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管理、经济学以及财务会计领域的学者们已经为企业管理层实施社会责任行为提供了大量的解释，主要侧重于利益相关者视角（Donaldson and Preston，1995；Freeman，1984），探究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对财务绩效和其他绩效的作用效果。随后，学者们开始关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因素，试图从外部动因（利益相关者的重要程度、利益相关者的激进程度、投资者的施压程度等）和内部动因（高管的激励机制、管理层的道德承诺、CEO的政治意识形态等）两方面展开讨论。目前，这些动因研究仍然主要关注于外部规范价值观（external normative value）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即研究某一特定的利益相关者群体或者制度环境的影响，反映企业政策与特定利益相关者价值偏好的结合。相对而言，从组织或者个体层面的内部价值观（internal values）出发，即针对企业高管的伦理道德特征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等开展的研究较少，而细化至决策者心理特质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影响的研究更为稀少。那么，究竟决策者的心理特质能否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角度呢？

由Oleg V. Petrenko，Federico Aime，Jason Ridge和Aaron Hill于2016年2月发表在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杂志第37卷第2期的文章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CEO narcissism? CSR motiv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则从CEO自恋特质这一角度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的动机进行了探讨。根据高层梯队理论（upper echelons perspective），本文认为CEO特质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自恋（narcissism）这一特质，主要表现为注重自我形象、持续寻求外界的关注和积极的自我观念的加强、尽力避免负面消息引致的批评。进一步地，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实现公司及CEO自我宣传的效果，引发媒体关注和积极的社会评价，从而成为自恋型CEO的一种自恋供给（narcissistic supply）途径。因此，本文认为，CEO自恋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呈正相关关系（假设1）。由于自恋型特质更倾向于自我展示和宣传并热衷于获取关注和赞扬，则自恋型CEO会持续开展较明显的社会责任行为（本文采用的是企业捐赠行为）来不断获取社会关注（本文采用的是媒体关注），于是本文认为在上一期与当期企业捐赠获取的媒体关注的关系中，CEO自恋发挥了正向的调节作用（假设2）。至此，若履行社会责任是CEO自恋特质所致，则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应该就不像传统文献印证得那么强了，在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的关系中，CEO自恋将发挥负向的调节作用（假设3）。

本文的财务数据和企业数据来自COMPUSTAT数据库，剔除特殊管制的金融、保险和公共事业行业样本及缺失值，样本涵盖1997-2012年S&P 500共911-1051个CEO-year变动样本。本文应用广义估计方程（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以控制内生性问题。被解释变量包含企业社会责任（CSR）、企业捐赠获取的媒体关注（CPMP）和企业财务绩效（Performance），其中企业社会责任变量通过广泛应用的KLD评级得分衡量，企业捐赠获取的媒体关注变量通过Factiva数据库中搜集的媒体因企业捐赠而赞扬CEO的报道次数衡量，企业财务绩效则使用ROA衡量，并在后续分析使用Tobin’s Q和市场增加值（Market Value Added，MVA）作为稳健性替代指标。解释变量是CEO自恋（NPI），用社会心理学领域较为普遍使用的自恋型人格评分（Narcissist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加以衡量（Raskin and Terry，1988；Raskin et al.，1991；Rhodewalt and Morf，1995；Chatterjee and Hambrick，2007，2011）。该评分通过一种新型的视频调查（video survey）方法获取，对每位样本CEO从七个维度（authority，superiority，exhibitionism，entitlement，vanity，exploitativeness and self-sufficiency）进行评分，样本均值为4.41。此外，全文还在模型中使用了CEO层面（年龄、任期、两职兼任情况、持股比例、短期和长期薪酬、政治意识形态）、企业层面（资产负债率、上期ROA、企业规模、上期CSR评分）、以及行业层面三类控制变量。实证结果发现，CEO自恋与CSR得分及细分的CSR优势得分（strengths）显著正相关，与CSR关切得分（concerns）显著负相关。另外，CEO自恋与企业捐赠获取的积极媒体关注显著正相关，其与滞后一期的积极媒体关注变量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在检验CSR与财务绩效的调节作用模型中，CEO自恋与CSR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进一步地，与CSR优势得分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与CSR关切得分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从而全文的三个假设均得到验证。

本文的分析视角进一步补充了高管特质与组织决策制定、企业社会责任领域的研究。具体而言，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1.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研究增添了“CEO自恋”这一独特视角；2.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视为一种代理结果，即组织在位者实现心理特质需求的结果，这为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3.为高层梯队理论研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相似的战略决策或投资决策未必具有相似的意义，不同的主观动机不仅会改变战略决策，这些决策引致的经济后果也有可能发生变化；4.应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视频调查方法获取CEO自恋特质数据，研究者可以直接观察样本CEO的特质表现，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发放调查问卷获取数据的信度问题。

本文最大的亮点在于CEO自恋特质的衡量方法，可见，在有关高管特质的研究中，跨学科视角研究特别是结合心理学研究方法会增加新颖性和说服力。此外，广义估计方程的应用也为克服内生性问题提供了较好的路径。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部分，除高层梯队理论之外再无其他理论支撑，推演逻辑的支撑文献较旧，推理虽有趣味性但稍显直白。特别是CEO自恋特质与绩效假设的分析，并未将CEO自我实现与组织绩效实现的冲突关系描述清楚。当然，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这一经典的complex nature而言，每多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机制的理解也会深刻一分。

Petrenko O V, Aime F, Ridge J, et 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r CEO narcissism? CSR motiv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2): 262-279.

苏朦，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会计学博士生，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管理会计、企业环境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