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经济持续发展新常态结构性改革

    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依旧明显，经济结构转型之路任重道远，推进结构性改革，寻求稳定经济增长和优化经济结构之间的平衡点，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仍将是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

    受到国内外条件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在今年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大了我们改革的难度。

    一是短期内全球经济仍将维持疲软态势。

    截至目前，全球经济发展低迷、物价下行的基本趋势仍未改变。发达经济体稳步复苏，但基础不牢，政策敏感程度较高，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俄罗斯、巴西等国家陷入衰退。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新兴市场国家汇率普遍深度贬值，股票市场大幅振荡，一些国家的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全球大宗商品多次持续大跌，包括农产品、能源、工业金属在内的商品价格低迷反映了供需面疲弱。2016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和美元升值进程加快，全球经济形势将面临更多考验。

    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效率较低，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将更加错综复杂。

2016年，我国经济发展仍将处于阶段更替、结构转换、模式重建、风险释放的关键时期，劳动力不足引发的“刘易斯拐点”现象、投资需求严重不足、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问题或将使经济运行呈现低增长、低通胀、高杠杆的局势。此外，连续45个月的PPI指数持续下降，显示工业制造业领域压力较大。

    三是中国资本账户将逐步实现完全开放，资本流动加剧。

加入SDR货币篮子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成果，其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入篮之后意味着中国央行要逐步放开对人民币汇率的管制，让其市场化波动。短期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美元走强的情况下，大量的国内外游资将会加速离开中国，稍有不慎则会出现金融动荡，给央行货币政策的选择带来极大的难度。

    四是中国财政收入增速趋缓，积极的财政政策空间和效果有限。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发展，以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拉动中国经济的方式在国内投资基数巨大的现况下，对经济促进作用减弱。加之，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财政收入增速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优质投资项目的匮乏，财政收入增速的减缓，这都限制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和效果，给我国以财政政策作为扩大内需的手段带来严峻的挑战。

    五是全球经济联动性增强，防范金融风险挑战加大。

2015年以来，美元走强降低了世界对未来大宗商品价格的预期，新兴市场的经济发展放缓降低了大宗商品需求，在经历价格大幅下跌后，低迷的大宗商品市场态势引发了多国经济衰退。这些都说明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形势下，中国经济受到的外部影响加

大，政策的有效性或面临更多不确定因素。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要更加注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稳定经济增长，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业横跨供给、需求两侧，既可以为当前市场需求引入资金流，又可以为未来供给提供土壤，是政府进行市场结构调整时的重要工具。因此，抓住金融结构改革，就相当于同时抓住了供给和需求两端。

    中国经济目前产业去库存问题还未解决，工业领域融资需求不明显，而一旦经济回暖，在金融体系缺乏效率、资源配置不合理的情况下，融资就可能成为工业发展的瓶颈。

    互联网金融给现代金融业发展带来新理念，服务到传统金融机构鞭长莫及的一些领域。因此政策决策层需仔细拿捏对机构的监管力度。市场对经济的预期过热，我国投资者在认识方面存在不足，政府在鼓励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同时，应更多关注市场开放、公平竞争方面，而不应该为了发展而“揠苗助长”，忽视市场规则，留下风险隐患。

    金融创新、混业经营的发展以及直接融资活动的日趋活跃，不仅催生出互联网金融、金融控股公司等新业态，也对资本巿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承受能力带来巨大挑战，加强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当前尤为重要。微观审慎监管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基础，在加强宏观审慎监管的同时，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制度。在现有的分业监管的基础上建立一套权威的、统一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高效地解决目前各监管部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政策之间相互冲突的问题。以立法的形式落实金融监管协调和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是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做出正确决策的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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