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强

　　刘吉先生的名字是与学术研究联系在一起的，他的某些敦促改革开放的作品或演讲，如《政企分开、政企分开、政企分开》、《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判断》，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引起过较大的反响和讨论。所以印象中，刘吉先生是一位社科学者。
　　采访之前，做功课时，才较为详细地了解了刘吉先生的简历：193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祖籍怀宁县凉亭乡戴店）；195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中共党员，历任七届、八届、九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刘吉先生是理工科出身，但他的人生舞台不在科学技术领域，甚至也不主要在学术领域；他当过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执行院长。
　　从简历看，刘吉先生应该是一位官员。
　　初次见面，刘吉先生给人的印象与他的履历有很大差距——健谈、思维敏捷，一点儿也不像一位70岁的老者；也不像一位副部级的高干。弄清了我的采访意图，他马上表态，“我会如实地回答你的任何问题！”然后，他默默地、专注地注视着、听着，让人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轮到他说话时，真诚而又充满激情。说到激动处，还会站起来，用形体动作强调自己的观点、思想。这些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修养和激情。
　　但刘吉先生当然是官员，而且是一些重要岗位上的官员。1989年，刘吉先生以正厅级的级别出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亲身经历了某些历史性事件的全部过程；1991年，刘吉先生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1992年对中国经济改革来说，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年头，进还是退？左还是右？都面临着千载一时的选择。作为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亚太地区占有重要地位的上海市的一位主管经济体制改革的政府官员，刘吉无疑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正是这一年，刘吉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思考和呼吁逐渐被更多的中国人所熟知，并开始在学术界、政界、企业界有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1993年，刘吉调到了北京，出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这是一个以学术研究为主的部门，但刘吉先生没有为学术而学术，尽管他也著书立说，也当博导，但他的主要精力仍然放在对中国改革的思考上，并且将自己的思考以各种形式传递到中南海，作为领导人政治经济决策的依据或参考。海外媒体曾经因此称刘吉先生为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囊。当国内的记者问及此事时，刘吉先生总是断然地回答：“千万不要这么说！海外报刊不了解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没有什么智囊之说，我不过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而已。”
　　对，一名知识分子，以知识报国。此话是刘吉先生2002年在两会期间，对记者所说，但早在他进入大学之前，这句话就已经伴随着他成长了。他的一生，始终遵循着这句被中国知识分子尊为最高境界的话语——以知识报国!

　　那真是一个纯真的时代
　　刘吉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安徽大学，母亲是师范生，后来当了小学教师；但祖父对刘吉的影响也很大。
　　刘吉的祖父雇农出身，当过小学工友和保定军官学校教官的勤务兵。后来凭着自学、也凭借着他为之服务的军校教官的帮助，从一个勤务兵变成了这所著名军官学校的毕业生。祖父在国民党军队里的最高官职是旅长，但他没有参加过内战，而且有幸在川军刘伯承部下当过营长。大军渡江时，据说刘伯承经安庆时留下一句话：“安庆有我老友一人，如此人没有罪恶，可给予照顾。”他的祖父因此躲过改朝换代的冲击，当了乡村小学校长。
　　当然，对刘吉人生影响更大的是当小学教师的母亲。父亲虽然受过高等教育，但几乎是一个一事无成的纨绔子弟。在刘吉童年到少年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父亲都在外面奔波，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后，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刘吉是跟着母亲长大的。战乱岁月，母亲领着刘吉弟兄三人在皖西的怀宁、六安、霍山、太湖等县的中小学教书，一年半载换一个学校，生活和求学都相当艰难。他小小年纪就跟着母亲走上讲台，所以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尤其是对历史、地理等人文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
　　刘吉至今还保留了对历史的敬意，他对现在的理工班不学历史、大学入学考试不考历史地理很有意见。说到此，他激动起来：“天天喊爱国主义教育，可是不学历史、不考历史，不知道历史怎么爱国？不知道中国地理怎么爱国？！”
　　但刘吉没有学历史，甚至没有选择人文、社科专业。刘吉说，“工业化浪潮把我冲进了北京清华园”。那时，年轻的共和国刚刚开始了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了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刘吉要学理科，要站在建设的第一线；那时，祖国需要什么就学什么。
　　从1953年进入清华，刘吉经历了最为激动人心的几年。刘吉说，那时的大学，绝没有混文凭的事；除了周六看一场露天电影，没有休息的；所有的时间全都是在学习上……
　　没有闲暇、没有享乐，只有一个目标：“做又红又专的红色工程师！”
　　说到这儿，刘吉用了一个流行语来形容他的大学生活，“那真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

　　共和国倒霉的时候我倒霉
　　说到自己的成长，刘吉先生说他的一生与共和国共命运，“共和国好的时候我好，共和国倒霉的时候我倒霉”。
　　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个纯真而又充满理想的年代并没有伴随着那一代人的成长而延续下去。
　　1957年，反右开始了。
　　当时的刘吉与大多数学生一样，并不理解“右派”的真正含义，只知道在西方的议会中“右派”议员是坐在右边的。总之，在运动初期，他们并没有掂量出这两个字的分量，更没有想到这两个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性影响。于是，同学们踊跃鸣放，设立自由论坛，相互辩论：有人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不对的，有人认为党内是纯洁的；当然也有相反的意见。那时，刘吉已经是中共党员，而且担任着团支部书记，所以很真诚地接受家庭问题，与官僚家庭出身决裂。他积极地参加运动，按党的要求与右派辩论。因为，在当时，“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是往前冲的”。
　　也许正因为刘吉担任着团支部书记，也更听党的话，所以刘吉在运动中基本上是“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从而使他平安地度过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
　　然而，尽管他自己平安无事地躲过了这场劫难，尽管许多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并不是刘吉决定的（他也没有权力决定！），但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刘吉见到这些同学，都会向他们深深地三鞠躬。他对这些同学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党员，决定谁是右派的事我根本不知道，但我毕竟参与了，我向你表示歉意。”对那些没能见面的同学，刘吉也会打电话表示歉意。
　　刘吉是1958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从1958年开始，刘吉的简历是这样写的：“1958-1978，机电工业部上海内燃机研究所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研究室主任等职……”
　　几乎只有一句话。
　　一句话就囊括了整整二十年的漫长岁月。23岁至43岁，这本是一个男人何等珍贵的20年啊！但对刘吉、对全体中国人来说，这是凝固了的二十年；甚至，是倒行逆施的二十年！
　　刘伯承的手谕并没能保住刘吉家族的平安。按50年代后期出台的“清查历史反革命”的“公安十条”，单单是有一个国民党军官的祖父、和一个国民党时县长秘书的父亲，刘吉就理所当然地被划入阶级异己分子的阵营。于是，每次政治运动，刘吉都是重点对象，要么批判，要么检查。
　　但真正的悲剧是在1966年开始的。
　　文革初期，刘吉因为家庭出身而在大字报、大批判中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技术权威”，“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正什么罪名都有。后来，因为开会时在报纸上乱画，不小心画到了林彪像上。于是被说成丑化林彪、丑化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副统帅，一下子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再后来，刘吉给一个同学的私人信件被抄了出来，问题升级了，刘吉成为“现行反革命小集团首恶分子”。整个单位的运动重点，大小会批斗两个月，并三次上报公检法要求批捕他。后来仅仅是因为上报批捕的人太多，公检法抓不过来，才没有逮捕，就在本单位以“现行反革命”的身份关“牛棚”、“监督劳动”……
　　这个“现行反革命”称谓，这种“反革命”生涯，跟随了刘吉整整八年！
　　1978年是改革开放的发端之年，刘吉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把这一年称之为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年仅14岁的刘吉只是通过对中国社会苦难的朦朦胧胧感受，才拥护那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一次，1978年，刘吉有过8年对那段亟待改革的中国政治经济现实刻骨铭心的感受，有过8年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变革的冷静思考，所以他对1978年充满了感激之情，对改革开放充满了同样刻骨铭心的期盼。

　　刘吉提出了“科业革命”理论
　　苦难也好，幸运也好，至少在1978年之前，刘吉重大的人生经历并没有多少独特之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数出身不好的中国人都有过相似的经历；那些让他们从中感受到的巨大喜悦、或巨大灾难，几乎都是雷同的——理想和激情，失落和绝望；还有牛鬼蛇神般的生活，以及在极度疲乏的重体力劳动之后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阅读和思考……
　　作为一位知识分子，刘吉的独特之处在于，1978年之后，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迅速地回到了自己的专业领域——理工科知识分子为了让中国尽早地走出贫穷落后，而将“科技兴国”四个字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人文知识分子则为了能让中国尽早地从精神荒漠中走出来，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思考、人文补课等大文化运动。而刘吉，这位有着深厚人文知识修养的科技知识分子，却在两者之间开拓了另一条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彻底平反后的刘吉，开始了科学学的研究。刘吉深深懂得，要发展科学技术，就要将科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可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刘吉是中国科学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提出“后工业时代”应该强调知识经济，强调科学发明能迅速地推动生产力；他提出，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之后，历史将进入“科业革命”的时代；“科学研究业将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他的产品是知识和信息，而生产这个未来社会‘战略资源’的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将是未来新社会的创造者”……
　　他的研究受到了当时的上海市长汪道涵和市委组织部长周克的重视。上海因此成立了“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并任命刘吉为研究员、副所长。刘吉将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成果以“绿头文件”（以区别和突出于那许多数不胜数的红头文件）的形式上报给中央。这个独出心裁的发文方式果然引起了领导人的注意，据传，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的办公桌上，最多的时候有过刘吉他们研究所的七份文件。
　　然而，尽管刘吉对科学学的研究受到了领导人的关注，但上面批示了也就完了，各级领导并不采纳，所以不能在现实的决策中起到作用。刘吉因此说，“领导是一门科学，如果领导人本身不科学化、领导的体制不科学化，即使知识分子、科学家贡献出再多、再好的意见，也不过只是给人看的，不可能化为政策！”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吉转而开创了一门“领导科学”。
　　刘吉是中国领导科学的开创者，他与夏禹龙等人合著的《科学学基础》、《领导科学基础》、《现代智囊团》、《现代化与中国》等著作十多部，以及独立撰写论文《现代科学管理基本原理》、《论现代领导艺术》、《论经济发展的S规律》等50多篇论文。在领导层有了相当的影响，以致当时市委领导找刘吉谈话，说你写领导科学、研究领导科学，你自己去当当领导看看。
　　谈话的结果是，刘吉从领导科学的研究转到领导科学的实践——他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专职副主席当起，一直到非常重要的领导职务——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在领导岗位上，刘吉努力落实“决策民主化”、“领导科学化”。在上海市委宣传部任职期间，刘吉开创并主持了“双月理论座谈会”，即每两个月一次，邀请上海各界著名知识分子就改革开放，以及经济、法制、文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出现的问题与市委主要领导对话、讨论，出谋划策。不同思想观点的知识分子都会被请来，都有机会在“双月会”上畅所欲言，向市委领导陈述自己的不同观点。
　　刘吉讲，当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同志，总是默默地倾听、记录，并且不断地向大家提问题；他喜欢听各种不同意见；有时，问题没有谈透，江泽民同志还要求第二天继续讨论，听大家的意见。
　　刘吉重视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他认为广开言路、对现实问题的充分讨论，以及允许不同观点的争论是民主化的第一步。刘吉还是建设党内民主的呼吁者。他说，首先是“共产党先民主了，才能带动社会民主”，他反对一下子自下而上的民主，认为会天下大乱。对此，他语出惊人：“自上而下是改革，自下而上是造反！”

　　在历史的风口浪尖
　　这些领导岗位，既给了刘吉“领导科学”研究的实践机会，也给予他诸多领导科学观念的考验和挑战。
　　1989年的到来，使这种考验来得更加深刻了……
　　刘吉是1988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的副部长的；那是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活跃的年代；在这个时候出任如此重要的宣传部副部长，刘吉所担当的重担可想而知。
　　那是1989年5月的一个夜晚，半夜的电话声将刘吉叫醒，并且马上被已经等候在楼下的专车直接送到了市委。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早已在那儿了。市委书记江泽民向刘吉宣布了市委的决定：任命刘吉为《世界经济导报》整顿小组组长。
　　《世界经济导报》出问题了：前不久，该报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悼念胡耀邦同志座谈会”。会上，有两人对改革开放的某些政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当《世界经济导报》准备编发座谈纪要时，上级主管部门要求编辑部将这篇三万字的座谈纪要中有关部分删掉。据刘吉了解，这被要求删掉的部分，总共500多字。但总编钦本立拒绝删掉，并且将这一期发行了。
　　按说，刘吉并不是主管新闻的副部长，《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不归他管。但因为经常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文章，他与编辑部的人很熟；另一个原因是，那几年，刘吉在一些文章、讲话中一直大胆地宣传和敦促改革，因此市委认为他“改革开放的形象比较好”。正因为如此，刘吉被任命为《世界经济导报》整顿小组组长，受到一些“左”派和老同志的质疑，说是“怎么派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去整顿？这是要包庇《世界经济导报》嘛！”
　　于是，刘吉临危受命，去到了《世界经济导报》。
　　毕竟是老朋友，毕竟有着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刘吉与编辑的对话宽松但又很难建立起“整顿组长”的权威。一些人指着刘吉说，“刘吉，你过去是我们的朋友，现在你当了官了，脸上抹了白粉，是一个小丑！”
　　当时，刘吉、甚至市委一些领导的愿望还是希望将经济导报保留下来，因为《导报》能在上海出版，本身就表明上海的改革环境的宽松。
　　刘吉对编辑部的同志说，“作为学者、作为报人，讲目标是可以的，但不能要求政治家马上就照着去做！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家怎么操作，要比我们聪明。”
　　辩论归辩论，市委交给自己的任务还是要完成。刘吉代表市委采取了以下措施：总编钦本立停职，《导报》继续出版，编辑部原班人马不变；但有几点：第一、不要介入学生运动。你是世界经济导报，你谈经济改革开放都可以，不要变成政治导报；第二、不要跟外国联系。很多外国记者老是采访，外面很复杂，将会使问题复杂化。
　　就这么两条限制，其他一切照旧。之后又出了两期，当然要由刘吉终审，最后他签了字才能开印。这是市委定下的原则。
　　出了两期后，刘吉和编辑部的压力都很大。第三期以后，他们自己决定不出了，说是“要出就按着我们原来的面貌出”。《世界经济导报》自动停刊了。
　　之后，上面一直催促上海市委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作为整顿小组组长的刘吉提出两条意见：一，先把事实搞清楚，要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事实；二，请上面先处理，上面处理的标准出来，我们参照处理；同时，我们的处理要比上面的处理低一些。
　　后来，除了对总编钦本立留党查看两年的处分外，其他的人一个都没有处理，都是自我教育。按刘吉当时的意见是不停刊，改革编辑部就是了，因为这个报纸对推进改革开放起了作用。只是最后一年有了问题，从经济导报变成了政治导报。他说，应该继续出，中国需要这么一份改革开放的报纸。
　　这个意见没有被上面接受；当时，在上海市委常委讨论时，也有分歧。虽然首先提出复刊的是刘吉，但他只能给北京起草了如下报告：“根据……指示，停止世界经济导报的复刊。经研究，同意这个决定……”
　　报告递上去后，《世界经济导报》的刊号被取消了。
　　说到这段历史，刘吉说，自己当时的压力很大，因为“‘左派’说我包庇导报，自由派说我镇压导报”。

　　跟着改革开放走
　　左右都不讨好的处境几乎贯穿了刘吉的全部改革研究，用刘吉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我一直处在‘左’，右夹击之中”。“‘左’派说我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但同时我又被自由派说成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讲到这里，刘吉坦然一笑：“‘左’说我右，右说我左，我想我基本正确。”
　　但刘吉不管这些来自左右的干扰，他说，“我的研究都是跟着改革开放走的，改革开放遇到什么问题，我研究什么问题。”
　　刘吉是为改革而思考、而研究、而写作的；甚至可以说，他的后半生是为改革而活着。他坚决抵制一切反对改革的言行，尤其是来自“左”的对改革开放的干扰。近年来，刘吉对改革道路上的任何退缩和怀疑，都会发出十分激进的批评，这使他近年来更多地受到了来自“左”的质疑和批评。但刘吉毫不动摇，仍然坚持回头路不能走！他甚至忧心地说，“改革不成，革命必然发生！”
　　他承认，即使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社会仍然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有的问题还相当严峻，如腐败等，但这些都不能作为停止改革开放的理由。刘吉说：“不是说分配没有问题，也不是觉得国有资产的流失不是大问题，但是我有两个前提，一、决不能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改革开放错了，回头路不能走，这是我们与‘左’的区别；第二条，在整个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中，仍然如小平同志所说，“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所以我不参加他们渲染问题的大合唱！”
　　刘吉是一位充满理想和激情的人，一个与时俱进的人；正因为此，刘吉说自己特别喜欢和年轻人交朋友。但他毕竟年近七十，已经开始审视自己的一生，他说：“回顾一生，做过多少错事，吃过多少亏，经历多少磨难，但自问一直是为了崇高理想而努力着，无怨无悔，活得值得。”
　　刘吉说，自己今生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读书，认真写几本书；但他会铭记住这样两句话：“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