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私有制？私有制何以必需？
黄焕金
传统意识形态对私有制的敌视简直如临大敌，但是，到底什么是私有制，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论述清楚。它只是认为，资本家用以剥削雇佣劳动的资本即是私有资本，也正因为这是私有资本，才导致了这种剥削，因此消灭私有制就成为传统意识形态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诉求。
在此试图对私有制进行另一种定义：私有制就是指人们对自己创造的物品拥有所有权。比如农民对他们自己创造的农产品具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体现为对相关物品的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租借投资权、交换其它物品权等等。
从这个定义来看，私有制至少有两个重要作用：一个是激励作用，即激励人们创造社会财富。由于人们对自己创造的财富拥有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受到切实保护，这样必定对人们创造财富的行为产生根本性的激励作用，从而使社会财富迅速增多。财富虽然是私人创造的并且属于私人的，虽然是这种私有制下的财富，但它却同时是“社会财富”，是社会公众通过一定的补偿机制可以享受到的财富。因此，把财富的私有制性质与其社会性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我们看到，1978年后只有短短三年时间，中国就通过具有私有制性质的“包产到户”解决了几千年来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与“公社化”时代的“公有制”相比，更是鲜明对照，当然，与封建地主时代相比，也是鲜明对照，封建地主由于占有过多土地产品而侵占了农民的私有权，因此削弱了农业生产力。公社时代不讲私有制，农民不能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所有权，因此农民劳动的积极性丧失，直接导致中国陷于饥荒。可见，这种私有制是多么重要，而当社会陷于教条式公有制时，又是多么迷误。实际上私有制与公有制并不对立，因为个人富裕了，用于公共的资源就必定更多，至于这种更多的公共资源是否属于公有制，那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因此，不要总是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创造公有制，那是非常错误的。私有物品同时就是社会财富，通过一定的交换补偿机制，私有财富就可以变成社会财富。因此，社会财富与私有财富是成正比增长的。
土地的所有制是比较特殊的情况，因为原始土地是天然生成的，因此它没有私有制可言，谁也不能创造原始土地，因此谁也不是原始土地的私有者。但是，在原始土地上面加工投入所添加的土地使用价值，则可以是私有的，但这种私有仍然是不完全的，因为它是建立在原始土地上面的增添部分。因此，某个人通过强力霸占一块土地后，便向使用这块土地的人收租索利，是不符合私有制精神的不合理行为。
私有制的另外一个作用是防止个人和国家公共财产受到侵犯。因为当一件物品被社会制度确认是属于某个人、某个团体或者是国家时，任何其他个人、团体或者国家就无权无偿侵占这些具有明确归属权的物品了。因此，与传统意识形态的“私有制是侵犯别人或者全民财富”的观念相反，私有制恰恰是防止这种侵犯的道德与法律基础。私有制确定：一个人拥有他自己创造的物品，但不能占有别人创造的物品（除非他通过平等交换获得别人的物品），在这里，前者已经包含了对后者的否定意义。中国制订物权法，其意义也在于这种私有制确定与认可。
马克思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认为私人资本家剥削了工人的劳动所得，因此他主张通过公有制运动而消灭这种私人资本家的所有权，以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仔细想来，马克思的这个思想也无非就是私有制的体现，因为他认为工人应该拥有他们自己创造的产品的所有权，但这种所有权被资本家侵占了。在这里，公有制的实质只不过是剥夺私人资本家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权而已，它的目的，是恢复工人劳动者对这些产品的占有权，而这种占有权体现为产品创造者对产品的占有权，因此体现了私有制度。实际上，马克思反对笼统的“全民所有”，因为他认为这种所有权的笼统性有可能对劳动者构成侵犯，使“全民”中的那些不劳动者“搭便车”。
不过，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是否正确，即工人是否是剩余产品的完全创造者，那是一个仍然需要继续探讨的世纪难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资本家投资开办企业，当然并不仅仅应该获得投资成本的补偿（马克思在进行剩余价值计算时包含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则认为，资本家根本不应该开办任何企业，根本不应该开办任何企业来剥削劳动者阶级，所有企业都要由国家来开办，国家开办企业的目的是实现“公有制”，即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占有，是为了“劳资合一”。最低限度，要通过国家开办企业来吸收国家全部人口的就业，这是公有制的最低要求。不过，现实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国退民进”，纯粹的“一大二公”不仅在中国行不通，而且在中国以外的全部前社会主义国家都行不通。这说明什么？说明“资本家根本不应该开办任何企业”的策略根本行不通。前面说了，不要把公有制与私有制对立起来，因为公共资源要依靠个人创造的私有资源的丰富而丰富起来。每个人积极努力地创造属于他自己的财富，同时也创造着相应的社会财富，从而供全社会，供国家利用。这是实际的现实已经告诉我们的基本道理。众所周知，马克思曾说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每个人的这种自由发展，当然必须以财产权的合理占有为前提与基础，因此不能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成：个人财产权交给国家或者某些人管理，自己去享受“自由发展”。事实证明，这种脱离个人财产权的“自由发展”是不可能的。因此，过去那种个人一切生活都由国家强制安排与代理的国家主义生活方式，当然不可能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