个地区的一个教师走过来和我聊了起来。我已经在农村遇到过许多教师，他们后来在革命中成为了战士和领导者。常常看到乡村教师不仅仅是通过读和写来结束对他们学生的教育。 这位教师和蔼的面孔和他那强健的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声音柔和，但他的形象充满了整个房间，即使当他沉默不语的时候。就象许多遭受过反动派折磨的同志们一样，当他谈起警察的残忍时，极为严肃，脸上一丝笑意都没有。 他告诉我1991年政府采用议会之后不久，他就开始和村子里党的同志们一起工作。接着，1996年，人民战争发动一年之后，警察来到他家逮捕了他，把他拉到两小时距离外的一个警所。警察一直在打他，并威胁要当场杀死他。他被投入监狱，警察折磨了他整整一个星期，企图从他身上捞到有关党和党的工作的情报。他说：“我从不告诉他们任何东西，即使我想到他们也许会杀我。一星期后，他们继续盘问我。但我仍然拒绝告诉他们任何消息。我告诉他们我只是村里的一位革命同情者，其它就什么都不告诉他们了。警察指控我破坏了和平与安全的法律，交出了10,000卢比高昂的保释金后最终被释放。”（10000卢比约合180美元，对尼泊尔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费用——这儿的人均年收入（per capita yearly income）是210美元。 这位勇敢的教师讲完他的故事后，我告诉他美国的人民群众是如何在美国的监牢里遭受到许多的折磨。我对他说他的故事会鼓舞其它人，因为他表明革命信念给了他与警察抗争的力量，即使是面对死亡也不会给他们提供任何情报。 “我在人民战争所做的事情只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我原来以为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有钱的，但自从遇到了你，看到你从那么远的地方来了解我们的斗争，自从我听到了美国人民的斗争故事——这增强了我奋起抵抗敌人的革命决心。你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在我们的人民战争中许多人献身了，和他们相比，我所做的事情太微不足道了。现在我不再从事地下活动，而是公开地从事法律工作。但党的工作包括法律工作和地下工作，将来，如果必须的话，我还会转入地下。现在警察正在注意着我，寻找逮捕我的机会，再来折磨我。我发誓，如果这种事情再发生，我决不会向敌人泄露党支部的任何秘密。” Sanjeevan的故事 　 第二天早上4：45当我出发向着罗尔泊和鲁孔的边界线前进的时候，天还很黑。我们在到达住所前要经历14个小时的长途跋涉。我们要翻越许多大山。人民军队的一支小队在我们的前后伴护着我们。 在一个地方我们碰到了一条大河，党正在修复河上的桥梁。这坐桥是政府建的，但自从它踏陷后，就再也没人管过。因此现在，象对待罗尔泊地区的许多其它事情一样，人民政权委员会正在发动群众解决这一问题。一队工人正在重建这座桥梁。重建中的桥上铺着几片相距很远的木板，但并未固定。要走过去你得抓紧两侧的栏杆，从一块疏松的木板跳到另一块疏松的木板——不过是河水和岩石上面的一片片木条罢了。当我们走近河边时，我鼓起了勇气，面对着新的挑战，我有点激动。但那时同志们认为度过那坐桥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加上那个地方的安全形势：这里靠近一条时常有警察巡逻的大道，因此我们必须非常迅速地通过这片地区。我们不能由于我缺乏经验而冒险。 一位同志招呼我跟着他走。其它所有人也都迅速地向着木桥走去，我们沿着河向上游走了一段，拐了一个弯。这儿的河水不深，冲击着嶙峋的岩石。这位同志脱下鞋，卷起裤子。以为我们是要一起趟过去呢，我也就照他的样子做，把鞋带系在一起，挂在脖子上。我们朝着河水走去，当我的脚踩到凸凹不平的岩石时，不由有点退宿。当我们走到河边，那位同志弯下腰，要我爬到他的背上。他不是一个大个子，但强壮得令人难以置信。他背着我稳步地，弯弯曲曲地穿过激流，走到河对岸。 当我们到达河对岸，我们爬了一小段山路和其它的同志们会合，他们早已迅速地穿过了小桥。当我们到达山顶时，我们看到他们坐在树阴下——看上去他们整个早上都舒服地坐在那儿等着我们。当我们走上前去的时候，我已经有点喘不过气来了，这时有人给我递来一杯水，我自我解嘲地说：“我知道你们这些小伙子的鬼主意了。我本来也可以度过那坐桥的......这不过是你们想得到额外休息的小花招而已”。所有人都大笑起来。 那天晚些时候，在我们休息的一个间歇，我请Sanjeevan给我讲讲他怎样成为一位“党的负责同志”的经历。Sanjeevan，29岁，当我们到达罗尔泊时就和我们一起旅行，是对我非常友好的一位同志，帮助我翻山越岭，总是非常关心我的健康和生活。他眼里闪出愉快的光芒，开心的笑着，迷人的笑容和激动融合在一起。我帮我做过翻译，由于他是我在罗尔泊遇到的能做这项工作的几位同志之一，我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和为何学习英语的。 Sanjeevan很久以前就是一位党员了——大约在1991年左右。但他参加人民战争的过程却充满了曲折。 Sanjeevan第一次入党的时候是村里的一位教师。他告诉我，“虽然我的革命精神与革命热情都非常强烈，但开始的时候，我对怎样进行革命的正确路线却认识不清楚。”由于他是教师，他和其它受过较好教育的干部分配在同一个小组里，Sanjeevan告诉我，他们对党的工作有着更‘聪明’的认识。他说，“我问他们我们能否经常见面以讨论党的路线和各种文件。但当这些同志谈论起革命时，他们实际上做的是另一些事情。有时我甚至读不到党的文件！” 当地其它教师与尼泊尔统治者议会党派和反动的联合马列（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关系亲密。他们不喜欢Sanjeevan的毛主义政治观点，安排他到另一个非常遥远的村庄里工作。但结果是，这次安排变成了好事情，它成了Sanjeevan生活的转折点。在这个新的村庄里，他受到了代表正确路线的同志们的领导。因此，他最终能够讨论，奋力学习，更加清楚地明白党的路线——尤其是准备并实际实行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后， Sanjeevan来到城里学习英语文学。当我问他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时，他说：“因为我想阅读所有英文版的马列毛著作，而不是翻译成尼泊尔文的。”在城里，他寻找其它愿意讨论诸如贫穷、剥削、政府腐败等社会问题的知识分子。但和他谈过话的所有人都对革命的政治不感兴趣，如果感兴趣，也只是说说，而不愿行动。然后1996年2月，人民战争爆发了，这使 Sanjeevan陷入思想危机。他告诉我： “我过去常坐在书斋里整天读呀，研究呀，夜里躺在床上，我就翻来覆去地想，其它同志正在农村地区发动人民战争，而我却坐在书斋里学习英语文学。最后在梦里还梦见自己和人民军队一起同反动派战斗。然后醒过来，还是在城里的租住房里。我会几个小时地想来想去，思想混乱，脑子里充满了激烈斗争，该怎么办呢？ “最后我下了决心。人民战争发动6个月后，我丢下了所有的书籍，谁也没告诉一声就离开了学校。我回到家乡告诉家人说我要参加农村的人民战争，父母亲都反对我这样做。他们告诉我我应该是一个人民战争同情者，而不是参与者。我妻子也反对我这样做。但最终， 我拒绝了他们所有人的建议，成了罗尔泊地区的一位人民战争参与者。”

勇敢的教师们

又行走了几天，我们接近了罗尔泊和鲁孔的边境。夜深的时候，我们到达了住所，清早，我会见了一屋子从周围地区赶来的革命教师们。 人民战争发动后，这一地区的一些教师迅速转入了地下，而其它教师继续进行着公开的、合法的斗争。现在公开工作变得更加困难了，因为政府在追捕所有涉嫌同情革命者。尽管形势如此困难，这一地区的许多教师还是热情支持着人民战争。一位教师以人民战争发动后不久发生的一件故事开始了他的讲话。 “反动警察杀害了这一地区的负责同志。那时候，告密者把谁是革命者以及他们在党内担任的职务这些情报提供给警察。我们党对这些间谍实行了报复，杀掉了他们。这之后，警察又来村里，逮捕了100人左右，也包括我。这个房子里其它教师也遭到围捕。” 警察穿过村庄，抢了很多东西，诸如刀子、烹具、镰刀、乐器之类。我们都拒绝给警察提供任何情况，因此，我们被带到警所，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肉体上都遭到野蛮的殴打和折磨，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我们仍拒绝回答。他们就在我们脑袋旁边放枪，并问我们，‘你们还想对家人说些什么？不到一分钟你们就都要死去了。’ 房间里另一位也遭逮捕的教师继续讲道：“我被带到地区指挥部，关在一个房间里，遭到精神上的折磨。他们从枪里拿出子弹，对我进行威胁。警察不断来到房间里，对我讲，‘我会先用枪打你的脚，一点一点沿着你的身体向上，直到你的胸脯。’他们要求我发表虚假的声明。30天后，我们被到地区法院，关在了监狱里。有些人支付了高昴的保释金就被释放了。有些被指控抢劫，并杀死侦探。在这同一个案件里，很多人都受到了指控。” 政府对人民战争的镇压行动完全改变这些教师们从事政治工作的方法。一位教师说，“现在我们这些革命教师在地下从事政治工作。我们秘密地和处于地下的全尼泊尔教师协会取得联系，我们又是公开的、合法的尼泊尔国家教师组织的成员，全尼泊尔教师协会的所有成员都与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从事秘密工作很困难，因为警察知道我们的过去，但我们还是继续帮助党做工作。一方面，我们在教师组织中积极活动，另一方面我们是党员和地方委员会成员。我们在其它教师中为党募捐，还通过其它方式做帮助党的工作。我们总是注意观察着村子里的动静，这样就能够为党提供日常的情况。这一地区还有不同的警察杀害学生和老师的事件。所以在警察发现我们的身份之前，尽量做着合法的工作，但后来就传入了地下，成了专业的革命工作者。” 　 从农民教师到地下工作者 我的翻译Pravat过去也是村子里的一名教师。他告诉我那时他教高中，上课前后种地：从早晨到上午10点，从下午3点到太阳落山。他有一小片土地，一座两层的房子，几只水牛、山羊和小鸡。他并不富裕，但他的土地和家畜为家人提供了吃的和穿的。人民战争爆发后不久，他放弃了所有的这些。 Pravat个子不高，瘦瘦的，40出头，从事地下工作已经两年半了。一天夜里，天空中挂着一轮圆月，我们坐在一起，他给我讲了他是怎样从一位普通农民和学校教师成为一名党的地下工作者和人民战争的参加者。他对我讲的第一件事是他为妻子感到自豪。她也是一名党员，从人民战争发动的第一天（她参加了那天的军事行动）起就转入了地下。她现在是革命妇女组织的一位领导人。 自从妻子转入地下后， Pravat继续在家独自一人照料着年轻的儿子和女儿。但6个月后警察来到并逮捕了他。他们把他双手绑了起来，拉到了很远的一个警所。他们威胁他，盘问他，力图把他和那一地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情联系起来。当时正值雨季，夜里，他们把他绑住，一个人留在了那里，站在倾盆大雨之中，只穿着短裤、衬衫和凉鞋。后来 Pravat被释放了。但警察还是对他提出了几条指控，包括“扰乱众公秩序”和“叛逆”，所以他被迫转入地下。后来，他们对他提出了更多的指控，包括捏造的谋害罪名（他对此一无所知）。现在他再去他和家人以前居住过的地区或邻近地区都是非常危险的。 Pravat在村里的房子现在空着无人居住。他离开后，警察来找他，当他们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时，他们破坏了所有的东西：打粹了食橱、床铺和其它家俱。两个孩子现在住在另一地区的亲戚家里，每三四个月来看望他们的父母亲一次——一天，或仅几个小时。孩子们得十分小心，他们不能谈起父母，他们把和他们生活一起的亲戚叫做“妈妈”“爸爸”，而把真正的父母叫做“阿姨”“叔叔”。 Pravat说他的孩子知道父母亲在为人民战争而战斗，他的儿子已说过他想学习打枪，这样他就能够与反动派作战了。 Pravat和他的妻子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在不同的地区工作，所以他们不能常见面，有时只能短暂地见次面，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很深厚。 我为 Pravat向我讲述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时所表现出来的自制和平淡感到吃惊。但即使我们开玩笑的时候也有一种严肃的性质： Pravat的另一面总是很紧张，对生活周围的危险保持高度警惕，对革命事业毫无保留。当 Pravat讲完他的故事时，我们在月光下已站了大约一个小时。但我抬头昂望天空，我突然感到了Pravat沉静的勇敢之中的深沉。那儿，伴着群星，我看到了许多许多我在尼泊尔遇到的和 Pravat一样的同志们的面孔

第十四部分：女战士 作者：李　奥内斯托（By Li Onesto） 革命工人报 1032期，1999年11月28日（Revolutionary Worker #1032, November 28, 1999） 我们穿过Rukum后，我和冉乔娜悲伤地告别。当我们在Rolpa地区旅行时，我总是陪在我的身旁。在漆黑的夜里，是她伸出双手把我拉上了最陡峭的山崖，当我步履蹒跚地穿过溪谷时，是她伸出双手把我扶稳。 象人民军队的大多数游击队员一样，冉乔娜是个年轻的姑娘，来自农民家庭。她健壮，对革命事业衷心耿耿。在漫长的日日夜夜，她和班里的男同志一样步伐稳健、迅速地翻山越岭。除了步枪，她还背着其它沉重的东西。 一天，我问冉乔娜是否愿意和我讲讲她的故事。开始，她犹豫了——对我想要采访她感到吃惊。接着她就说：“可以的。但要等一会儿，吃过饭吧。我得先想想我要说些什么。”结果是等了两天，当我们到达边境线要说再见时，才有坐下来谈话的机会。冉乔娜见过我对重要的党领导人和军队指挥官的采访，现在她将成为所讲的话都会被我记在笔记本上的人，既十分热情又充满激动。我要她讲一些家人的事情和她做为一名妇女在农村是怎样成长起来的，她答道： “我们家有11口人，妈妈、爸爸，三个哥哥，两个妹妹，嫂子和三个外甥。我是最大的女孩，18岁了。我来自Rolpa的农民家庭。父母让我的三个哥哥都上学了，就是不让我上学。他们说，女孩学习是没有用的，因为她要嫁出去，到另一家去生活。当时，这令我非常伤心。当村里开办了一个六个月的成人教育班时，我到那去学习读书写字。当我做这事的时候，父亲总是不要我去，反而命令我到树林里去割草、捡柴。” 冉乔娜接下去讲述了她是如何参加人民军队的： “人民战争发动前，我对政治和政党一窍不通。人民战争爆发后，我的一个亲戚建议我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化小组，还要我参加他们的演习。这事我一点也没告诉父母亲——我只告诉了我大哥。他回答说：‘如果你想死的话，就去吧......你能扛枪吗？’我回答说：‘你们不给我学习的机会，现在我急着想解决国家和人民的许多问题。我要为争取解放而战斗。如果你不允许我去，我会反抗的。’ “当地党组织的一位同志来找我家人谈话，来了好几次，讨论革命政治和人民战争。一年前，争论了许多次后，父母亲终于愉快地同意我入党了。我开始在妇女组织里工作，参加了女民兵。八个月后，我又升到了这个班。我对人民战争的前景充满乐观。 “现在我家所有人都很清楚人民战争的政治路线。他们都参加了群众组织，我十五岁的小妹妹也上了学。她已经六年级毕业了，在教别人读书。当我在成人教育班时，我从没有时间学习，而在人民军队里我有时间读书写字，其它的同志给我以帮助。现在我能读报和写信了。 “以前我急于在党内工作。但进入这个班后，我参加了一次遭遇战，现在更忠诚于党了。我们14位同志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转移时，遭到了警察的伏击，一位同志牺牲了，我发誓要报仇。只要还有一滴血，我就要和敌人战斗到底。现在我很愉快，我们就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了。 “在人民战争的第三年，我参加了对Rolpa市Jugar警察所的一次行动。我们的目标是杀掉岗哨，震慑警察。当我们向警察开枪射击时，他们跑到森林里逃命去了。另一件事是我们班的四位同志在村里工作时发生的。当时村里有29警察，他们看到我们后逃跑了” 　 封建主义和不平等 冉乔娜所讲述的她被拒绝接受教育的情况是尼泊尔妇女所受遭遇的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在封建主义下，女孩在儿提时代是“有用”、“有价值”的，那时她可以帮助家人做点家务。但根据封建思想，为女孩“投资”让她接受教育是不值得的，因为她最终要嫁人，最终要离去和别的家庭生活在一起，为别的家庭干活。 尼泊尔农村有一句谚语：“养女儿就像给邻家的树浇水，你花费精力和金钱把树养大，果实却被别人摘。”我确实见到过许多允许上学的妇女，至少上到高中。但我在城市里的大学进行采访时，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男性。 一天下午，我看到冉乔娜在学习，做阅读和写字的练习，她全神贯注，双眼盯在页角卷起的书页上。我想到尼泊尔游击区是怎样地创造了这一独特景象呀！年轻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累弯了腰，她们离开家乡，拿起武器，学习读书写字，研究起她们为之战斗的革命政治和理论问题。这种景象叫人看了热泪直流。更重要的是，这令你对人民战争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的能力充满信心。 我见过许多和冉乔娜一样的妇女——她们对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的现象感到愤怒，在愤怒中长大，想方设法寻找机会参加人民军队。实际上，我发现人民战争最叫人激动的一件事就是妇女的参与。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看到、听到、感觉到了妇女对革命的热情。我从久经封建关系压制的年长妇女眼中看到了这一点：现在她们抬起头来憧憬着一种全新的社会。我从向来没有进过学校的年轻妇女的话中听出了这一点：她们兴奋地告诉我当她们第一次执行对敌军事任务时的感受。我从失去丈夫、儿子和女儿却仍继续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帮助游击队员的妇女们坚决、无畏的精神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反抗压迫妇女的战斗是人民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1996年武装斗争开始时，就象打开的监狱的大门，成千上万妇女冲上前来要求在战争中的平等地位。有的反抗了父亲哥哥们的阻止。有的不得不离开思想落后的丈夫。还有的逃离了父母亲准备好的已决定了她们命运的婚姻。 在加德满都我有幸采访了全尼妇女协会主席Rekha Sharm，她向我谈到了尼泊尔妇女受到的压迫。她说： “在农村地区妇女受到家庭、婆婆、丈夫——甚至有的妇女因为嫁妆问题被打死。这一问题在尼泊尔的整个城乡地区都存在。社会的看法是娶媳妇就是为了照顾丈夫和生孩子——这就是她们的好处。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尽量使妇女接受教育，让她们明白不是婆婆、丈夫而是这个受到国家保护的社会结构在压迫她们。我们需要彻底的改变、革命。我们要教育妇女使她们认识到这一事实。” Rekha还给我讲了买卖妇女这一普遍现象。每年有5000至7000十岁到十八岁之间的妇女被出卖到印度，沦为妓女。这些年轻的妇女实际上被父亲、哥哥和叔叔们以牛羊一样的价格被卖掉。有时欺骗她们说给她们找了一份“好工作”。 据估计，在印度沦为妓女的妇女和女孩的人数由40000上升到了200000。尼泊尔妇女还有遭到绑架被卖到海湾地区妓院的。每年都有数百被迫沦为妓女的妇女从国外返回尼泊尔，许多都感染了艾滋病毒。 早婚、早育，过多的怀孕给妇女的身心健康带来了危害。妇女必须得生一个儿子以继承家业，这给她们带来了压力，即使这危及她们的健康。实际上，尼泊尔是世界上母亲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875/100000人次），不能生个儿子的妇女常常被遗弃，受到社会的排斥——或者是她们的丈夫再娶第二个妻子。 尼泊尔妇女还要面对禁止流产法的压迫。在我们这儿流产是违法的——流产和杀人一样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即使怀孕对妇女的健康或生命造成危险或者是由强奸、乱伦引起的。许多妇女因为流产被关进监狱，判处长达20年的徒刑。严酷的禁止流产法使非法的、不安全的人工流产数量上升，这导致了——根据尼泊尔的司法报告——全国半数以上的母亲死亡。我过读过一篇新闻报导，讲一位医生最近游历了尼泊尔全国各地的医院，他发现医院里数量众多的妇女患的都是非法人工流产的并发症，在加德满都妇女医院，61%的妇女病例都是由人工流产引起的。

　 新型关系 人民战争改变了农村地区那单调的例常的生活——尤其是它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进行了劳动分工。在封建社会里，妇女命中注定的从属地位使她们受到压迫：照顾小孩、做饭、洗衣。革命开始改变了这一切。例如，当我们旅行时，看到班里的男同志在做每天的饭菜，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几个小时的徒步旅行实在增加了人们的食欲，对我来说，男同志做的饭菜总是尤其味道香甜。有时我们来到一座村庄，班里的男同志立刻开始收拾柴禾准备做饭。当我们坐下来吃饭时，他们送饭，我们吃完饭后他们涮盘子。有时当这一切正在进行的时候，班里的女同志和村里的妇女也坐在旁边做些别的事情。当我看到所有这些时，我就想到在尼泊尔这是多么不寻常而又是多么基本的景象呀。一位女同志告诉我： “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人们的思想发生了许多变化。父亲和哥哥现在也开始干象做饭、取水、涮盘子这样的活了。妇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妇女是不允许干象修房顶、犁地一样的活儿的。而现在在人民战争进行的地区妇女很容易就能做到这些。按照传统，以前妇女是不做编篮子、席子一类的活的。妇女们过去也认为她们做不好这些工作。但当我们大胆地去做这些活时，那又很简单。所以，只要我们敢做，我们什么都能做到：男女之间没有差别。对妇女作用的看法，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实际上都发生了变化。 “有两件事情要求妇女也得做男人的工作。第一：形势所迫，一些男人必须转入地下，所以妇女也要做犁地、修房顶或其它一些‘男人的工作’。例如：在我父亲的村庄里，因为警察所有的男人被迫转入地下。警察袭击村庄、抢劫粮食、谷子、ghee（一种做饭用的油）。所以妇女开始犁地、修房顶。第二是妇女们从思想上坚信能做好这些工作。 “人民战争爆发前，很少有妇女敢做男人的工作，而战争爆发后，没有哪种工作妇女不敢做的。同样，男人也能做妇女的各种工作，他们也毫不犹豫地去做这些。人民战争发动前，男人们可不这样想，而随着人民战争的发动，他们的思想改变了。” 我还注意到人民战争在其它方面也改变了男女间相互的关系：例如我和人民军队一起生活、旅行时真正感到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女人和男人一起工作时完全不受拘束的情形。这里没有“性紧张”，我总是感到十分安全。有时我们会处于这样的环境：在外面的奶牛棚里、或在农家的地板上，在这样的地方我们只好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睡在一起。但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从来没有感觉到不舒服，因为我知道这些和我们一起旅行的游击队员和党员们把女同志看作是革命斗争中平等的战友——而不是性对象。 在我访问过的所有游击区里，看起来妇女好象依然还担负着照顾小孩的主要责任。但这也开始在慢慢地发生变化。我碰到过许多带小孩的女同志，人民总是轮流照看小孩——在“革命团体”里，每一个都被看作是孩子的“叔叔”、“阿姨”。还没有一个照顾小孩的集体组织，但几个同志告诉我他们正努力想办法建立这样一个组织，这会使妇女在革命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随着革命的前进和根据地的形成，组织并维持一个象照看儿童一类的集体会更容易一些。现在，大多数完全投身革命的妇女不得不把她们的幼小的孩子随身带着。当孩子还在养育期时她们这样做，当孩子长大一点后，她们就找亲戚照顾小孩。 　 拿起枪来 　 对许多妇女来说，人民战争使她们很快摆脱了受压迫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她们不能上学，被迫接受事先安排好的婚姻，把她们的余生都献给丈夫、公公、婆婆和孩子。人民战争给许多被丈夫遗弃、受到强奸被社会鄙视、或家庭不能提供嫁妆而嫁不出去的妇女提供了崭新的生活。我碰到的革命妇女都强烈地感受到现政府不会也不能解决妇女所面临的不平等问题。她们为革命带来的美好社会的前景所鼓舞，在那个社会里，妇女能平等地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发动革命改造世界的斗争中。 Rukum的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我成为一个革命者有多种不同的原因，第一、女儿和儿子之间的不平等——例如在财产方面，女儿没有权利。和男人相比妇女受到父母亲、丈夫和其它家庭成员的歧视。尼泊尔的妇女还受到封建制度的压迫，许多妇女来到印度成了妓女。这些妇女受到的压迫是我产生要成为一个革命者的想法的主要原因。” 我还听到过妇女们想要参加革命而受到阻碍的事情。一位革命妇女组织的领导人告诉我：“我伯伯是家里的当家人，开始他不许我参加妇女组织。我对此进行了反抗，在外面生活了六个月。当我再回到家，家人因为我做的事情不愿再接受我了。妇女组织，还有我在内，一起来找我伯伯，尽力说服他，向他讲了妇女的权利，我们这样做了许多次。他也不说妇女组织的坏话，但就是不让我参加。他希望我呆在家里干家里所有的活。” Rolpa的另一位妇女告诉我：“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就为我安排好了婚姻。我在15岁时就到丈夫家里生活了，在那里生活了8年，我丈夫比我小一两岁，两年后他就到印度工作去了，一直没有回来，我和兄弟一起去印度努力找到他，把他带了回来。但不到一个月，他又去了印度，再也没有回来。我今年27岁了。两年前，我离开了第一个丈夫的家，嫁给了第二个丈夫——恋爱结婚，不是别人安排的那种。当我们结婚时，他是班里的一个成员，现在他是排里的一名战士。在战争时期，不要孩子是容易的，尤其是对完全参加革命的同志。就是在革命结束后，少要几个孩子也比多要几个孩子好。” 在 Rukum我和该地区妇女组织委员会的主席进行过交谈。她是地委的一名成员，她丈夫被关进监狱已经两年了。她告诉我： “人民战争发动后，越来越多的妇女参加了武装斗争、参加了志愿者组织、民兵和小分队。在这一地区，有8个妇女民兵组织，每个组织有5至7名成员。也有的妇女参加了由男同志和女同志共同组成的民兵队伍。 妇女们参加了党的各级组织，直至参加地区委员会。全地区有大约500个本地妇女组织委员会，8个地区委员会和一个行政区委员会。她们都很积极，她们参加了革命团结阵线。” 人民军队有一项政策，每支游击队（由8至11名成员组成）必须招募至少两名妇女。女游击战士是战斗员、宣传员，还要种地。妇女不象组织者、宣传者、文娱工作者和护士一样参加战斗，她们做后勤工作、侦察敌情，为党的干部和游击战士提供住处，慰问烈士和被囚同志的家属。 ******** 我总是对尼泊尔妇女如此急切地“拿起枪来”（用她们的话来说）的方式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我想到这些妇女，在遭受到各种各样封建压迫的情况下是怎样地成长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对这些常常是远远地呆在家中的妇女来说，走出来参加人民军队和党的队伍是多么勇敢的一件事情啊！那些骄傲地扛起枪来，拿起 khukuri刀和手榴弹的年轻农村妇女的形象是我在这些游击区旅行时留下的最强烈的记忆.

第十五部分：新女性，新人民政权 革命工人 1033期 1999年12月5日 我们在这个村庄里只有一天，但我们安排今天下午出发继续穿越鲁孔地区的旅行。孩子们正在学校院里打排球，然而今天晚上，准备在这儿举行一场群众欢送大会。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要来参加这个仪式，充满了喜庆的气氛。由12个年青人组成的民兵在院子里列队排开。当我和翻译从群众前面走过时，他们向我们致以敬礼。群众前面摆着一张长桌子。 仪式充满了亲情和温情。大家作了简短的演说，进行了文化演出。当地群众组织的领导走上前来送给我一些礼物。——当地村民织的织物，两只人工做的袋子，一只上面绣着“鲁孔”二字，一个传统的绳结，用来兜住从你的前额垂下的饰物。 当大会结束时，已是夕阳西下了。我们的随行人员都在准备离开。沿路列队站着着村民们向我们道别，当地民兵开路，很认真地护卫着我们。当我们走上小路时，所有人都向我们挥手，并高呼：“lal salaam”（革命敬礼）。 当我们离开时已是黄昏。我们动身后不久，太阳就消失在群山后面了。我们必须摸黑赶路。又走了几个小时，我们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不到度夜的地方，同志们告诉我说，离到达下一个住处还得走四个多小时的路。我们决定今晚露营，而且，我们很幸运地遇到一些牧羊人，他们很乐意为我们提供一片靠近他们篝火的地方。他们赶着一大群羊，我们就在狗汪汪的叫声和山羊咩咩的叫声中度过了一夜，它们就在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走动着。 第二天，我们到达了鲁孔的另一个村庄，一些被警察杀害的烈士们的亲属聚集在那里等着和我谈话。当我听到这些烈士们的故事时，这么多的妇女在革命中战斗献身，她们付出了同等的牺牲。这深深地打动了我。 在人民战争的头三年半时间里，有800多人献出了生命，其中100多人是妇女。许多妇女失去了丈夫和孩子。许多妇女被杀害、被强奸，受到了警察的残酷镇压。我听到无数妇女面对折磨依然进行着强烈而坚定的反抗的事迹。 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自从人民战争发动后，反动派们付出了许多努力，企图阻止妇女参加人民战争。已有近50名妇女为此而牺牲，她们大多来自西部地区。数千名遭到强奸，许多妇女被关进监狱。我可以向你举个例子。当地进行选举的时候，警察来要求妇女参加选举。但遭到拒绝。警察在一个地方包围了14名妇女，并强奸了她们。其中一个遭他们强奸的妇女才12岁，她受到了很重的伤害，有一个星期都不能走路。 “在有些案件中，有些妇女“失踪”了，有时警察强迫被他们逮捕的妇女和他们结婚。尼泊尔有个传统，当妇女结婚时，要在脸上搽上红粉，警察就对被他们逮捕的妇女们采取这样的行动以侮辱她们。他们还给被逮捕的妇女穿上警服，命令她们像警察一样做事。但妇女们拒绝这样做，她们不向警察泄露任何机密。 “西部地区还有很多妇女遭受折磨的事情。在有个地区，警察残暴地对待妇女组织的一个密书，尽管她已怀孕，警察还是强奸了她。她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圈，拼命逃跑，但她遭受过毒打，身体虚弱，再也跑不动了，警察开枪把她打死了。尽管遭受到如此的折磨和镇压，几乎所有的妇女还是相信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够解放她们。” 当我在加德满都时，全尼妇女协会（革命）主席Rekha Sharma给我讲了许多警察尤其对革命妇女采取恶毒手段的其它事情。她说： “警察来到他们怀疑参加人民战争的人们家里，问妇女道：‘你丈夫哪儿去了’或者‘你儿子哪儿去了？’比如，在Pyuautan地区，有一家丈夫是一名教师，他不在家中，妻子Radhad Ghimise怀着孕，警察来到她家问她丈夫的情况，然后就逮捕了她，把她带到了森林里。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两三个星期后，人们发现她的头被砍了。 另一个例子是Depa Khadka，她是全尼泊尔妇女协会Dolakha地区的主席（革命）。她被逮捕是因为她有一叠上方印着我们组织名字的信笺。她被关押时遭到了轮奸。另一妇女到监狱里看望她丈夫，遭到了毒打，不久就死去了。” 在封建制度下，遭到强暴的人受到蔑视。革命用阶级仇恨代替了耻辱。 Rekha告诉我说，警察的残暴消灭不了尼泊尔妇女的革命精神。她说：“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妇女，象她们的丈夫或儿子一样，不会是仅仅坐下来哭泣，而是显示了她们的革命精神。当妇女受到盘问的时候，即使她们受到酷刑，她们也不向敌人泄露机密。”

三结合委员会里的妇女们

在尼泊尔，妇女们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封建半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农民依赖土地生存。而根据法律，妇女不能象男子一样平等地拥有或继承土地。在有些地区，又有些大地主，农民又受到债务的束缚。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必须为清偿债务而劳作，一些妇女被迫从事性交易，给地主干活。 农业革命是尼泊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人民战争直接提出了妇女获得土地的问题。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并在此过程中实行“妇女享有平等的财产权”的原则。在实行新人民政权的地区，人民法庭为许多寡妇和未婚妇女夺回了她们的土地：被地主和其它反动派窃取的土地。这只是新的人民政权开始解放妇女的途径之一。 在整个游击区，妇女们都参加了“三一委员会”，这是一个检查管理各种各样农村生活的组织。作为党员、作为人民军队的成员、作为联合阵线群众组织的参加者——妇女在实行新人民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几乎所有和我谈过话的农民都说他们一年收获的粮食不能养活他们的家人。所有每年总得有几个月，他们要到城市里或印度去打工——也这意味着妇女和孩子得留下来种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现在在人民战争强盛的地区，集体耕种正在为丈夫参加革命斗争或离家到城里打工的人家提供帮助。 一位妇女组织者还解释道： “由于压迫很重，形势如此恶劣，大多数男人都不能公开地留在村子里。但妇女群众还得在村子里生活。所有新人民政权的许多工作都是由妇女通过三一委员会的形式进行的。妇女们还要解决许多当地问题，比如人们之间的争吵和纽纷。通过三一委员会里，妇女占了成员总数的30%到50%。” 当我和罗尔帕地区全尼妇女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谈时，我问她他们怎样处理妇女受到丈夫虐待的问题。她给我举的一个例子是村子里的一个男子骗了他妻子的事情。她说： “妇女组织领导着妇女群众惩罚了他，给他戴上“花环”（把他的鞋系在一块做成的‘项链’），给他脸上涂上颜色，并把他示众。另一个例子是一个贫穷的农民妇女到加德满都做工：搬砖头，当地的一名男子强奸了她。 妇女组织发现了这件事情，就来到他家逮捕并惩罚了他。她们把他头上的头发剃掉一半，并命令他自己揪着双耳，在所有人面前不停地站起坐下。我们当着所有的群众暴露了他的罪行，人民支持我们在当地所做的这些工作。” 我还得知一夫多妻制（男人可以娶两个妻子）是尼泊尔的一个封建传统。党反对一夫反妻制和包办婚姻。所有人民战争力量强大的地方，都进行了许多消灭这种现象的斗争。在一些地区，三一委员会实行新的政策，以保障受到这些行为压迫的妇女们的权利。鲁孔地区的一名妇女告诉我： “在我们这一地区，三年来在对待妇女的态度和行为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例如，我们参加了司法部门（人民政权委员会的一个部门）。我们参与解决了许多问题，比如重婚案，在这里我们保证第一个妻子财产的权利。有些第二个妻子必须离婚，因为这样对第一个妻子太不公平了。 “要求离婚的人上诉到人民法庭，我们来决定这个案子。大多数要求离婚的是妇女，由于不堪受到殴打或谋杀未遂，或者是其它侮辱。如果妇女在离婚时要求分得财产，法院会帮助她。在每一个案件里，法院都会调查谁对谁错。 “有些已婚妇女再次结婚后受到歧视。现在她们在再婚后与原来的丈夫离婚，这样她们就不再受到他的束缚了。根据传统，如果妇女再婚，第一个丈夫将从第二个丈夫那儿得到一笔钱（例如嫁妆）。我们现在废除了这个规矩。对那些离开自己的丈夫而不再结婚的妇女而言，有些人仍然尊循着相同的规矩（丈夫得到一些钱。），但我们的目标是完全废除这一习惯。 “在人民战争发动前，有许多丈夫殴打妻子的案件，甚至包括党的干部。现在群众中这些事情只有很少几件了。在人民战争支持者和干部中部，这种情况几乎没有了。如果党发现任何一起这样的案件，我们都要对他采取行动。 人民会继续与丈夫的不良行为进行斗争。如果妻子受到伤害，妇女组织或人民法院就要强迫丈夫同意妻子离婚的权利。我们不对殴打妻子的人进行任何体罚，但他们要受到羞辱——如果在脸上涂脂抹粉，“鞋花环”、还有在村子里游街。 革命对其它许多压迫妇女的封建传统都提出了挑战——比如重男轻女，妇女在月经期间不能触摸，还有寡妇只能哀悼中度过余生的传统。 我遇到的许多丈夫在战争牺牲的妇女依然穿着鲜艳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根据封建传统这是不许可的。革命还改变了一些传统的庆祝仪式。例如，根据印度教的庆祝方仪式， "Teej"要求妇女禁食一天，在这一天，已婚妇女要为丈夫的长寿祈祷一天，而未婚妇女要为她们符合条件的丈夫而祈祷。而现在这一天改为发起对人民战争支持活动的一天。

革命妇女组织

全尼泊尔，所有不同的政治势力，包括政府中的反动政党，都有妇女组织。但毛主义者的妇女组织与他们不同，它把反对妇女遭受到的压迫的斗争与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目标结合了起来。 Rekha Sharm给我讲了她领导的组织全尼妇女协会（革命）看到了反对妇女所受压迫的斗争与赢得人民对人民战争的支持两者之间的联系。 “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妇女面临的压迫只有通过推翻封建制度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这个改良主义妇女组织的观点不同。我们的行动是要求完全的解决，我们对解决方案十分清楚，妇女受压迫的主要根源在于封建主义和国家政权。我们努力工作以求永久的解决方案——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帮助人民战争获得发展。随着人民战争的胜利，妇女问题将得到解决，妇女将获得平等的地位。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坐等长久的解决方案，我们一些活动的目标是使政府能够产生一些变化。 城市里的革命妇女组织普及并建立对人民战争的支持。而农村的毛主义妇女小组则直接参加了战争——鼓励妇女参加人民军队和民兵，建立新型人民政权，改革原来人们之是的社会关系。一位西部地区的妇女的组织者告诉我： “在开始的日子里，我们开始提高妇女们的觉悟，比如谈谈通过斗争获取平等权利之类的话题。我们反对传统的压迫妇女的保守观点，比如在农村如果妇女嫁给了一个男人，男方家庭要付出嫁妆（在城市里，是女方家庭提供嫁妆。），嫁妆也许只是几瓶酒、一些面包和一些羊。我们说这等于是把妇女给卖了。我们反对这种行为。在这些地区，我们还禁止喝酒。结果避免了许多妻子挨打的事情。实际上，许多妇女被革命妇女组织所吸引就是因为这些事情。我们还反对童婚和一夫多妻制。我们还组织群众运动反对一夫多妻制。 “我们为烈士们建立了许多纪念馆，还修了许多路以怀念他们。我们还建立了厕所以提高农村的卫生状况。在农业合作组织我们互相帮助，集体劳动。我们还制定了学习文化的计划，我们告诉妇女由于经济条件落后，要少生孩子。在革命发生政治影响之前，总是男人有权决定什么时候要孩子。而现在是大多数妇女和丈夫一起决定这个问题。我们说妇女有权决定她们什么时候结婚和要孩子。” 革命妇女组织还为妇女办起学习班讨论人民战争和马列毛主义。妇女同志们告诉我，在罗尔帕和鲁孔的许多地区，很少有不参加革命组织的妇女。革命妇女组织的成员下有14岁的年青人，上有70岁的老人，但大多在15岁至30岁之间。 我问一位在罗尔帕全尼妇女组织（革命）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妇女同志，请她给我描述一下她们组织的工作，她回答说： “妇女们有着非常强烈的阶级仇恨，她们对党越来越热爱，因为只有毛主义者才能给她们带来解放。我们的组织开始对男同志和女同志进行成人教育。我们为烈士们建立了许多记念碑，为牲畜修了路。 “根据传统，妇女在许多节日的时候都要回娘家，系上红带子。但现在我们打破了这些传统，在这些场合，我们就不再系红带子了。我们要建立新的文化。 我们不实行这种传统的风俗，我们把人民战争发动的日子2月13日作为新的节日。在这个新的革命节日里，我们拜访烈士家属，送给他们礼物，并从他们那儿得到 tikka。 “如果有妇女来到我们的协会要求我们惩办欺负她的人，比如有人喝了酒，打了他妻子，她不愿再与他在一起了，她就会找到我们的组织来解决这一问题，她丈夫不愿意她离开，而她想要离开，妇女组织就决定她可以离开。 “我们还给党送去食物、玉米和通讯，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后勤工作。我们为步枪制造子弹和黑火药，我们开办商店，把商品按成本价格出售给党。地方和地区委员会的同志们为班里、排里的战士打手套，我们为党写帖在墙上的标语。我们鼓励妇女参加民兵，我们为党生产粮食，我们还为党提供鸡羊。” 许多妇女告诉我，男同志鼓励妇女参与——增强政治观念，成为人民战争参加者。还有许多夫妻，男女双方都成了人民战争的忠诚战士，当他们结婚时，他们实行“共产主义仪式”而不是传统的结婚仪式。一位妇女组织者告诉我，“人民战争发动前，有许多支持妇女的思想，但并不总能给予实行。但人民战争发动后，一切都发生了真正的变化，现在妇女在人民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 Rekha Sharma 告诉我，“列宁说过妇女很好地参加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参加革命的妇女在这儿显得非常引人注目，并和世人展示，她们并不是无助的，而是非常强大，和男人一样平等。 “我们也听说过其它国家也有女革命者，但现在我们能够亲眼看到这一眼——通过你对我们的访问。我们对你来到这里访问我们并了解我们的情况和斗争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还希望，通过《革命工人》，你能够把我们的工作：人民战争和我们的客观情况传达给美国受压迫妇女和全世界人民。 “我们希望你能够告诉全世界我们妇女正在与敌人战斗，正在付出牺牲，正在竭尽全力。这个消息会产生两种结果，它会向世界被压迫人民暴露真相，鼓舞他们参加革命，它也会争得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支持。”

电讯：来自尼泊尔人民战争的报导

第20部分：告别西部地区

李 奥内斯托 　 我们已在罗尔帕、鲁孔和Solyan 旅行了将近一个月，现在我们正在返回尼泊尔西部我们这次旅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穿过一些美丽的梯状的田野，它比我们曾经历过的许多地方更加郁郁郁葱葱。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一个宽阔的峡谷里步行，走路更加容易——没那么多的上下攀登。沿路我们遇到了一块大石碑，为革命烈士而建的。它的外表已遭到警察的毁坏。

附近，一些村民前来欢迎我们，并带领我们去参观一间小棚屋，现在它已对村子的人们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警察不断来到村里骚扰人民。所以一些游击队员来了，在小棚屋外面的石凳下设置了炸弹。他们告诉村里的人们远离石凳。大约有一个月，每个人，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走近那间棚屋。

终于，一些警察来了，村民们屏住呼吸，等待他们坐在石凳上休息。人们本希望炸弹爆炸时那群混蛋警察都会给炸死。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告诉我，当一名警察终于坐到石凳上时，只有两名警察在旁边。所以只有一个被炸死，另一个受了伤。但人们还是为这次对警察的攻击感到自豪，一些村民还在石凳前摆好姿式合影。

大清早我们到达了罗尔帕的一个村庄，在那儿组织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同志们在外面安排一块地方，墙上插着许多红色的旗帜。来自周围地区党的领导同志、干部和群众傍晚的时候开始在这儿集结。

当地的文化小组开始了演出。而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时，不由得想起这几个星期以来，为我组织的所有“欢迎”和“送别”的文娱演出。我确信，同志们组织这些演出是不容易的。

深入游击区，人们常常是在非常危险的环境下旅行——有时要在漆黑的夜里连续走上多个小时。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时期。这是最紧张的时期，政府向这一地区派遣了数万名警察。 烈属们来向我讲述他们亲人惨遭敌人杀害的经历。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敌人的这些暴行。刚刚从与敌人激战中归来的战士们急切地想让我把他们的成功故事写在笔记本上。党的领导同志也长时间地和我交谈，很细致地向我讲述发动毛主义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深信这些消息将会取得其它国家人民的支持。

现在，在罗尔泊的最后一次文娱演出上，当轮到我向群众发表演说时，我再一次代表美国被压迫人民向他们传达了共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我离家乡非常遥远。但我感到我好象又有了一个新家，在尼泊尔这儿，和这么多的好同志在一起。虽然我们生活和旅行在战争地区，有许多的危险，但和人民军队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我不会讲尼泊尔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马列毛主义。我们有实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共同梦想。”

演出于晚上8：30结束，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进屋去，避一避阴暗寒冷的夜气，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坐在一起谈起话来。陪我一起旅行的同志们知道我在西部地区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在我离开之前，他们有一长串问题想要向我提问。这些星期以来，采访了那么多的人们，今晚该轮到我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同志们想知道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那儿进行着怎么样的群众斗争，我为什么认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还想谈谈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同志们是那么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使我深受感动。 第二天早上，为我安排了依次数个小时的采访。

一位来谈话的同志来自罗尔帕地区指挥党委会（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他向我讲述了人民群众是如何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的经历。

“在第二次血洗行动时期，77名警察来到这个村子，埃家埃户地搜人。一名地区委员会成员和一名党员，他们是兄弟俩，遭到逮捕，被绑了起来。弟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成功地跑开了，那个地方有许多警察，6名警察追上了他。哥哥被枪击中，重伤很重，但他还是逃掉了，藏在一个小小的洞穴里。警察整天都在寻找他，但还是没能发现他。党的干部知道那个洞穴，夜里，他们过来找到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封锁了两天所有的路口，搜遍了整个村庄和丛林，但那位同志还是逃掉了。这个事件使人民认识到当警察到来的时候，反抗会更好，不能只等着让他们抓捕你。

“如果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就更顽强地反抗。如果我们示弱，敌人不但不会后退，反而会加强他们的镇压。在政府的第二次血洗行动期间，警察来攻击我们，遭到了群众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撤退，现在这一地区掌握在了我们手中。”

　 一 位 无 产 阶 级 战 士

　 29岁的班长Tamil坐在旁边接受采访，我请他给我讲述他的经历，他如何参加了人民战争。尼泊尔90%的人们都是农民，而Tamil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些农民是如何在作为无产阶级的经历中找到参加革命的道路的。

“我家里非常贫穷，因此我15岁时就到印度找工作。我在那儿生活了8年，在乡下工作，搜集制做药品的原材料。后来，我来到城里，到一家制造塑料袋的工厂工作。我还给一家钢厂做过保安。我在巧克力工厂和铅笔工厂上过班。工资非常低，每个月大约400卢比（约6美元）。按照法律规定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干12个小时。当我们干活超过12个小时的时候，会得到非常少的一点额外报酬。

“1994年，我回到尼泊尔，在那儿生活了1个月。在那期间，我接触了当地党的领导同志，他向我讲了党的情况。但那时候，我还不怎么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决定回到印度。这次我在印度生活了5个月。我从事采摘和拉运苹果的工作，当季节结束后，我于1994年回到家中。

“我回来后又拜访了那位党的领导同志，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多次谈到了党。这位领导同志谈到人民是如何地遭受压迫，村子里的高利贷主和其它反动派是如何地剥削人民。他还谈到当年轻人不得不到印度去做工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剥削。他还谈到我们为什么必须与阶级敌人战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仔细地想了这一切，深深地受到党的政治思想的影响，也很想知道党的更多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

“1995年，我参加了党的活动，我加入了共青团（青年共产主义小组）。那时候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直到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斗争。我参加的第一次行动是攻打当地的一家土豪。由于这次行动我受到指控，被迫转入地下。

“当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是战斗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Holeri警察哨所的袭击。在第二计划期间，我成为当时成立的第一班的战士。我参加了1997年对Piuthan Lung警察哨所的袭击，还参加了其它许多次伏击、炸弹袭击和夺取武器的行动。6个月前，我升为班长。”

　 贾 贾 科 特 的 斗 争

其它几位同志过来谈话，当我们谈话结束时，正是下午中分。我们勿忙辞别，以便尽可能地在白天赶路。我们步行了大约五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我们找地方度夜时，天色已是非常黑暗了。

在尼泊尔给陌生人提供食宿是农民的传统。即使他们非常贫穷，他们还是和别人分亨自己的东西。同志们有时会在欢迎并非常高兴地给毛主义者提供食宿的人家找地方住。但这次情况不同，由于是在有些不太熟悉的地区，同志们决定不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我们只说我们是旅行者，需要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我们敲一家的门，有弟兄两人让我们进了他们的小房子。屋里生着火，我们挤在它周围取暧。晚餐很简单——麦片和干菜——然而我非常饥饿，吃起来香甜多了。我们吃完后，主人给我们送来一些毯子铺在地板上，我们就躺下睡了。

早上5点15分，我们又踏上小路，早上9点30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当我们一到达，冉乔娜，第一个做我助手的女战士就跑出来欢迎我们。看到她我又惊讶又高兴。然后到屋里，是更多愉快的团聚——负责这个游击区的中央委员、罗尔泊和鲁孔的地委书记、还有其它我上月会见过的同志们都聚集在这儿等着召开最后的总结会。

我还会见了一些党的其它领导同志，包括贾贾科特（西部人民战争非常强大的地区之一）的地委书记。我没有时间访问贾贾科特，它位于鲁孔的东北，所以这个地委书记就赶了好多小时的路程前来向我进述该地区的工作。他说：

“我们地区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人民和执政党——尼泊尔议会（NC）之间的矛盾。随着修正主义的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和NC（尼泊尔议会）越来越靠近，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但NC的支持者越来越受到尼共（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在NC、UML和RPP（反动的Rashtriya Prajatantra 党）三个党的内部也有矛盾。

“贾贾科特地区的镇压十分残酷。政府宣称在选举中有50%的人投了票，而实际上大多人投票是被警察逼迫的——人们害怕呀。

“我们地区的主要经济矛盾是高利贷主/骗子和农民之间的。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地主，由于人民战争，当地的许多反动派或逃离了村庄，或停止了活动。但政府依然依靠他们的力量镇压人民。他们居住在当地首府里面，但有时候会窜回来给人民制造麻烦。”

这位同志告诉我在贾贾科特，象在Solyan一样，1990年之前党的影响不是那么强大。很多优秀的工作都是1990年之后做的，党和群众组织成长了起来，为1996年人民战争的发动做了准备。政府实行残酷镇压后，许多人害怕起来，不再支持党了。但同志们有能力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扭转形势的关键就是组织人民有计划地、有效地、强有力地攻击敌人的后方。这位同志描述了革命/反革命/更大的革命三者是如何辩证地转化的：

“1998年3月，人民军队在该地首府组织了一次伏击，杀死一名警察，其它三名警察受重伤。在第2次血洗行动期间，党在Ragda VDC进行了一次炸弹袭击，两名警察在这次袭击中身亡，两名受重伤。在选举期间，一个班攻击了尼泊尔议会（NC）的宣传队，打死1人，打伤2人。在Laha VDC的伏击中打死一名警察，打伤一名。人民军队还采取其它许多较小的行动。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有15名反动派——主要是暗探——被歼灭。

“一些人中还有封建思想，一些人和封建皇室有关系或有联系，并对人民群众产生着影响。还有对神灵、上帝和巫师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这些思想比鲁孔和罗尔泊地区的更加强大，这造成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宗教思想，即使他们并不支持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概念。反动派们对毛泽东主义者发起了宣传攻势，说：‘他们不信仰上帝，他们毁坏庙宇，等等’，人民群众中间，一些人对打破封建关系还有抵制，但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新事物。

“警察的进攻办法是包围和突袭。在某一天，警察哨所们联合起来对一个单独的村子发起进攻，在另一天他们会对另一个村子采取同样的行动。政府把贾贾科特地区看作是通往遥远的西部地区的门户。这一地区在地形上对人民战争有利，警察们就烧掉森林，用这种方式向革命发起进攻。

“政府的镇压使我们难以找到住处和进行联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害怕警察镇压的人离开了，到了印度。如果警察得知谁向毛泽东主义者提供了住处和食物，他们就会逮捕并（或）杀害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不断遭受到警察的骚扰。警察拿走了专职人员田地里的粮食。警察还没收专职人员家人的田地，警告人们说，如果他们在那块地里种庄稼就杀掉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就更加积极地参加党的工作。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参加了人民战争，老人和孩子就必须离开，到别的地方居住。党正在帮助这些人。但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有越来越的人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我们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制造出权力上的真空地带，人民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

　 向 西 部 地 区 致 以 革 命 敬 礼

　 今天是我在罗尔泊的最后一天，在西部地区最后的日子里，和领导这儿斗争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愉快。

革命报纸在这儿是“非法的”——被警察逮住携带它们，如果不被当场击毙，也几乎肯定意味着被捕。但还是有同志偷偷地把一些珍贵的报纸带进了这一地区，许多同志就围坐在一起，贪婪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品味着每一页。

有人还带了一小部分人们学习的复印资料。有资产阶级军事教材（主要来自印度，但还有一份来自美国）的读物，还有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籍，包括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Morning Deluge）和威廉 韩丁的《翻身》（Fanshen）。我很高兴地看到两本美国毛主义同志们写的书：And Mao Makes Five（中国文化大革命文献和论文集）[注1]和革命共产党主席Bob Avakian写的《假共产主义已经死去......真共产主义万岁》。

我在西部地区（人民战争这场暴风骤雨的核心地区）度过的这些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多么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人民战争的前线和这么多人进行交谈，是无与伦比的学习经历。我感到我不仅了解到许多人民战争正在如何发展的基本事实，通过和党员同志们、人民军队和群众一起旅行、生活和交谈，我还能真切地领悟到人民战争。而且在西部地区——对敌人来说最敏感的地区——让我真正体验到了战争环境。

在我们的总结会上，同志们问我在这次旅行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我告诉他们青年、妇女和被压迫民族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使我深受鼓舞。我谈到烈士们的家属是如何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必胜的力量和信心——即使是面对敌人残酷的镇压。我告诉他们我还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不仅是对敌人和旧的剥削社会的破坏，还是革命的建设。我看到人民战争是如何在播洒着新社会的种子，人民群众如何与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关系决裂，创造着崭新的革命经济和文化。 我还告诉同志们，他们在仅仅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如此地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实践和军事理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原始的“战斗组”发展为班、排和更大的军事组织。他们从小规模的进攻发展为更加先进的军事袭击和伏击。

我们谈到目前的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关健的时期。政府被迫竭尽全力粉碎这场人民战争正是由于革命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尤其是权力真空地区的发展，反动派逃离了那些地区，警察也不敢入内。许多地区，警察哨所正在集中起来，这意味着人民战争将会面临更大规模的警察部队。到目前为止，国家警察是派遣来镇压人民战争的力量。但政府正在讨论派遣尼泊尔军队。 这一切都要求人民军队的军事能力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在军事编制的大小方面（由排到连）；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水平方面；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会对人民战争采取一些主要的行动，这要求除了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有一个大的飞跃之外，人民军队的能力也要有一个大的飞跃。这也使让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建立国际间的团结、抗议反动派镇压人民战争的行为等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当我们离开这最后的一个村庄时，同志们聚集在外面最后为我们送别。这儿的一位中央委员称我的采访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是第一位前来亲眼目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兄弟党成员。所有的同志都说我的旅行鼓舞了他们，他们重申我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极为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传达给世界以帮助建立国际上的团结。

中午时分，我们出发了，稍迟的时候到达了村子里的学校，那儿聚集着大约100人。当地村民听说我将要路过那里特来欢迎我。当地党的领导向我表达了离别之意并赠送了礼物。然后我们和所有的人握手——许多人都拿着花环给我们戴在脖子上。

在我们离开罗尔泊/Solyan地区的路上，同志们自豪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高高的、尖尖的山顶。那儿过去是政府的Jimpe通讯塔，后来人民军队袭击了它，打伤两名警察，夺取了许多枪枝弹药。当这幕风景之上的太阳开始西下时，我注意到这是一幅多么合适的为我送别的画卷，——那一刻的所见、所听、所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离开西部地区是多么难舍的分别呀。我和这儿的同志已变得那么的亲近。我和他们一起爬上爬下，翻越了那么多的高山，坐在一起吃了那么多顿的饭，睡在慷慨的村民家中的泥土地板上，交谈、欢笑、讨论，度过了那么多深夜。当我们最后互致“革命敬礼”时，我为离开这些同志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用那么多的方法鼓励我。我感到十分激动，下定决心告诉全世界这儿的人们是如何照亮了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

[注1]：书的全称是：《毛泽东最后的伟大战斗》《And Mao Makes Five:Mao Tsetung's Last Great Battle》，Raymond Lotta （美国革命共产党的一个同志）编辑。辑录了文化大革命1973至1976间的文献。

附：英汉对照 　 Dispatches: Report from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Part 20: Red Salute to the West 　 　 向西部革命敬礼 By Li Onesto李 奥内斯托 We've been traveling in Rolpa, Rukum and Solyan for almost a month, and now we are heading back to the area where we started this journey in western Nepal. Today we're going through some beautifully terraced land that is greener than many of the other areas we've been in. Much of the time we're walking through a wide valley, so the going is easier--without so much climbing up and down. Along the way, we come across a large stone monument that has been built to the revolutionary martyrs. It has been defaced by the police. 我们已在罗尔泊、鲁孔和Solyan旅行了将近一月，现在我们正返回尼泊尔西部我们这次旅程开始的地方。今天我们穿过一些美丽的梯形田野，它比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许多地区更加苍翠。大部分时间我们在一个宽阔的峡谷里散步，走路更为容易——没那么多的上下攀爬。沿路我们遇到了一块大的石碑，为革命烈士而建的。它的外观已遭到警察的毁坏。 Nearby, some villagers come out to greet us and take us over to see a small hut that now has some special meaning to the people in this village. The police regularly come through this village and harass the people. So some guerrillas came and ped a bench outside this small shack. They told people in the village to stay away from the bench. For about a month, everyone, even the small children knew not to go near the hut. 附近，一些村民前来欢迎我们，并带我们去看一间小棚屋，现在它已对这村的人们有了一些特殊的意义。警察不断来到这村骚扰人民。所以一些游击队员来了，在小棚屋外面的石凳下设置了炸弹。他们告诉村里的人们远离石凳。大约有一个月，每个人，甚至连小孩子都知道不要走近那所棚屋。 Then finally, some police came through and the peasants held their breath, waiting for them to sit down to rest on the bench. The people had hoped that a whole bunch of the police would be hit by the mine when it went off. But unfortunately, they tell me, only two cops were there when one of them eventually sat down on the bench. So only one was killed, the other injured. But the people are proud of this attack on the enemy, and some of the villagers pose in front of the bench for a photo. 终于，一些警察来了，农民们屏住呼吸，等待他们坐在石凳上休息。人们本希望炸弹爆炸时那群混蛋警察都会被击中。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告诉我，当一名警察终于坐到石凳上时，只有两名警察有旁边。所以只有一个被炸死，另一个受了伤。但人们还是为这次对警察的攻击而自豪，一些村民还在石凳前合影留念。 By mid-morning we reach a village in Rolpa where our last mass meeting has been organized. The comrades set up an area outside with red banners on the walls and party leaders, cadre and masses from the surrounding area start gathering in the late afternoon. 大清早我们到达了罗尔泊的一个村庄，在那儿组织了我们的最后一次群众大会。同志们在外面安排一块地方，红色的旗帜插在墙上。来自周围地区党的领导同志，干部和群众傍晚的时候开始往这儿集结。 The local cultural team opens up the program. And, as I watch a young dancer twirl gracefully to the music, I think about all the "welcome" and "farewell" programs that have been organized for me in the last several weeks. I'm sure these meetings have not been easy for the comrades to organize. 当地的文化小组开始了文娱演出。而当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舞蹈演员伴着音乐翩翩起舞时，不由得想到这几个星期以来，为我组织的所有“欢迎”和“送别”的文娱演出。我确信，同志们组织这些演出是不容易的。 Deep in the guerrilla zones, people had to travel in dangerous conditions--sometimes walking for hours in the dark. And all this had taken place during the elections--a most intense period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has flooded this region with thousands of police. 深入游击区，人们常常在非常危险的条件下旅行——有时要在漆黑的夜里连续走上多个小时。这些都发生在选举时期。这是最紧张的时期，政府向这一地区派遣了数万名警察。 Families have come to tell me about loved ones killed by the police--wanting the world to know about the crimes of the enemy. Squad members have come--fresh from encounters with the enemy--anxious to have me record their success in my notebook. Party leaders have spent hours with me, telling in great detail what it means to wage a Maoist People's War--confident that this news will build support in other countries. 烈属们来向我讲述他们的亲人惨遭敌人杀害的故事。他们希望全世界都知道敌人的这些暴行。刚刚从与敌人的遭遇战中归来的战士们急切地想让我把他们的成功故事写在笔记本上。党的领导同志也长时间地和我交谈。很细致地向我讲述发动毛主义人民战争意味着什么——他们深信这些消息将会取得其它国家人民的支持。 Now, at this last program in Rolpa--when it comes time for me to address the crowd--I share, once again, my message of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on behalf of the oppressed mas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现在，在罗尔泊地区最后一次文娱演出的晚会上，当轮到我向群众发表演说时，我再一次代表美国受压迫人民群众向他们传达了共同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 "I am very far from home. But I feel like I have a new home, among so many good comrades, here in Nepal. I am living and traveling in a war zone, where there are many dangers. But I feel very safe with the people's army. I do not speak Nepali. But more importantly, we speak the same revolutionary language of Marxism-Leninism-Maoism--we have the same dreams of a better world." “我离家乡非常遥远。但我感到象是我又有了一个新家，在尼泊尔这儿，和这么多的好同志在一起。虽然我们生活和旅行于战争地区，有许多的危险，但和人民军队在一起，我感到非常安全。我不会讲尼泊尔语。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都讲一种共同的语言：马列毛主义。我们有实现一个更加美好世界的共同梦想。” The program finishes at 8:30 p.m. and, by this time, everyone is ready to go inside to escape the darkness and cold--and to get a warm meal. Then a bunch of us sit around talking. The comrades I have been traveling with know that my time in the West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they have a long list of questions they want to ask me before I leave. After weeks of interviewing so many people, tonight it is my turn to answer questions. 演出于晚上8：30结束，到了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进屋去，离开阴暗寒冷的夜气，吃一顿热气腾腾的晚餐。然后，我们一群人就坐在一起谈起话来。陪我一起旅行的同志们知道我在西部地区的旅程就要结束了，在我离开之前，他们有一长串问题想要向我提问。这些星期以来，采访了那么多的人们，今晚该轮到我回答他们的问题了。 The comrades want to know what it's lik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want to know what kind of mass struggle is going on, and why I think it's possible to make a revolution in such a powerful imperialist country. They also want to talk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prospects for revolution in the world. Once again, it strikes me how much these comrades see the People's War here as part of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revolution. 同志们想知道美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他们想知道那儿进行着怎么样的群众斗争，我为什么认为在这样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革命是可能的。他们还想谈谈国际形势和世界革命的前景。同志们是那么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是世界革命斗争的一部分，我再一次被他们的精神感动了。 The next morning there are several hours of interviews lined up for me. 第二天早上，为我安排了几个小时的采访。 One comrade who comes to talk is from 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 in Rolpa. He recounts a story of how the masses developed their confidence and determination in fighting the enemy: 一位来谈话的同志来自罗尔帕领导地区党委会（a leading area party committee）.他向我讲述了人民群众是如增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决心的事情。 "During Kilo Sera 2, 77 police came into this village and went door-to-door looking for people. One area committee member and one party member, two brothers, were arrested and tied up with rope. The younger brother got his hands untied and was able to run away. There were many police in the area and six police chased him. The older brother was shot and badly injured by the police, but he managed to escape and he hid in a small cave. The police looked for him all day but couldn't find him. Party cadre knew about the cave, and at night they went to get him and took him to a safe place. The police blocked the paths for two days and searched the village and the jungle but the comrade escaped. This incident made people see that it is better to resist when the police come and not just let them arrest you. “在第二次血洗行动时期，77名警察来到这个村子，埃门埃户地搜人。一位地区委员和一名党员，他们是兄弟俩，遭到逮捕并被绑了起来。弟弟解开了手上的绳索，成功地跑开了，那个地区有许多警察，6名警察追上了他。大哥哥被枪击中，受了重伤，但他还是逃掉了，藏在一个小小的洞穴里。警察整天都在寻找他，还是没能发现他。党的干部知道那个洞穴，夜里，他们过来找到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警察封锁了两天所有的路口，搜查了整个村庄和丛林，但那位同志还是逃掉了。这个事件使人民认识到当警察到来的时候，反抗会更好，不要只让他们抓捕你。 "If the enemy comes viciously, we resist strongly. If we are afraid, the enemy will not retreat, but will increase their repression. During the government's Kilo Sera 2 campaign, the police came to attack us. But the masses resisted strongly, the enemy was forced to retreat, and now the place is in our hands." “如果敌人来势汹汹，我们就更顽强地反抗。如果我们示弱，敌人就不会后退，而会加强他们的镇压。在政府的第二次血洗行动期间，警察来攻击我们，遭到了群众的顽强抵抗，敌人被迫撤退，现在这一地区掌握在了我们手中。” A Proletarian Fighter 一位无产阶级战士 Twenty-nine-year-old squad commander "Tamil" sits down next to be interviewed and I ask him to tell me about his life, how he came to join the People's War. Over 90 percent of the people in Nepal are peasants. But the story Tamil tells me shows how some peasants have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revolution through their experience as proletarians: 一位29岁的班长“Tamil”坐在旁边接受采访，我请他向我讲述他的经历，他如何参加了人民战争。尼泊尔90%的人们都是农民。而Tamil的故事向我展示了一些农民是如何在作为无产阶级的经历中找到参加革命的道路的。 "My family is very poor, so when I was 15 I went to India to find work. I lived there eight years, working as a laborer in the countryside, collecting raw material for medicine. Later I went to the city and worked in a factory making plastic bags. I also worked in a steel factory as a security guard. And I worked in a chocolate factory and a pencil factory. The wages were very low, about 400 rupees (about $6.00) a month. Legally we were supposed to work only eight hours, but we had to work 12 hours. When we worked more than 12 hours, we were paid very little for the extra hours. “我家非常贫穷，因此我15岁时就到印度找工作。我在那儿生活了8年，在乡一做工，采集制做药物的原材料。后来，我来到城里，到一家制造塑料袋的工厂做工。我还给一家钢厂做过保安。我在巧克力工厂和铅笔工厂上过班。工资非常低，每个月大约400卢比（约6美元）。按法律规定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但实际上我们必须干12个小时。当我们干活超过12小时时，会得到非常少的一点额外报酬。 "In 1994, I came back to Nepal and lived here one month. During this time I was in contact with the local party leader, who told me about the party. But at the time, I was not that influenced by them and I decided to return to India. I lived in India this time for five months. I worked picking and hauling apples, and then the season was over and I came back home in 1994. “1994年，我回到尼泊尔，在那儿生活了1个月。在那期间，我接触了当地党的领导人，他向我讲了党的情况。但那时候，我还不怎么受到他们的影响，我决定回到印度。这次我在印度生活了5个月。我以摘运苹果谋生，当季节结束后，我在1994年回了家。 "I visited the same party leader when I returned, and we talked for a long time, many times about the party. The local leader talked about how the people are oppressed and how the usurers and other reactionaries in the village exploit the people. He also talked about how youth are exploited when they have to go to India to work. He talked about how we have to fight against the class enemy to make a better life. I thought about all this and became very influenced by the party's politics and was interested to know more about the party's plans to start a People's War. “我回来后又拜访了那位党的领导人，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多次谈到了党。这位领导同志谈到人民是如何地遭受压迫，村子里的高利贷主和其它反动派是如何地剥削人民。他还谈到当年轻人不得不到印度去做工时，他们受到了怎样的剥削。他还谈到我们为什么必须与阶级敌人战斗，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我仔细地想了这一切，很受党的政治纲领的影响，也很想知道更多党发动人民战争的计划。 "I got involved in the party's activities and in 1995, I joined the YCL (the Young Communist League). This was a time of sharp class struggle in this area, leading up to the initiation, and I was very actively involved. The first action I was involved in was an attack on a local exploiter. I was charged with a case from this action and was forced to go underground. “1995年，我参加了党的活动，我加入了共青团（青年共产主义小组）。那时候这个地区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直至人民战争的发动，我非常积极地参加了斗争。我参加的第一次行动是攻打当地的一个土豪。由于这次行动我受到指控，被迫转入地下。 "At the time of the initiation, I was a member of a fighter group and was involved in the raid on the Holeri police post. Then in the Second Plan, I became a member of the first squad that was formed. I took part in the raid on the Piuthan Lung police post in 1997 and many other ambushes, mining actions and arms seizures. Six months ago I became a squad commander." “当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我是战斗组的一个成员，参加了对Holeri警察哨所的袭击。在第二计划期间，我成为那时成立的第一班的战士。我参加了1997年对Piuthan Lung警察哨所的袭击，还参加了其它许多伏击、炸弹袭击和夺取武器的行动。6个月前，我升为班长。” The Struggle in Jarjarkot 贾贾科特的斗争 Several other people come by to talk and, by the time we are done, it is mid-afternoon and we are in a hurry to leave so we can travel in as much daylight as possible. We walk for about five and a half hours, and by the time we start looking for some place to stay for the night, it is very dark. 其它几位同志过来谈话，当我们谈话结束时，已正是下午了。我们勿忙辞别，以便尽可能地在白天赶路。我们步行了大约五个半小时的路程，当我们找个地方度夜时，天色已是非常黑暗了。 In Nepal there is a tradition among the peasants to give strangers food and shelter. Even if they are very poor, the peasants share what they have. The comrades sometimes will find a shelter where the people will welcome and gladly give food and a place to sleep to Maoists. But in this case, the comrades decide not to reveal our politics since we are in somewhat unfamiliar territory. We just say we are travelers who need some food and a place to sleep. 在尼泊尔给陌生人提供食宿是农民的传统。即使他们非常贫穷，农民还是和别人分亨他们的东西。同志们有时会在欢迎并乐意给毛主义者提供食宿的人家找地方住。但这次情况不同，由于是在有些不太熟悉的地区，同志们决定不暴露我们的政治身份。我们只说我们的是旅行者，需要食物和睡觉的地方。 We knock on one door and two brothers let us into their small house. There is a fire going, and we huddle around it to get warm. The meal is simple--wheat porridge and dried vegetables--but I'm very hungry and the meal tastes very good. After we eat, our hosts give us a few blankets to spread out on the floor and we lie down to sleep. 我们敲一家的门，有弟兄两人让我们进了他们的小家。屋里生着火，我们挤在周围取暧。晚餐很简单，麦片和干菜——然而我非常饥饿，晚餐吃起来香多了。我们吃完后，主人给我们送来一些毯子捕在地板上，我们就躺下睡了。 We are back on the trail again by 5:15 a.m. and reach our destination by 9:30 a.m. When we first arrive, Rauchana, the squad member who was the first woman comrade to be my aide, comes out to greet us. I am very surprised and happy to see her. Then inside, there are more nice reunions. The Central Committee comrade in charge of this guerrilla zone, the District Committee Secretaries of Rolpa and Rukum, and other comrades whom I have met with over the last month have gathered here for a final evaluation meeting. 早上5点15分，我们又踏上小路，早上9点30分到达我们的目的地。当我们一到达，冉乔娜，第一个做我助手的女战士就走出来欢迎我们。看到她我又惊讶又高兴。然后到屋里，是更多愉快地团聚——负责这个游击区的中央委员、罗尔泊和鲁孔的地委书记、还有其它我上个月会见过的同志们都聚集在这儿等待着这最后的评估会（evaluation meeting）。 　 Some other party leaders have also come to be interviewed, including the District Committee Secretary of Jarjarkot--one of the districts here in the west where the People's War is very strong. I didn't have time to visit Jarjarkot, which is northeast of Rukum, so the DCS has traveled many hours to come tell me about the work in his district. He says: 还会见了一些党的其它领导人，包括贾贾科特（西部人民战争非常强大的地区之一）的地委书记。我没有时间访问贾贾科特，它位于鲁孔的东北，所以这个地委书记就走了好多小时的路前来向我进述该地区的工作。他说： "The main political contradiction in our district i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ruling party, the Nepali Congress (NC). And with the revisionist UML (Communist Party of Nepal, United Marxist-Leninist) becoming closer to the NC, things are also sharpening up with them. But supporters of NC are becoming attracted to the CPN (Maoist), and there are inner-party 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 NC, UML and RPP (the reactionary Rashtriya Prajatantra Party). “我们地区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人民和执政党——尼泊尔议会（NC）之间的矛盾。随着修正主义的UML（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主义）和NC越来越靠近，他们之间的问题就尖锐起来。但NC的支持者越来越被尼共（毛泽东主义）所吸引，在NC、UML和RPP（反动的Rashtriya Prajatantra 党）党内也有矛盾。 "There has been vicious oppression in Jarjarkot. The government claims 50 percent voted in the elections but in reality much of the votes were forced by the police--people were afraid. “贾贾科特地区存在着残酷着镇压。政府宣称在选举中有50%的投了票，而实际上大多人投票是被警察逼的——人们害怕呀。 "The main economic contradiction in our district is between big usurers/cheaters and the people. There are hardly any landlords in our district, and because of the People's War, many of the local reactionaries have left the villages or become inactive. But the government still uses these forces against the people. They live in district headquarters but sometimes return to cause trouble for the people. The government is also using new forces--police come into the village and try to force people to act as spies. The party has been able to stop some of these people through struggle or with threats. We take action against those who don't stop working for the enemy." “我们地区的主要经济矛盾是高利贷主/骗子和农民之间的。我们地区几乎没有地主，由于人民战争，当地的许多反动派或逃离了村庄，或停止反动活动。但政府依然依靠他们的力量镇压人民。他们居住在当地首府里，但有时就回来给人民制造麻烦。” The comrade tells me that in Jarjarkot, as in Solyan,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was not very strong before 1990. A lot of good work was done after 1990, and the party and mass organizations grew, leading up to 1996, when the People's War started. After the government responded with vicious repression, many people became afraid and stopped supporting the party. But the comrades were able to reverse this. One of the key things in turning the situation around was organizing the people to hit back at the enemy in a well-planned, effective and strong way. The comrade describes some of how this revolution/counter-revolution /more revolution dialectic has gone: 这位同志告诉我在贾贾科特，象在Solyan一样，1990年之前党的影响不是那么强大。很多优秀的工作都是1990年之后做的，党和群众组织成长起来，直到1996年（leading up to 1996）人民战争发动的时候。政府实行残酷的镇压后，许多人害怕起来，不再支持党了。但同志们有能力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扭转形势的关键就是组织人民有计划地、有效地、强有力地攻击敌人的后方。这位同志描述了革命/反革命/更大的革命三者是如何辩证地转化的： "In March 1998, there was an ambush by the people's army in district headquarters. One police was killed and three other police seriously injured. During Kilo Sera 2, in Ragda VDC the people's army did a mining ambush in which two police were killed and two were seriously injured. During an election, a squad attacked a NC propaganda team and killed one and injured two. In an ambush in Laha VDC, one police was killed and one was injured. There have been many other smaller actions by the people's army. Since the initiation 15 reactionaries --mainly spies--have been annihilated. “1998年3月，人民军队在省会（district headquarters）组织了一次伏击。一个警察被杀，其它三名警察受重伤。在第2次血洗行动期间，党在Ragda VDC进行了一次炸弹袭击，两名警察在这次袭击中身亡，两名受重伤。在选举期间，一个班攻击了尼泊尔议会（NC）的宣传队，打死1人，打伤2人。在Laha VDC的伏击中一名警察被杀，一名受伤。人民军队还采取其它许多较小的行动。从人民战争发动时起，有15名反动派——主要是暗探——被歼灭。 "There is feudalistic thinking among some people, and some people are related to or have ties to the Royal Palace and have influence on the masses. There is also some religious thinking and belief in spirits and gods and witches. This kind of thinking is stronger here than in Rukum and Rolpa, and this creates some political difficulties. Most people have some religious thinking, even if they don't support the government. People accept the economic concept of communism easier than the ideology of communism. And the reactionaries wage propaganda against Maoists, saying, `They don't believe in god, they destroy temples, etc.' Among the masses, there is some resistance to breaking feudal traditions, but gradually people are accepting new things. “一些人中还有封建思想，一些人和封建皇室有关系或有联系，并对人民群众产生着影响。还有对神灵、上帝和巫师的宗教思想和信仰。这些思想比鲁孔和罗尔泊地区更加强大，这造成了一些政治上的困难。大多数人都有一些宗教思想，即使他们并不支持政府。和共产主义的理论相比，人们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在经济上的概念。反动派们对毛主义者发起了宣传攻势，说：‘他们不信仰上帝，他们毁坏庙宇，等等’，人民群众中间，一些人对打破封建关系还有抵制，但渐渐地，人们接受了新事物。 "The method of attack by the police is to encircle and surprise. On one day police posts combine to attack a particular village, and then on another day they will do the same to another village. The government sees Jarjarkot as a doorway to the far western part of the country. This area is geographically favorable to the People's War and the police are burning the forests here as a way to attack the revolution. “警察的进攻办法是包围和突袭。在某一天，警所们联合起来对一个单独的村子发起进攻，在另一天他们会对另一个村子采取同样的行动。政府把贾贾科特地区看作是通往遥远的西部地区的门户。这一地区在地形上对人民战争有利，警察们就烧掉森林，以这种方式向革命发起进攻。 "The government repression has affected our ability to get shelter and our communications and this is a big problem. Some people who have been afraid of police repression have left and gone to India. If the police know about people who give Maoists shelter and food, they will arrest and/or kill them. The families of full-timers are constantly harassed by the police. The police capture food grains from the farms of full-timers.Police also confiscate the land of families and tell the people they will be killed if they farm on the land. Then the family has to either leave or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the party. Many times, the young people join the People's War while the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have to leave and live somewhere else. The party is helping some of these people. But it is hard to solve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f these type of people that need support. If we wage strong military actions and create a power vacuum, this problem will be solved with people's power in our hands." 政府的镇压使我们难以找到住处和进行联系，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些害怕警察镇压的人离开了，到了印度。如果警察得知谁向毛主义者提供了住处和食物，他们就会逮捕并（或）杀害他们。专职人员的家人不断地受到警察的骚扰。警察拿走了专职人员田地里的粮食。警察还没收专职人员家人的田地，警告人们说，如果他们在那块地里种庄稼就杀掉他们。家人要么背井离乡，要么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很多情况下，年轻人参加了人民战争，老人和孩子就必须离开到别的地方居住。党正在帮助这些人。但解决这个问题很困难，因为有越来越的人需要这种帮助。如果我们采取更强大的军事行动，制造出权力上的真空地带，人民政权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Lal Salaam to the West 向西部地区致以革命敬礼 Today is my last day in Rolpa, and I'm happy to spend my last days in the west with comrades who are leading the struggle here. 今天是我在罗尔泊的最后一天，在西部地区最后的日子里，和领导这儿斗争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感到很高兴。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are "illegal" here--to be caught by the police with them would almost certainly mean being arrested, if not shot on the spot. But someone has managed to smuggle some precious copies into this area, and many of the comrades have been sitting around, eagerly devouring and savoring each page. 革命报纸在这儿是“非法的”——被警察逮住携带它们，如果不被当场击毙，也几乎肯定意味着被捕。但还是有同志偷偷地把一些珍贵的报纸带进了这一地区，许多同志就围坐在一起、贪婪地、如饥似渴地阅读、品味着每一页。 　 Someone has also brought a small collection of xeroxes that people have been studying. There are readings from bourgeois military books (mainly from India, but also one from the U.S.). There are also several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cluding Han Suyin's Morning Deluge and William Hinton's Fanshen. And I am happy to see two books from the Maoist comrades in the United States--And Mao Makes Five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and articles from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Phony Communism is Dead...Long Live Real Communism" by RCP Chairman Bob Avakian. 有人还带了一小部分人们学习的复印资料。这里有资产阶级军事教材（主要来自印度，但还有一份来自美国）的读物，还有一些有关中国革命历史的书籍，包括韩素音的《早晨的洪流》（Morning Deluge）和威廉 韩丁的《翻身》（Fanshen）。我很高兴地看到两本美国毛主义同志们写的书：And Mao Makes Five（中国文化革命文献和论文集）[注1]和革命共产党主席Bob Avakian写的《假共产主义已经死去......真共产主义万岁》。 My time here in the west--the eye of this storm of People's War--has been quite an experience in so many ways. It has been a tremendous learning experience talking to so many people on the frontlines of the People's War here. I feel like I have not only learned a lot of basic facts about how the People's War is advancing--but I have also been able to get a real sense of the People's War--by traveling, living, and talking with the party comrades, the people's army and masses. And being in the west--the most sensitive area in terms of the enemy--has given me a taste of war conditions. 我在西部地区（人民战争这场暴风骤雨的核心地区）度过的这些日子，从许多方面来讲都是多么非同寻常的经历！在人民战争的前线和这么多人进行交谈，是无与伦比的学习经历。我感到我不仅了解到许多人民战争正在如何发展的基本事实，通过和党员同志们、人民军队和群众一起旅行、生活和交谈，我还能真切地领悟到人民战争。而且在西部地区——对敌人来说最敏感的地区——让我真正体验到了战争环境。 In our evaluation meeting, the comrades ask me what I have learned on this trip. I tell them how I have been particularly inspired by the role of the youth, women, and the oppressed nationalities. I talk about how the families of martyrs have given me a real sense of the strength and determination of the masses to win--even in the face of vicious repression. And I tell them that I have learned that this People's War is not only about destruction of the enemy and the old exploitative society--but also about revolutionary construction. I have seen how the People's War is developing the seeds of a new society; how the masses are breaking with feudal traditions and social relations and creating a new revolutionary economy and culture. 在我们的总结会上，同志们问我在这次旅行中学到了哪些东西。我告诉他们青年、妇女和被压迫民族发挥的重要作用尤其使我深受鼓舞。我谈到烈士们的家属是如何让我真切地感觉到人民群众必胜的力量和信心——即使是面对敌人残酷的镇压。我告诉他们我还认识到这场人民战争不仅是对敌人和旧的剥削社会的破坏，还是革命的建设。我看到人民战争是如何在播洒着新社会的种子，人民群众如何与封建传统和封建社会关系决裂，创造着崭新的革命经济和文化。 I also tell the comrades that I have been very impressed with how much they have advanced the milit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aging this People's War--in just a short period of only three years. They have gone from primitive "fighter groups" to squads, platoons and larger task forces. They have developed from small attacks to more developed military raids and ambushes. 我还告诉同志们，他们在仅仅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就如此地发展了人民战争的实践和军事理论，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从原始的“战斗组”发展为班、排和更大的军事组织。他们从小规模的进攻发展为更加先进的军事袭击和伏击。 We talk about how the situation is at a very critical point right now. The government is compelled to step up their efforts to crush the People's War, exactly because of all the advances and achievements by the revolution--especially the development of power vacuums in areas where the reactionaries have fled and the police are afraid to come in. The police posts are being centralized in many areas, which will mean that the People's War will be confronted with very large groups of police. So far, the national police have been the ones sent against the People's War, but there has been talk in the government about sending in the Nepali army. 我们谈到目前的形势正处于一个非常关健的时期。政府被迫竭尽全力粉碎这场人民战争正是由于革命所取得的进展和成就——尤其是权力真空地区的发展，反动派逃离了那些地区，警察也不敢入内。许多地区，警察哨所正在集中起来，这意味着人民战争将会面临更大规模的警察部队。到目前为止，国家警察是派遣来镇压人民战争的力量。但政府正在讨论派遣尼泊尔军队。 All this will require a leap in the military capacity of the people's army--in the size of military groups (from platoons to companies); in the level of military actions; and i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weapons. I think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there will be some major moves by the government against the People's War--and this will require a big leap in the capacity of the people's army as well as the whole party leadership, mass organizations, etc. This will also make it more urgent for there to be international awareness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building of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and protests against the reactionary moves against the People's War. 这一切都要求人民军队的军事能力有一个飞跃的发展——在军事编制的大小方面（由排到连）；在采取军事行动的水平方面；在武器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政府会对人民战争采取一些主要的行动，这要求除了党的领导、群众组织有一个大的飞跃之外，人民军队的能力也要有一个大的飞跃。这也使让国际社会了解情况、建立国际间的团结、抗议反动派镇压人民战争的行为等方面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 Before we leave this last village, the comrades gather outside for a final farewell. On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members here refers to my visit as a "historic first"--I am the first visitor from a fratern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o come and witness the People's War in Nepal first hand. All the comrades say my trip has inspired them, and they reiterate how important it is now for me to take what I have learned and make it known to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t. They have great hopes that I will tell the world about their struggle and help build international solidarity. 当我们离开这最后的一个村子时，同志们聚集在外面最后送别我们。这儿的一位中央委员称我的采访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我是第一位前来亲眼目睹尼泊尔人民战争的兄弟党成员。所有的同志都说我的旅行鼓舞了他们，他们重申我把了解到的情况传达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极为希望我把他们的斗争传达给世界以帮助建立国际上的团结。 We leave at noon and, a bit later, arrive at the village school where about 100 people have gathered. The local villagers heard that we were going to come through here on our way out and they want to greet me. The local party leader presents me with some farewell words and gifts. Then we shake hands with everyone--many have brought garlands of flowers to put around our necks. 中午时分，我们出发了，稍迟些时候到达了村子里学校，那儿聚集着大约100人。当地村民听说我将要路过那里特来欢迎我。当地党的领导向我表达了离别之意并赠送了礼物。然后我们和所有的人握手——许多人都拿着给我们戴的花环。 On our way out of the Rolpa/Solyan districts, the comrades proudly point to a tall, pointed mountain peak, not too far away. It is where the government's Jimpe Communications Tower used to be--before the people's army raided it, injuring two police and seizing a number of rifles and ammunition. As the sun begins its descent over this scene, I note this as a fitting image for my exit and mark the sight, sound and feel of this moment in my memory. 在我们离开罗尔泊/Solyan地区的路上，同志们自豪地指着不远处的一座高高的、尖尖的山顶。那儿过去是政府的Jimpe通讯塔，后来人民军队袭击了它，打伤两名警察，夺取了许多枪枝弹药。当这幕风景中的太阳开始西下时，我注意到这是一幅多么合适的为我送别的画卷，那一刻的所见、所听、所感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Leaving the west is such an intense parting. I have grown so close to the comrades here. I have gone up and down so many mountains with them, sat down together for so many meals, shared sleeping space on clay floors, so graciously given to us by peasants, talked, laughed and discussed, late, into so many nights. When we say our final "lal salaams" I feel sad to be leaving these comrades. But they have strengthened me in so many ways. And I feel excited in my determination to tell the world about how the comrades here are shining a bright light on the road forward for the masse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离开西部地区是多么难舍的分别呀。我和这儿的同志已变得那么的亲近。我和他们一起爬上爬下，翻越了那么多的高山，坐在一起吃了那么多么次的饭，睡在慷慨的村民为我们提供的泥土地板上、交谈、欢笑、讨论，度过了那么多深夜。当我们最后互致“革命敬礼”时，我为离开这些同志们感到难过。但他们用那么多的方法给我鼓劲。我决定告诉全世界这儿的人们是如何照亮了世界人民前进的道路，并为之感到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